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官制的特點，是權力上的相互制衡。比如在地方上，“三司”分權以制衡，任何一司之長官皆無法專斷獨行；在朝廷里面，廢丞相、中書省，分權于各機構。 不僅如此，明太祖朱元璋還十分重視吏治，他曾說過：“國家立三大府......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系于此，而臺察之任尤清要。”因此，朱元璋擴大了監督機構的勢力，由他們來制衡整個文官集團，這個監督機構就是大名鼎鼎的言官。 明代的言官一直是歷史學家口中經久不衰的話題，他們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突出的監督機構了。朱元璋賦予了他們神圣的責任，這些責任亦在后面一封封彈劾奏疏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六科與都察院組成言官系統先來說說言官的組成吧。明初，設置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各科首領為都給事中，官秩正七品，附屬官員有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官秩從七品，其下還有若干職位。六科的官員被稱為諫官。 可不要因為這些諫官品級低下就輕視他們，六科手握之權足以讓整個文官集團都為之忌憚，曾經就有大臣抱怨道：“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不僅如此，六科的官員瘋起來，連皇帝來的面子也不會給。 據《明史》記載，六科之職，對外稽查六部百司，對內則規勸圣上。這是朱元璋定下的規矩，所以，就算是諫官們規勸圣上的時候言詞“過激”了一點，皇帝們也無可奈何，只能打碎了牙齒往肚子里咽。 從細處講，六科主要擁有以下的權力：
再來看都察院，這里面的官員又名臺官，與諫官（六科）共同組成明代的言官系統。其內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以及十三道監察御史。 都察院是專管糾察百官、辨明冤屈的，明史謂其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在各式各樣的官員審查中，都察院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 ——《明史·志第四十九》 諫官與臺官這兩個機構，在職責上有很多相似之處，這被稱為“臺諫合一”。雖是如此，兩者的側重點還是有區別的。 臺官主要傾向于官員的考核審查，諫官則是直言進諫、匡扶君主。他們大多秉持“舍身取義”的原則，不顧其個人之危險，冒死直言。 這是朱元璋定下的規矩，后世的皇帝們不敢違背組訓，再加上他們又想留下個虛心納諫的美名，所以對言官多有忍讓。 當然，事無絕對，有幾個比較特別的皇帝，比如說明神宗。這位皇帝消極怠工不理朝政，言官們勸諫無功后，直接把他罵的狗血淋頭，像海瑞罵嘉靖那樣的奏章都收到過不止一封，但神宗對此卻不置一詞，不主動、不追究、不負責，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頗有看淡名利之意。 言官與內閣監督權與相權一直位于歷代中央政府的權力核心。古代各朝理想的制度，是在監督機構的制約下，丞相能夠最大的發揮作用。秦代，丞相與御史大夫同列于三公之位，但此時的御史大夫更相當于丞相的秘書。等到了明代，言官與內閣之關系，又變的大有不同了。 內閣本無相權，殿閣大學士最初只備顧問，但后來其權日漲，“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制六卿矣。” 明代早期的政治尚屬清明，言官與閣臣亦能攜手共進，為國分憂。宣宗時，有一位被稱為“魯鐵面”的魯穆御史，輔臣楊榮家人犯法，（魯）穆治之不少貸。榮顧謂穆賢，薦之朝。御史公正無私，輔臣舉賢不避親仇，這種政治素養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英宗之后，宦官的勢力膨脹，內閣便與言官合作攜手打壓宦官勢力。雖說如此，但此時的政治已開腐敗之風，官員結黨營私的現象盛行，言官也便得不像以往清澈了。 明憲宗年間，一進士因醫好內閣首輔萬安不舉之癥，被升為御史，旁人戲稱其為“洗鳥御史”?！跋带B御史”現象的出現，亦可以看出明代腐敗之開端。 歷史隨著時間發展，嘉靖朝的言官與內閣開始對立，這一切主要體現在嚴嵩把持朝政，言官群涌而起對其進行彈劾。 萬歷皇帝初期，張居正奪得大權，對國家實施改革。他以內閣控制住六科，然后通過六科再控制六部以致百官。此時的言官，已經徹底淪落為內閣的權力斗爭之工具。 張居正手握大權，又貴為帝師，深受萬歷皇帝的信任，所以趨炎附勢者比比皆是。但按明朝之祖制，六科該為一個獨立之機構，只向皇帝負責，張居正的考成法卻改變了這一切，這就為之后言官們與張居正的沖突埋下伏筆。 居正生前，言官們被壓得死死的，御史劉臺曾上疏彈劾居正“違背祖制”“以相自處”，結果居正以退為進，向萬歷皇帝提出辭職，萬歷皇帝為了挽留他，將劉臺逮捕下獄。 居正死后，萬歷皇帝被“權臣”壓抑的不滿終于爆發，言官亦洶涌而出，先是陜西道御史彈劾張居正“十四大罪狀”，后又責其侵占田地、專斷獨行，一股大清算就此爆發，言官又重新掌握占據了上風。往后，言官集團開始腐敗，不但沒有發揮自己原有的責任，還起了反面作用。 明末腐敗的言官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凌晨，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已經逼近皇宮，紫禁城上空彌漫的硝煙為皇朝的滅亡添上了凄涼的色彩，歷時兩百余年的大明朝變得搖搖欲墜。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縊，留下了“諸臣誤朕”的遺言。 明后期的官僚黨爭嚴重，決疣潰癰，言官們亦隨波逐流，變得腐爛。 明至中葉以后，建言者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于清議，而爭則名高。——《明史·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形成這一切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幾點：
雖說明末之言官腐敗不堪，但尚有些許清流存在，令人嘆息的是，這些人的下場往往很慘。 在彈劾魏忠賢的言官中，周宗建被誣下獄，“珰命釘以鐵釘，不死，復令著錦衣而以沸湯澆之，頃刻皮膚卷爛。赤肉滿身婉轉兩日而死”；上疏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的楊漣，被“異刑酷拷，肉綻骨裂......髓血飛濺，死而復蘇......齒頰盡脫，鋼針作刷，遍體掃門都絲......復以銅錘擊胸，脅骨寸斷，仍加鐵釘貫頂”。這些人以身許國，一片赤膽忠心，實為后世之榜樣。在黨爭的朝廷里，每個黨派都會網羅一群言官，他們利用言官來攻擊自己的對手。 魏忠賢權傾朝野時，雖有一部分言官奮起反抗，但趨炎附勢充當鷹犬者更多。這批言官在魏忠賢的指示下，大肆鏟除異己。 忠賢不過一人耳，外廷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勝誅！蓋忠賢殺人皆成于附閹邪黨，彼其甘心善類，授之刃而假手焉且加功者，罪直浮于忠賢已。 由此可見，在明末結黨營私的官僚中，言官變成了門戶之爭的工具，他們在別人的指示下，將朝政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涂。 參考文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