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節—方劑 經典古籍摘要： 《說文解字》云：“方，併船也。”段玉裁注為：“併船者，并兩船為一。”之后引申有“醫方”之義。 《隋書·經籍志》曰：“醫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術者也。”指出醫方是除病保命的方法。在此，方為“術也，法也”，即措施、方法之意。 《爾雅·釋言》謂：“劑，翦齊也。又通作齊。” 《說文解字》云：“劑，齊也。”段玉裁注曰：“周禮又多用齊字……今人藥劑字乃周禮之齊字也。”齊通作“劑”字時還有調味品的意思，如《禮記·少儀》言：“凡齊，執之以右，居之以左。”是說凡使用鹽、梅等調味品，要用右手拿著，把要調制的羹飯放在左手上。 《漢書·藝文志》述：“調百藥齊和之所宜。”齊則有調和之意。“方劑”兩字連用，最早出現于南北朝前后[6]。 《梁書·列傳第二十一·陸襄傳》載：“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 而最早使用該詞的醫書為北宋《圣濟總錄·卷四·逆從》云：“然則裁制方劑者，固宜深思之熟計之也。”由此以后，“方劑”一詞一直沿襲使用到今。 現今，方劑是指針對病癥的病因病機，根據組方的原則和結構，選擇適宜的藥物，酌定適當的劑量，確定適宜的劑型及服法等組合而成的中醫處方。 一：“君臣佐使”探源 什么是君臣佐使？ ·君：一朝之主，一國之君。即在處方中對處方的主證或主病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它體現了處方的主攻方向，其藥力居方中之首，是組方中不可缺少的藥物。 ·臣：一朝之輔佐大臣，國之總理，起輔助協調作用。是輔助君藥加強治療主病和主癥的藥物。 ·佐：一國之檢查官，起克制抑制作用。意義一是為佐助藥，用于治療次要兼證的藥物，二是為佐制藥，用以消除或減緩君藥、臣藥的毒性或烈性的藥物，三是為反佐藥，即根據病情需要，使用與君藥藥性相反而又能在治療中起相成作用的藥物。 ·使：一國之調節協調官，也叫和事佬。意義一是引經藥，引方中諸藥直達病所的藥物，二是調和藥，即調和諸藥的作用，使其合力祛邪，如牛膝、甘草就經常作為使藥入方。 經典古籍摘要： 《神農本草經》載：“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又言：“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此處的“君臣佐使”主要體現為等級制度，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 而《素問·至真要大論》述：“《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是說上古時期書籍《大要》記載了關于組方的方法。這里的組方有“奇”、“偶”、“大”、“中”、“小”等，分別是按照用藥味數的奇偶及總數多少來定。另外，《至真要大論》指出與《神農本草經》中“君臣佐使”的概念不同之處：“主藥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 這里對于君臣使的定義是對于疾病治療而言，能夠發揮主要作用的是君藥，輔助君藥以達到更好療效的是臣藥，而屬于從屬地位但作用不可或缺的藥物則是使藥。從而《黃帝內經》與《神農本草經》中“君臣佐使”與數字相連的陳述之意便不同。《神農本草經》的表述是數字在先而稱謂在后，如“一君，三臣，九佐使”，是指分別從上、中、下品的藥物中拿取指定的味數而組合成方；《黃帝內經》則是“君臣佐使”在先而數字在后，如“君一臣三佐五”，類似于一種組方的公式框架，“君臣佐使”的具體內容并沒有被規定。之后的醫家對“君臣佐使”的使用多依循《黃帝內經》的指稱。 李杲《脾胃論·君臣佐使法》言：“君藥分兩最多，臣藥次之，使藥又次之，不可令臣過于君，君臣有序，相與宣攝，則可以御邪除病矣。”揭示了君、臣、佐、使等藥的劑量關系。 吳儀洛《成方切用·方制總義》進一步解說：“主病者，對癥之要藥也，故謂之君。君者，味數少而分兩重，賴之以為主也。佐君者謂之臣，味數稍多，而分兩稍輕，所以匡君之不迨也。應臣者謂之使，數可出入，而分兩更輕，所以備通行向導之使也。此則君臣佐使之義。” 認知背景下的“君臣佐使” 通過這種現象，我們應該明白書中所描述的一切只是一種語言現象。“君臣佐使”是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官職稱謂，這里體現的是古人將“官職名稱”這一始源域投射到“方劑的組成成分”這一目標域來。由于人們認識官職名稱在先，因此用這樣一種人們已經熟知的事物來解釋人們陌生的醫學原理時，人們就能相對容易地理解它。一國之君的地位非同小可的，位高權重，但數量上卻是少的；大臣在地位上稍遜于君主，主要是輔佐君主并指導位階較低的官員共同治理國家，數量多一些；佐使者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輔助，地位不如前兩者高，數量也較多。《黃帝內經》中記載的雖然在君臣佐使中有數量上的差別，但醫家在臨床實際運用中并沒有嚴格地依據其組方的藥味數，或者在制方時并沒有明確地在處方上標明所謂的君臣佐使之藥，但方劑中各藥物的功能的確有所側重，非它不可，在治療某種疾病的時候起到關鍵作用；有些則是作為補充，可以替換，這應該就是“君臣佐使”含義的一種體現。以用來治療風寒束表證之麻黃湯為例，臨床表現為惡寒發熱、頭痛、身疼、喘逆、無汗、脈浮。麻黃味苦辛性溫，為肺經專藥，能發越陽氣，有發汗解表、宣肺平喘之功，是此方之君藥，對于整個病癥具有導向和統帥的作用；以溫經散寒、透營達衛的桂枝為臣，加強發汗解表以散風寒、除身疼，與君藥起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配合作用；再配以降肺氣、散風寒的杏仁為佐藥，同麻黃一宣一降，增強解郁平喘之功；炙甘草既能調和宣降之麻、杏，又能緩和麻、桂相合之峻烈，使汗出不致過猛而傷耗正氣，是使藥兼佐藥之義。 現今的方劑學教材，將“君臣佐使”作為一種主要的方劑配伍原則，并對書中所載的方劑進行分析。可是方劑的結構并不只有這一種。《黃帝內經》中就記載了君臣佐使、氣味與六氣淫勝、氣味厚薄陰陽升降、五臟五味補瀉、標本、五行生克等理論；《神農本草經》主要闡述氣味、七情等理論；梁代陶弘景《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論述了君臣佐使和五臟五味補瀉的方劑配伍理論；宋代《太醫局諸科程文》闡述了主輔配伍；金代張元素創立引經報使說，按照十二經分列各經的引經藥，同時論述了五行制方生克法；金元時期劉完素提出根據病位遠近而有不同的藥味數及氣味厚薄的用藥、李杲將標本理論與方劑配伍做了聯系。因此，對于我們在組方或面對一張方劑時，不應僅局限于君臣佐使的方法，可以從多種思路去思維與解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