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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說小引 《中庸》開章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性也者，人各有異，性即理，合天理者合“道”也，道心在焉。承繼先秦思想家關于性之“善惡有無”的種種思想，宋明理學家將性分為“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在張載的思想中，性是天地以及吾人存在的本源。“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我有之得私也。”（《正蒙?誠明篇》） 近人牟宗三先生認為在儒家思想中，“氣質之性”有所偏，其發之于外，而“天命之性”中正平和、至誠無息，其含于吾人之內，故“天命之性”必通過糾“氣質之性”之偏而顯之于外，其最高境界是“天命之性”流貫于吾人生命行為中，二者融合無間。 這一由“不自知”到“自省自覺”的過程比較漫長。在通“性”的前提下才有了孟子的：“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南宋朱熹強調“性即理”，指出“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答陳器之》，《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發展至文成公王陽明先生“龍場悟道”于幽邃長夜中大呼“吾性自足”之圣嘆，原來一切問題都可以內在解決。遂有：“心即性，性即理。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夫心之體即是天理也。”這一“天理”對吾人心體而言即是靈昭不昧、周流不息、剛健明覺的中正之仁。繼而陽明先生發明了“良知說”：“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傳習錄》)他以“默坐澄心”的修行方式體會于“未發之中”，這一“未發之中”便是吾人心體之至善，是吾人心體中極其純正祥和、清明自覺的浩大力量。近人熊十力先生在《體用論》中言：“古言性者，猶云生命。吾據大易以乾為生命，即生命與心靈為一，是生生不息的一大勢力。性即是吾人與天地萬物共有的生命。吾心之仁即此生命之發現。”……于是乎，在過往先賢圣哲窮經皓首地詰問中，對“心”“性”“理”以及“氣”進行著旁支的延伸。縱觀也只有陽明先生“心學”提出的“萬物一體”“知行合一”堪能擔“發明本心，當下受用”之旨。陽明先生一直強調“致良知”須在事上持久磨礪，而“藝術”之事是再好不過的注腳。 （二）“心學”之功 “藝術”對于國人遵循“中和”屬性，“中”為體，“和”為用。《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里蘊含了中國人血脈流動的“寫意”氣質。而在我們的文化視界里，一個“寫”字，義理無窮，“寫”同“瀉”同“點”同“劃”同“畫”等等相關聯，充分展現“宇宙仁心”“良知元機”的“無先無后”“無緩無急”，打破時空局限，進入永恒。由此，“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的太極周易之理便盡在石濤所主張的“一畫”之性里了。 哲學是時代的文化靈魂，反映時代人文的內在脈搏，并指導著文藝家的創作方向。具體而微梳理脈源，在中國畫領域，自南宋的梁楷、法常、玉澗到元四家，再至明代徐渭、陳洪綬漸次開啟弘揚著吾國吾民“抒意暢神”的性格特質。以至于清代的石濤、八大、揚州八怪、吳昌碩，再至近現代以來的齊白石、潘天壽等樹立了幾座高峰。先賢圣哲們以淳淳心性順應萬物，循《易經》“無往不復，天地際也”“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先做得了干干凈凈的“真人”。故而一個個神清氣暢，精明自覺，“筆墨”在他們手中瞬間化氣成線，動情成墨，心在意生，“神品”“逸品”相繼迭出。 在此有必要重筆一下徐渭這位天池山人。徐文長受“陸王心學”影響頗大，他在晚年自為的《畸譜》中，把他一生所景仰或師事的人物列為“師類”，一共有五，當時活躍的心學人物便有三：季本、王畿和唐順之。季本是徐渭的恩師，對其影響最大。季本，號彭山，浙江會稽人，是王陽明的嫡傳弟子。據徐渭《畸譜?紀師》：“嘉靖廿六年丁未(1547)，渭始師事季先生。”“廿七八歲，始師事季先生，稍覺有進。前此過空二十年，悔無及矣。”徐文長二十七歲拜季本為師，即嘆遲見先生，枉費二十年之憾。依此可證，徐渭也算得上陽明先生的再傳弟子。王畿，號龍溪，浙江山陰人，與徐渭同鄉，而且王畿是徐渭的遠房表兄。在《徐渭集》中，有《答龍溪師書》一札，主要記載他與王龍溪探討詩歌創作的問題。 在徐渭的良師益友中，還有一位重量級別的心學人物錢德洪先生，錢號緒山，亦是陽明先生生前最看重的學生。徐渭作有《送錢君緒山》一詩，詩中“文成舊發千年秘，道脈今如一線懸”，肯定了錢德洪在王門諸子中的地位。徐渭心儀陽明先生幾近膜拜境地，他把“心學”稱之為“圣學”，并且把王陽明和孔子、周公相提并論，并且高度評價了王陽明的書藝乃“以人掩其書”！接觸“心學”的都會順口說出“明心見性”，即對“真”的追求是王門的一個顯著特點。王龍溪曾言：“千古圣學，只有當下一念，此念凝寂圓明，便是入圣的真根子。”“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種子。”而徐文長一生對“真我”的強調，顯然是陽明心學影響下的產物。在他看來，人立天地間，名利得失空一場，重要的是保持“真我”。因見“真我”而達“至誠”便明“萬物一體”之理。發現“真我”便是致出了澄明的“良知”，為萬物立基，也是世人安身立命之根本。 據考證，徐渭真正成為一個畫家應該是在他出獄之后，也許是戲劇、詩文不足以抒其胸中塊壘，便轉而書畫，而正是書畫襯托他的詩文歌賦熠熠生輝，均從“天性本心”流出，通情統一。徐渭認為“夫不學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則始于學，終于天成。天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可見他反對陳陳相因，抄襲古法。徐渭的畫不模仿他人，也不借本改造，直接采取“出乎己”的方法，“直截根源”“盡性立命”，這當然也取決于他卓越的天賦異稟。依此論證，徐渭受陽明心學影響頗深，成為書畫史上罕見的大“狂”，絕不受陳規舊習羈絆，這與同朝代李卓吾的“童心說”，“公安派”三袁的“性靈說”、戲劇大師湯顯祖的“唯情說”互相輝映。 談至此也不得不提老蓮陳洪綬，因為這有中國畫史上一個有趣的現象：徐、陳二人同屬紹興人，徐渭去世后5年陳老蓮出生。而且在紹興被清軍占領前夕陳老蓮曾在青藤書屋短暫留守過。兩人都少負奇才，一生坎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他們的繪畫風格卻迥然不同。究其思想根源他們均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遵從“良知”“澄明本心”體悟天道，在意個體感官和直覺經驗，投入到藝術創作上便呈現出強烈個性風格與情感色彩。陳老連當年曾跟隨劉宗周先生學習“性命之學”。劉宗周，別號念臺，學者稱蕺山先生，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學大師，也是宋明理學（心學）的殿軍人物。蕺山先生從《大學》“誠意之道”出發，對王陽明的“良知”說提出了質疑，他的這種不拘泥師說的為學風格，還有在本質上崇尚個性自由、忠實于真情實感的治學精神，一直影響著陳老蓮。劉宗周針對當時的政治現狀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則同而和”的思想，更使得陳老蓮銘記在心。 在宋代，官方所推崇的是程朱理學，在民間則產生了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程朱理學的出發點是“天”，陸王心學的出發點是“心”。陽明心學在明代晚期得到全面發展。所以重溫歷史，我們會發現：徐渭、陳洪綬正是在明代中晚期，在成熟的陽明心學理論影響下，都各自盡情盡性地自覺書畫實踐，他們也便因自己的經歷和才華，從各自不同的角度，為后人留下了經典的個性鮮明的藝術瑰寶。 由此，可以論定，陽明的“良知”學說是實踐的學問。“離事無心，離心無事”，在事上用工，是王學的真血脈。回顧歷史，日本的明治維新，韓國的崛起，中國的曾國藩、梁啟超、毛澤東、蔣介石都深深受到陽明先生的思想影響。此真乃“當下受用”之“圣學”也。 （三）當下受用，重在踐履 人活一世貴在發現“真我”，而悲觀的是蕓蕓眾生大多外執于物，成為了一具具不知存在“真意”的臭皮囊。因“不自知”，則泛濫于世的學術活動大多乃層面低級、觀念疊加之俗學，是遠離“真理”的“偏見”之學，是搬弄文本概念的“偽善”之學，是人云亦云的“官學”皮毛，誤導人心，蒙蔽良知，何來“真實意義”？我們需要澄明的“德性”與“真知”！ 再言當今藝術格局，中國藝術若展現“正大氣象”，必然回歸中國繪畫所獨有的“寫意精神”。在世界藝術多元、復雜叢生、碰撞密切的前提背景下，從藝術精神的高級層面講，“同情”“同感”“同氣”“同信”的重要性日益迫切，這便需要藝術家還復“澄明無礙”的偉大“本心”，一顆感通天地之“仁心”。若達至這樣的修行，藝術個性中也包蘊了“共性”，這“共性”便是藝者“良知覺照”下的“正能量”，一種魅力四射的“魔力”，這種魔力能很快探悉并駕馭世界所有藝術門類之共同交合的陌生地帶，傾情滲入人類高華樸素之情感，并繼續沿著藝術軌道“成己”“成物”，綻放出凌駕于“知識說教”之上的智慧光芒。中國藝術家的第一口文化奶已決定了你骨血浸淌著“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志識基因，剩下的只是“小我”與“大我”間的反復變幻。這便是我們炎黃子孫在“天命之性”召喚下的“良知”探道，充滿激情的氣象無刻不在！所以，中國人的“問道”精神乃是“澄懷味象”“托物言志”，是詩是詞是曲，是“此地無聲勝有聲”，是“精騖八極，萬象在旁”“黃鐘大呂，天籟之音”……極其的內斂含蓄又極其的華麗與張揚。 面對繪畫藝術，從形質、形象上講，禪門所說的“不住相”，“不增不減”“不生不滅”與繪事的“似與不似、絕似絕不似、虛室生白、計白當黑”等有其相通處。佛門的“相”粗淺理解就是具體的外觀“物像”，存在于“有色界”“欲界”中。所謂“心無所住而生其心”是哲學意義上的“體用不二”，這“相”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感知下的“撥弄光景”，是“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禪門經過戒修、閉關、入定等方法首先跳出“欲界”還出本心“清凈”，用“良知”心體覺照，“紅塵”中的“五毒”“八苦”統統為“有情世界有為法所生假相”，“舍利真身”性自“空凈”，正所謂“緣起性空，真空妙有，諸法無我”。 由此，“良知”是體，“住相”是用，用中見體，體中覺用。有色相亦無色相，本來一體。無所謂執迷，更勿虛妄。所以，中國繪畫史所謂之“禪畫”，其畫面并不在乎物像真假，更不在乎物像之繁難。全靠一縷“無上妙香”貫穿其間，使得頓入“真如自在”境界。返觀中國畫的寫意性，一個是“寫”，一個是由“意”“思”而演繹的“象”，這“象”不是“具體物像”，介入了主觀意識的“臆造”，亦是通過作者在與事事物物對話交流過后，在“格物致知”前提上，打開“本心”，讓萬事萬物盡倒映在“良知”覺照下，它們在“良知”里是個什么模樣那就是了。這是一個去偽存真的過程，稍形而下一點，以藝載道，“良知”對畫者來說就是“仁智禮義信”，就是“忠孝悌”，就是眾生眼中的“君子美德”。而君子眼中的“有情世界”勢必“緣物抒情”，情自“性”起，先由“氣質之性”對“自然物像”，再“致良知”由“天命之性”對“觀照應景”，進而由“景”成“象”，由一生二，生千生萬，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處處見性見體見用，又“非法，非非法，非非非法”進入無限自由與生機的“大寫意”世界！天下與萬物“無對”之大境由此而生！ 就這樣，中國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理想中的“真我”與世俗肉身努力的“假我”互為體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住相又不被相所迷”，以“有相”入“無相”，在“入世”與“出世”間覺“世間”。 于是，又隨悟成“形”，因緣成“象”，藝術創作進入“隨心所欲不逾矩”之高度。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高手潛隱，代不乏人。中國當代藝術界，亦有高手，他們玩轉“點線面”，脫略打破“物象”“形體”乃至“印象”，一超直入“靈魂域”，其畫面散發出無盡的魅力與漣漪。無論如何，中國藝術家是以天地之心為心的，是包容與博大，中華民族是浪漫而自強的民族，涉及藝術必然“天健地坤”“中正內斂”“當下受用”，并在“受用”中感受永恒。也因此，五百多年來“心圣”王陽明先生的“良知”學無時無刻不觀照著國人的靈魂，以及藝術家們的成長。只是，我們麻木得太久了。 （四）小結 所謂“性命攸關”，無有性，哪有命？無有性，哪有根？復性合藝，道器合一，徹下而返上。此“性”非彼“性”，此性乃道性、佛性、天健地仁之性。正所謂： 無形無相，全體透空 應物自然，西山懸磬 虎嘯猿鳴，水清河靜 翻江倒海，盡性立命！ 己亥夏月于京畿問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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