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

互文性理論作為一種誕生于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文本理論，已經大大突破了理論研究和可操作性批評術語的范圍，它以其對文學傳統的包容性、對文學研究視野的可拓展性，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寫作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作為一種重要的文本理論，互文性理論注重將外在的影響和力量文本化，一切語境無論是政治的、歷史的，或社會的、心理的都變成了互文本，這樣文本性代替了文學，互文性取代了傳統，自主、自足的文學觀念也隨之被打破。互文性理論將解構主義的、新歷史主義的，乃至后現代主義的文學批評的合理因素都納入了其體系之內，從而也使自身在闡釋上具有了多向度的可能。

具體而言，互文性理論吸取了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破壞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傳統，強調由文本顯示出來的斷裂性和不確定性，而新歷史主義的歷史和文本具有互文性的理論也成為了互文性理論的一個重要的文本分析策略，不過它結合了自身誕生于結構主義文論的特色，將之改換了文本和文本的互文性，并以此為基礎進行拓展。所以，互文性理論所遵循的思維模式也能清晰的窺見，它不是單純地以文本來分析文本，否則它也將落入形式主義文論的窠臼。互文性理論以形式分析為切入點，最終讓自己的視線擴展到整個文學傳統和文化影響的視域之內，即一個從文本的互文性到主體的互文性（也可稱之為“互射性”或“互涉性”）再到文化的互文性的邏輯模式。互文性理論以“影響”為其核心要素，將眾多的影響文學創作的因子納入其關注的領域，從而也使自己超越了單純的形式研究的層面，而進入到多重對話的層面。而互文性理論的對話主要是從三個層面進行：文本的對話、主體的對話和文化的對話，下面本文就分別從上述三個方面對互文性理論多重對話特質做進一步的分析。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稱為“文本間性”或“互文本性”），這一概念首先由法國符號學家、女權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在其《符號學》一書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許多文本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轉化。”[1]其基本內涵是，每一個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鏡子，每一文本都是對其它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它們相互參照，彼此牽連，形成一個潛力無限的開放網絡，以此構成文本過去、現在、將來的巨大開放體系和文學符號學的演變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