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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古蜀文字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它的解讀將對我們了解神秘的古蜀國文化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猶如天書般的古蜀文字也許是是開啟一個神秘王朝的密碼，向世人展開它的歷史長卷。漢藏語系語言或其中的藏緬語族語言，最有可能用來解讀古蜀文字。精深存鬧市，博大在民間。因此，進一步全面收藏古蜀器物，整理這些器物上的圖文，建立數據庫，組織專家、學者予以系統的比對、歸類，去偽存真，以澄清歷史疑點、揭開歷史謎團，盡可能完整地留住全民族的文化記憶，揭示中華文明的起源。 一 、中華五千年概念的由來 中華五千年這個概念，最早是意大利來華傳教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提出來的。他編撰的中華史從伏羲開始，將伏羲時代的起始年定為元前 2952年，這一看法基本為稍后耶穌會士撰寫中國史采納，從而奠定中華大約有5000年歷史的框架。衛匡國對中西交流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在歐洲出版了《中國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 該書從盤古開天地寫到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公元元年），共十卷。其中第一卷敘述中國遠古的神話傳說，歷數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嚳、堯、舜8代帝王的歷史。晚清著名學者梁啟超說過：“俗史詳記古帝王年代，大抵皆據宋邵雍之《皇極經世》，如云黃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再據晉代皇甫謐的《帝王世紀》推算，堯以上共五帝，歷時341年(其中黃帝100年，少吳金天氏84年，顓頊高陽氏78年，帝嚳高辛氏70年，帝摯9年)，黃帝元年應為公元前2698年。這一說法后來被廣泛接受。 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通電各省，“以黃帝紀元4609年為中華民國元年”。使用黃帝紀元事實上是對衛匡國“五千年”框架的一種認可，經學家劉師培曾于1903年在《黃帝紀元論》中提出這種紀年方法，后為同盟會認可。五千年的說法絕非一個簡單的時間長度，而是蘊含特殊的種族歷史的意味。西方傳教士用西方歷史做對比，有類似進化史觀點作依據，所以他們寫到五千年歷史時，強調中華是一個古老的文明。晚清知識分子在西方民族主義的沖擊之下，試圖建構本國國族認同的文化符號，便從遠古傳說中選擇了神話人物——黃帝，強調其為中國民族的“始祖”。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寫道：“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余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余年。……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可詳。”這些對于黃帝和中國歷史之間關系的論述，可以說是晚清民國知識分子觀點的縮影。無論是傳教士的“五千年”，還是晚清民國知識分子的“五千年”，都以上古神話傳說為起始。作為近代民族認同的記憶，“炎黃子孫”的概念，也是在這時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自我稱謂，影響直到今天。 二，考古發掘短缺古蜀文字發現 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悠悠華夏五千年的文明，但是，事實上，我們只有商周以后3500多年文明史的考古證明。依據西方現代考古學的觀點，按照國際上的流行觀點，文明判斷標準有四：（一）已有系統文字；（二）已有青銅器（包括生產工具和武器）；（三）已有城市；（四）已有神廟（大型宗教性建筑物）。在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埃及居第一位（6000余年），次為巴比倫（5000余年），再次是印度（5000年），第四是中華文明是3500多年。國內外學術界很多人對中國是否擁有五千年文明史持懷疑的態度，部分國外學者甚至懷疑夏朝是否為真正存在過的王朝。面對這些詰難，考古界至今拿不出有力的證據。 1986年8月，四川廣漢三星堆文物的發現，不僅為中國的古文明增添了色彩，而且將古蜀國的歷史推前到五千年前。古蜀國擁有高大的城墻，密集的房屋建筑遺址，以及祭祀坑和其中出土的上千件文物。這些實物例證無可辯駁地說明了三星堆古國不僅存在，而且非常輝煌。 一個民族必備的文明要素，如城市，嚴明的等級差別等，三星堆都已具備。由此推測，古蜀先民完全具備了形成文字的條件。遺憾的是，從目前發掘的大量三星堆文物中，尚未發現有說服力的文字資料。三星堆出土過很多造型怪異的青銅面具，有關三星堆文明的來源便成了各方爭論的焦點。有的認為是從歐洲來的，還有中東來的、印度來的等等，更有甚者，認為它是外星人創造的。通過三星堆考古人員的努力，最新發現的城墻和以前發現的連結起來，可以確定是一座古城。 而且是有早晚先后的好幾座城，有兩座平行的，還有大城套小城。證明三星堆古城不是孤立的。在城址外十多公里的地方，發現了大量同時期的遺址，找到了三星堆文明的最早來源，它在什邡市的桂圓橋，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說明從新石器晚期一直到西周早期，將近2000年，三星堆一直都很繁榮。三星堆是中華大地上的人們創造的文明，與外來文明沒有關系，更不是外星人所創造。三星堆遺址總面積25平方公里，目前才挖了不到1萬平方米，不到萬分之一。的確，考古發掘沒有大量發現文字，文獻典籍里找不到古蜀文字記載。專家們的考證似乎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因為無法根據文明的最基本要素——文字來進行考察、論證古蜀文明的存在。 三、從漢晉迄近代，有無巴蜀文字的主張，皆無確切證據 《蜀王本紀》認為，古蜀人“不曉文字，未有禮樂”；《華陽國志》則說蜀人“多斑彩文章”。一些專家對古蜀文明起源的考察，發現在三星堆的青銅器和金杖上都刻有大量符號，這些符號到底是圖案呢？還是文字？有專家認為三星堆的刻畫符號基本上單個存在，不代表是語言。我們翻撿文獻典籍里的中國歷史，古蜀三星堆文明在黃河文化里找不到記載，即使神話和傳說，也沒留下蛛絲馬跡。三星堆發掘，因為沒有任何可以破譯的符號和文字，陷入迷霧重重。中國失落了一段歷史，甲骨文以前華夏先民的文明在哪里？很久了，我們已經認同“中華文明的發源地” 在中原。那里曾經金戈鐵馬，有大量青銅、甲骨文出現。但是，古蜀三星堆玉石、青銅、黃金載體，顛覆了這個認同，把古蜀國的歷史文明擺在眼前。其規模獨一無二，形制獨一無二。那種輝煌中原不能比擬，那種厚重世界不能輕視！古蜀國的歷史沒有蜷縮在甲骨文里，沒有出現在古籍的猜想中，沒有躺在考古的探方里，她一直就生活在玉器、青銅、黃金為載體的文字海洋里。 古蜀，也被稱為古蜀國或蜀國，字面意思是葵蠶國，是在四川盆地長期存在的古國，曾有多個朝代。不同時期發展出的文化包括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橋文化，于公元前316年被秦國所滅。 我國文字發展，先象形，次會意，再諧聲。“蜀”字的甲骨文，為“四”下加一彎勾。“四”像蟲之巨目，像勾像儒蟲之身。顯然為象形字。所象形者酷似野蠶。野蠶頭上有大眼，故其造字特突出其巨目。《說文》：“蜀，葵中蠶也。從蟲。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 。《詩》曰：“蝸蜎者蜀”。可見“蜀”本是野蠶象形字。后來在彎勾內又加蟲為蜀者，是象形兼會意。再后來又對蜀字加蟲字旁邊成為“躅 ”字，用以泛指像蠶的樹葉上之蟲。《文選．蜀都賦》注云：“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民）椎鬢、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因知“蜀”字造成，原不在蜀，而是中原人所造，時間約在黃帝之世。文獻記載，野蠶，四川有桑柞等林之處皆有。“其蛾與蠶蛾無異，產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春暖自孵出，就葉芽。恒自分散，鮮共葉者。蛻變四化而后成繭。體較家蠶短小，形質全同。散向桑下枯草、籬柵、墻垣間結繭。繭淡灰黃色，較家蠶繭小而堅硬，可煮抽絲。絲與家蠶絲無異”。西陵氏女子螺祖最先創造養蠶法，傳其術于中原。因而后中原人稱四川為蜀。古蜀國，作為我國上古時期西南腹地一個燦爛的古文明中心，曾經在農業、冶金、青銅器制造、城市、建筑、商業貿易等若干文化領域中，取得過重大的進步和輝煌的成就。然而，如此燦爛的古蜀文明，是否曾產生創造過它自己的古文字?如果有，它又具有什么樣的特點?早在漢、晉歷史文獻中，對于古蜀是否有其文字，就已存在重大爭論。西漢揚雄所著《蜀王本紀》首倡蜀無文字之說，其文云：“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 東晉史家常璩則對此說提出質疑，所著《華陽國志·敘志》云：“而世俗間橫有為蜀傳者，……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夫人為國史，作為圣則，仙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秦，首為郡縣，雖濱戎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也。至于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常璩之意，是蜀有文字。從漢、晉以迄于近代，對于古蜀文字的問題，不論學者主張其有，還是主張其無，皆拿不出確切有說服力的證據，以成其論。 四、二十世紀 20 年代發現“ 巴蜀圖語 ” 從二十世紀 20 年代開始，主要在四川成都陸續出土的青銅器上，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些神秘的圖案。這些圖案以及后來發現的青銅戈上的戈文、印章，被一些學者統稱“ 巴蜀圖語 ”。1941年，考古學家衛聚賢在成都古董攤上，陸續發現一些造型奇特的青銅兵器和罍、壺等器物，便在《說文月刊》上，分兩期發表題為《巴蜀文化》一文，首次提出“巴蜀文化 ”的概念，第一次將“巴蜀圖語”的實物正式發表。1954年以后，重慶、四川地區接連有方形和圓形印章出土，上面雕刻著文字一樣的符號，它們似乎兼有巴蜀圖語與巴蜀戈文的特征，考古界稱之為“巴蜀印章”。 1979 年，學者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一書中指出：“巴蜀境內，有中原文字的流行，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在春秋戰國時代，本地還有另一種文字，這可能是巴蜀兩族自己的創造。”二十世紀 80 年代中期，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員李復華、王家佑，把這些青銅器上的符圖命名為 “巴蜀圖語 ”，指出這是“用圖像表達語義 ”的語言。此語一出，獲得共識，遂成定論。 1983 年，四川省博物館劉瑛以《巴蜀銅器紋飾圖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紋飾符號》為題，發表在《文物資料叢刊》第 7 輯上，成為巴蜀史學者們引用最多的文獻資料之一。近20 年來，四川學者馮廣宏先后發表10 多篇論文，主要是運用漢字的古體結構來解析巴蜀圖語。但是，仍有爭議。 文明起源最根本的標志，是文字的出現。如果能夠證實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存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就提前到公元前2000多年前。五千年前的文字在哪里？考古發掘至今沒有發現，這是一個缺失的關鍵環節。 五、民間收藏大量金、玉、有機物古蜀文字載體 在考古學取得重大進步的今天，這種爭論應該結束了，因為考古發掘的、民間收藏的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直接、間接地徹底否定了“古蜀無文字”、“古蜀無禮樂”之說。我們知道，人類創造的藝術形式中石刻雕塑最不易改變，保存得也最長久。它們替創作者表達思想，默默無語地或佇立或掩藏在某處，一旦被人們重新認識或偶然發現，就會釋放出耀目之光。今天，我們在全世界隨處可見到人類遺留下來的石刻雕塑，它用立體的藝術手段讓歷史真實再現，它們堅硬的材質可以在任何空間展現自身，教化人類。從古埃及金字塔前的獅身人面像，到古希臘神廟上的眾神；從古蜀國玉石器造像，到漢代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古人用雕塑記錄下曾經的歷史，對后人留下明確的交代。 值得重視的是，近30年來，古蜀文字載體不斷出現。第一，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發現有刻劃符號。第二，廣漢三星堆二號祭祀坑內出土的一塊牙璋的射部和柄部，兩面各陰刻兩組圖案，每一組包括五幅圖案，其第二幅圖案的“兩山中間，刻有一個圖形符號”。第三，成都十二橋商代木結構建筑遺址的第12層內，出土的一件陶紡輪，腰部刻有兩字。這兩個字與三星堆二號坑牙璋上文字一樣，也是抽象化、線條化了的方塊表意文字。這些符號、文字是不是語言中的詞，需要深入研究。值得重視的是，這些符號、文字，在考古發掘遺址之外收集的三星堆金器、玉石器、青銅器上不斷出現。 第四、據媒體報道，“民間收藏家手中的三星堆玉器上，已發現了五六千個不同時期、不同書體的文字。這是繼甲骨文之后，非考古發現的最具規模的上古文字系統。不僅在玉書、玉冊、玉契、玉章，而且在竹簡、蚌殼、蛤殼、龜腹甲、牛胛骨、龜背甲，鱉殼、樹皮、動物牙齒等載體之上，均發現大量古蜀文字。經過初步辨認，這些文字有的和殷墟甲骨文、西周甲骨文、金文相似，有的自成系統。這些文字現在還不能成篇通讀。從文字鐫刻技術上看，有的手法單純原始，有的比較成熟。擁有的文字根詞的基數遠在殷墟甲骨之上。 可以說，從原始刻符、圖畫字到蝌蚪文、甲骨文、籀文，從單字六書到長篇碑銘，陰刻陽刻，左圖右史，應有盡有。這些文字的刻畫年代可能不是在一個時代完成的。它們經過了漫長的時空隧道之后，逐步演變成為單一的文字。最后，單一的文字演變成復合型文字。這一演變過程，至少需要 100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些精美的文字，是古蜀國先民世世代代知識積累的結晶，是最具規模、最具序列、最成系統、最有研究價值的上古文字”。 這些鐫刻古蜀文字的載體，大多數是盛放在一個個有蓋的圓形容器中，因此保存較好，文字清晰可見。其中產自印度洋的雙脊鱉殼、蛤殼的發現，說明古蜀先民與沿海有商業來往。目前已知有兩種蛤類，即Postligata和Spisula，是海洋生物，而不是四川內陸的產物。更為奇特的是，一些鱉甲上不但有文字，而且有神秘的圖形。這些圖形有的是用 “ 圓圈 ”互相以線條連接起來。有的是用“ 菱形 ”互相以線條連接起來。有的是用 “ 圓圈 ”與 “ 菱形”組合，然后再用線條連接。在這些圖形上，不僅有古蜀文字，而且有太陽、月亮、人像、器物等圖案。 更不可思議的是，還有成冊的玉石書，其中一冊厚度達 20 多頁。民間收藏的古蜀三星堆玉器中，有一幅長 4.2 米，高 70 厘米的玉版畫，后面陰刻 240個古蜀文字。文字是與圖案配合的，即一面是文字，一面是畫卷。它們排列有序，結體嚴謹，刻劃清晰有力。文字的空間分布疏密得當，字形筆畫構成的總體水平上，達到直筆化和線條化，比直觀的象形字前進了一大步。方塊字的行款，為從上到下直行排列，與古漢語行款大體一致。 據初步統計，民間還收藏大量刻有古蜀文字的人物、動物，神怪、異物、掛佩、飾件、禮器、器皿。器形有片狀、有圓雕。手法有抽象、有寫實。刻畫文字有細線陰刻，也有粗線陽刻。有單件器物，也有復合組件。這些文字不只是單個出現，更有大量的銘文成句成段、成篇成章。這些文字大多是方塊字，是具有形、音、義的表形文字。它們既有單體字，又有合體字；字形相對固定，不是隨意勾勒的字型，達到定型化水平。 古蜀文字是用刀刻在玉石及有機物載體上的。而刀有銳有鈍，骨質有細有粗，有硬有軟，所以刻出的筆畫粗細不一，甚至有的纖細如發，筆畫的連接處又有剝落，渾厚粗重。在銅片、金箔上的文字系鏨刻。它們在結構上，長短大小均無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參差錯綜；或是密密層層，十分嚴整莊重，故能顯出古樸多姿的無限情趣。古蜀文字結體不一，錯綜變化，但是，已具有對稱、穩定的格局，具備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等主要構成因素。可以這樣說，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運用對稱性原理、透視學原理、幾何學原理，用自己的畢生精力去雕琢成留給后代的精美玉器及文字，留給后代一筆不朽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六、探尋古蜀文明之謎已經起步 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凝聚力在于有共同的記憶，這種記憶就是歷史。認識歷史，通常有兩種解讀方法，一是通過文獻，一是通過物質遺存。過去，我們主要通過文獻對歷史進行解讀。然而，文獻是人寫的，往往受制于個人的價值、喜好取向和時代的局限。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證明，文獻中的歷史，我們古老民族記憶中的許多歷史是錯誤的。比如梁啟超用文學化的語言形容“中華文明五千年”，但是，對陶寺文化的研究表明，可以追溯的文明距今不過4300年。什么是歷史的真實？考古實物不會說假話。考古新資料的不斷發現能不斷糾正主觀推理、臆測猜想等不準確的“人類記憶”。顛覆、否定一些人對于歷史的曲解和誤讀，把真相告訴世人，科學地恢復我們民族的集體記憶。 史書上說：“周衰，先稱王者蠶叢國破，子孫居姚、嶲等處。”意思是說蠶叢氏酋邦在戰爭中失敗后，其中一部分逃到今天云南姚安和四川涼山州西昌市等地。2009年10月，由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涼山州民族研究所聯合主辦召開的“首屆古彝文化與三星堆文化探源學術研討會”在西昌召開。來自民間的古蜀文化玉器，巧奪天工的造型和工藝水平令來自海內外的專家們嘆為觀止。語言、文物、民俗、宗教藝術等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通過對這些古蜀文化玉器的觀摩、鑒定和論證，一致認為，過去人們關注的是三星堆青銅器.但是，古蜀玉石器在研究古蜀文化，論證古蜀文明問題上更具優勢，尤其出現在古蜀玉石器上的文字最為珍貴。 古文字和語言學專家們認為：古蜀文化玉器上，已發現了至少3種以上不同時期不同書體的文字。這是繼甲骨文之后，考古發現的最具規模的上古文字系統。而這些文字的存在遠遠早于甲骨文。古蜀文化玉器上出現的文字，是中華5000年文明第一證物。認為古蜀文化玉器作為文字載體，應該占據闡釋華夏文明的要津。 從古蜀文化玉器上的文字分析，古蜀文化相當獨特，也相當成熟。古蜀國還有鑄造銅器的遺跡，證明至少有一部分銅器是在本地產的。古蜀國出土器物中縱目、高鼻和大嘴的人物造型也相當獨特。古蜀文化可能反映了一個不同于中原和西亞的文化中心的存在。 在所有的文化遺產中，文字文本最能夠直接記錄一個文化的來龍去脈及其細節。古蜀文化玉器圖文和甲骨文以前其他時期的刻畫符號不同，它具有明顯的文字特點。從文化認識的角度看，這些古蜀文化玉器圖文的價值可能遠遠高于玉器本身。有學者推測，作為很成熟的文字，甲骨文肯定有漫長的演變過程，甲骨文成熟之前應該有長期的發展過程。如果夏朝是商朝的前一個朝代，當時應該有前文字形態的圖文，殷墟的甲骨文已經相當成熟，以殷墟為中心的中原地帶已經有了很多出土地點，時間涵蓋了夏商，為什么一直沒有發現圖畫和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狀態，而古蜀文化玉器上卻出現了圖畫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狀態？ 有學者對古蜀文化玉器文字進行分析：也許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古蜀文化玉器文字是當地民族語言的原生記錄形式，類似現在的彝族的彝文、納西族的東巴文或哥巴文。另一種可能性是，古蜀玉石文字是甲骨文的早期形態，大禹到中原還帶去了造字的方法，后來到殷商人的手中，這種方法更加成熟，出現了甲骨文。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巫達認為，三星堆文物里發現了大量有規則的、類似于文字的符號。這些符號目前被稱為“巴蜀圖語”，它們與中原的漢字體系不—樣，目前漢學界還不能很好地解讀這些符號。在逐漸否定了中原漢字體系與“巴蜀圖語”之間的關系后，學者們將目光投向跟漢字體系不同的彝文，試圖從彝文中探尋解開三星堆文化之謎的鑰匙。 彝族學者阿余鐵日提出，“三星堆遺址的‘巴蜀圖語’是古彝文”的觀點。甚至認為：“三星堆遺址就是古彝人祖靈的二次安葬之處，其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和玉像，即為古彝人的‘祖靈偶像’”。
四川省科協高級工程師錢玉趾認為，古彝族的勢力曾發展到成都平原，并將古蜀族的一支融合其中。他選取屬于古蜀族的三角形銘文戈、張家碾出土銘文戈，以及成都十二橋商代遺址出土的陶紡輪的銘文，與彝族文字加以對照，發現二者有驚人的相似性：都是音節文字；都是賓語在謂語之前，形容詞、指示代詞、數詞作定語時，在中心詞之后。由此，他認為古蜀族語言與彝族語言有親緣關系。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石碩依據考古材料、文獻記載及民族志材料，對古蜀文明與西南夷的關系進行系統地梳理后認為：其一，古蜀文明是以西南夷為其地域及人群基礎而成長發展起來的一種文明，并代表了此文明的最高成就；其二，秦滅蜀以后，蜀人曾發生過較大規模的南遷，而其南遷方向和區域正是今天的彝族分布地區。所以，古蜀文明與彝文化中存在大量共性，正是二者有深厚歷史淵源關系的有力證明。有專家認為，古蜀文字具有明顯的文字特點，如果能夠弄清楚三星堆玉器上的文字雕刻年代，會給解讀三星堆的文化性質提供重要的材料。
目前，考古發掘沒有沒有大量出土古蜀文字，民間收藏的古蜀文字載體被一些人否定。其實，金器、玉器、有機物載體是否造假可以通過科學儀器鑒定，文字則可通過痕跡學原理進行識別。古蜀文化的時間跨度在距今4800至3200年，這一時間的上限，稍后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漢藏語系語言分化時間，而三星堆文化所處的區域又恰好位于今天的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分布的范圍之內。 這一時空關系，為我們用什么語言去解讀三星堆文字，鎖定了大致的范圍。也就是說，漢藏語系語言或其中的藏緬語族語言，最有可能用來解讀古蜀文字。因此，進一步全面收藏古蜀器物，組織專家、學者整理這些器物上的圖文，建立數據庫，予以系統的比對、歸類，去偽存真，弄清這些圖文器物的時間層次，是當務之急。 結束語
一位學者說得好,古蜀文物飽含著各種文化信息和文化符號，古蜀文字是一個巨大的謎團。但是，這個謎團本身有可能是一個窗口，在中華民族史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每一個單薄的圖符背后，都可能活躍著一群生動的面孔，可能掩藏著一段隱秘的歷史。 古蜀文字集中了古蜀文明所有的神奇，它的解讀將對我們了解神秘的古蜀王國文化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猶如天書般的古蜀文字也許是是開啟一個神秘王朝的密碼，向世人徐徐展開它的歷史長卷，也將成為澄清歷史疑點、揭開歷史謎團的鑰匙。自然世界無邊的神奇、文化世界無窮的神秘、心靈世界無盡的神妙，正是古蜀文化最重要的特征。 雖然我們無法真走進古蜀先民的心靈，走進他們的生活，走進那個神秘的遠古世界。但是，我們可以通過釋讀古蜀文字，去體味遠古世界傳遞而出的歷史文化韻味。精深存鬧市，博大在民間。我們必須深懷敬畏之心、自豪之情、歷史之責，守住歷史傳統的根脈，切實保護好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財富，盡可能完整地留住全民族的文化記憶，讓更多的民眾在親近文物中讀懂歷史，讀懂屬于我們自己的文化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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