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力：羅鷺與私藏稀見清人別集

 羅鷺與私藏稀見清人別集 

? 韋　力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國內(nèi)藏書風氣再度興起，就整體而言，可分為古書、舊書、新書三大收藏群體，當然古書中還包括碑帖、手札等等，而后兩類收藏群體也會關(guān)注到現(xiàn)當代人的手札。如果以人數(shù)多寡論，顯然這三個門類的排列順序完全可以倒過來，但若以市場影響力以及歷史價值而言，古籍線裝書更加受人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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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時代上的細分，古書收藏能夠延展出許多專題，就傳統(tǒng)藏書而言，宋元本乃是所有藏家追求的目標，而這樣的追求并非情緒上的佞古。版刻藝術(shù)發(fā)明于唐代，但到了宋代得到普及與成熟。宋以前的著作，今日能夠見到的祖本，基本上都是宋刻本。然而宋元刻本經(jīng)過幾百年的孜孜以求，尚能在市面流通者稀若星鳳，雖然晚清民國間還有一些大藏書家能夠收到數(shù)量不少的宋元本，但隨著歷史的變遷，這些大藏書家的架上之物基本都歸了如今的公共圖書館，塵埃落定后，若某位大力者欲以宋元本為唯一追求目標，其情可感，其志可嘉，但能夠達到一定的質(zhì)與量，顯然是難以完成的夢想。

鑒于此，近三十年來的古籍收藏者，基本上是以明清刻本為收藏主體，當然這只是以時代論。就專題而言，又可細分為明白綿紙本、明嘉靖本、明閔凌刻本、清三代精刻本、紅藍印本、影刻本等多個專題。就目前情況來看，如今的藏書界在每個專題的收藏上，都已經(jīng)有人做出了不小的成就。面對這種局面，想要在收藏古籍方面有自己的特色，顯然很不容易。然而，翻閱羅鷺主編的《采山樓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卻令人耳目一新。

采山樓乃是羅鷺先生的堂號，故本書中所收錄的稀見清人別集均為他個人的珍藏。清人別集也屬近百年來的藏書熱門，以數(shù)量論，有著錄的清人詩文集有四萬余種，若將此囊括，當然會蔚為大觀，但就我有限的所知，雖然收集清人別集者不乏大藏書家，但無一人能超過萬種。清代是封建社會距今最近的一個朝代，清人別集收藏尚且如此之難，若向前追溯，則更加困難。而即便以清人別集為主要收藏目標，同樣難與海量的公藏相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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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狀況下，是否清人別集已經(jīng)很難作為一個專題來進行系統(tǒng)收藏了呢？在民國年間，大總統(tǒng)徐世昌所藏清人別集二千七百余種，此有《晚晴簃所藏清人別集目錄》為證。而羅鷺在本書的前言中提到，上海圖書館藏有倫明的《東莞倫氏續(xù)書樓藏書目錄》殘本，雖然是殘本，該書卻著錄清人別集近五千種之多，此為已知收藏清人別集最多的藏書家。時至今日，若以此為奮斗目標，估計能藏一千種已是極難之事，但即便有這樣的量，跟清人別集的存世量比起來，亦屬滄海一粟。

顯然，以數(shù)量為目標的清人別集收藏，不符當前的現(xiàn)實，但這并不等于說，清人別集收藏已屬明日黃花，如果能深挖下去，仍然能有意想不到的成果，如《采山樓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所收數(shù)量雖僅二十種，然而每一種都有其獨特的價值，而這樣的收藏正好能夠完整地展現(xiàn)書樓主人的藏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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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該書《前言》中得知，羅鷺曾在南京求學六年，在此期間他常到南京圖書館和南京大學圖書館查閱古籍，后來在北京訪學期間，也常到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去翻閱他所感興趣的古籍。博士畢業(yè)后，他前往四川大學工作，恰好趕上四川省圖書館因搬遷新館，而將線裝書打包，使得有嗜古之好的羅鷺頗難解饑，也正因為如此，他決定量力而行地靠個人收入來購買古書。因為偶然的機會，他買得一冊稀見的明人別集，經(jīng)過查閱公共圖書館所藏，讓他了解到明清別集亦有很高的收藏價值，故其決定以此為收藏專題。

因為羅鷺對公共圖書館比較熟悉，所以他能夠確認所見之本究竟是否罕覯；又因為網(wǎng)絡(luò)交易的興起，羅鷺能夠通過網(wǎng)絡(luò)來競買欲得之本。經(jīng)過十余年的努力，他收藏到了一些公共圖書館未見著錄的清人別集，即便有些清人別集已于他處著錄，然而羅鷺所得之本必在內(nèi)容上與公藏之本有所區(qū)別。由此可知，他為了得到一部書，不止是查證哪家公藏機構(gòu)有藏，他還會用自己的辦法做逐字核對，以此來確認欲得之本超于公藏的妙處，而后再將其拿下，漸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收藏。

對于“稀見”二字，羅鷺在參考很多同類叢刊的基礎(chǔ)上作出界定，認為能夠榮膺此詞者，需要滿足三個條件：一是不見于《清人別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和《中國古籍總目》著錄；二是在廣泛調(diào)查后，發(fā)現(xiàn)同一版本的存世量在三部以內(nèi)；三是在此前未經(jīng)任何出版社影印出版。

從以上三點來看，羅鷺的懸格可謂不低。但他在《前言》中也講到，公私藏書還有未經(jīng)編目者。以公共圖書館為例，北京大學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分別還有幾十萬冊古籍未曾編目，也就是說，如此數(shù)量眾多的古籍中，一旦編目公布，很可能會使一些孤本不孤，而一些稀見本的數(shù)量也會超過三部，更何況私人藏書大多未編目，故其所得是否符合上述三個稀見條件，確實是個未知數(shù)。然而就目前情況來說，能夠做到上述三點已然不容易。

而羅鷺的難得之處，在于他能夠與眾樂，他整理出二十種稀見清人別集，而后編成該叢刊影印出版，以供相應(yīng)學者研究，這種與眾樂的做法當然值得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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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這二十種典籍，羅鷺寫出了二十篇相應(yīng)的跋文，從這些跋文可以看出，羅鷺試圖將黃丕烈跋語的書寫風格以及現(xiàn)代版本目錄著錄方法融會在一起。喜藏新文學版本者，大多喜歡唐弢的一句話：“書話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的氣息。”然以我的愚見，唐弢的這句名言不過就是將黃丕烈跋語作了提綱挈領(lǐng)式的總結(jié)，這種寫法使得書跋突破了繁瑣考證的藩籬，成為一篇篇雋永的散文，而這種寫法正為黃裳先生所尊崇，只是黃裳的書跋突破了抒情味道，同時也幾乎脫離了考證。

與之相反，黃永年先生的書跋則以考證為主、掌故為輔，這種寫法應(yīng)當是學者式書跋的典范。黃永年藏書關(guān)注的是版本的代表性，而黃裳藏書更注重珍稀性。從羅鷺所藏這二十種清人別集的情況看，他的藏書路數(shù)應(yīng)當接近于黃裳，而黃裳藏書偏重珍稀而又不棄殘叢，這一點也被羅鷺所秉持。但羅鷺在寫書跋時，則有著黃永年式的謹嚴，他不但要考證出該書的難得之處，更重要者，他將所藏一一與公藏相核對，以此來確認自己所得之本的妙處。雖然如此，但羅鷺同樣也喜愛刊刻精妙之本。比如他在談到《厄中況詩集》時，認為“此本字體清雋，刻印俱佳，允為乾隆家刻本中之白眉”，頗具黃裳跋語之風，然而他接下來又說：“然遍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清人別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山西文獻總目提要》等書，皆不見著錄，亦為罕見流傳之秘籍。”而這些話是黃裳跋語中絕不可見者。

可見，羅鷺的書跋有著融合黃裳和黃永年兩家風格之勢，他似乎是想將有趣的書跋學術(shù)化，而這樣左右采之的寫法，料想會受到讀者的喜愛。同時我也期待著羅鷺能夠?qū)⑺@個愛好繼續(xù)下去，以便讓世人看到更多的稀見清人別集。說不定哪天，某部書所公布的內(nèi)容就會改變以往學界的定論，而這也正是我的期待所在。

 清人別集書目 

專注藏書文化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