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李清照曾撰有『詞論』一文，并持「詞，別是一家」之論。其書（『詞論』）綜辨濫觴，分述詞形，實是第一本詞學之系統論述。然其中臧否北宋諸公處卻為歷代評價詬病。宋人胡仔云「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事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苕溪漁隱叢話』），甚至引詩而譏曰「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逮至清代，則攻訐更甚，如裴暢所謂「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足證李氏詞評為文士所惡。 然李氏《詞論》之于北宋諸公者，雖下語苛責，但終歸是「有短可以摘」，并非妄言。此文概以詳論北宋諸公之各弊，一摘后世碩儒障目之葉爾。 『詞論』評諸公病之得處姜夔論詩云：「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白石道人詩說』），詩家歷風、騷、樂府、五七言、近體泱泱數千年，其猶是「大醇小疵」，逮至詞人之中，自然無有全玉之屬。倘若全如 曾慥一般，只因恐污歐陽修文名，而將其小詞全歸作「乃小人或作艷曲，謬為公詞」，不免掩耳盜鈴。 故今人論詞，自須問涂詞作，以還本貌即可，其中褒貶，斷須公允。李氏于詞雖未必與諸公并濟，但掎摭利病之言，未必不實。
李氏『詞論』云：
歷代諸家評『淮海詞』皆以其清麗、淡雅為高處，如董士錫『介存齋論詞雜著』引云「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張炎『詞源』云「秦少游詞，體制淡雅，氣骨不衰」云云皆是如此。 但實際上，秦觀詞好處是「多情人作學士詞」中。秦觀有種他人不到的敏銳且細膩的心思，故其詞中多有一種清雅細膩的筆觸，如『浣溪沙』中之「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又如『八六子』中之「念柳外青驄別后，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馮煦說秦觀是「古之傷心之人」，倒不如說他是深情之人為妥。 這種性情作小令自是第一流作者，但縱觀秦觀集百二首中，長調水準則遠遜于小詞。少游長調取法柳永，東坡曽批秦觀是「不意別后，公竟學柳七作詞」，秦觀起初不服，蘇軾并舉「銷魂當此際」數語，秦觀始信然。
當然，李清照說秦觀是「終乏富貴態」，倒并非是因為蘇軾說舉出的這種句法，而是傷在氣格。秦觀長調多用鋪陳，血脈雖通貫，但也略傷淺露。姜夔云「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便是如此。 似『長相思』詞中「記歌名宛轉，鄉號溫柔」便傷在俗露，如取似此事之典而出，便可潤之以莊穩；又『青門飲』詞中「一句難忘處，怎忍辜、耳邊輕咒」以下數句也是鋪陳過之而顯輕浮。
李氏『詞論』云：
宋文人作詞都好用俚語，概生性于此不重，故多玩弄纖巧，如秦七、黃九、清真等大家都是如此。而黃庭堅詞中「疵病」，一則是因疏宕而無法避免的晦澀，同時也是因不重視詞體的「隨手」所致。如其『水調歌頭』一詞下片云：
若以詩家「刺而敦厚」的審美要求來看，很明顯「堂有經綸賢相，邊有縱橫謀將，不減翠娥羞」這一句是有欠勻煉的。
李氏『詞論』云：
柳永詞集公認的泥沙俱下，其中有不減唐人高處之『八聲甘州』，又有低俗特艷之『西江月』。 宋翔鳳『樂府余論』有記云「耆卿失意無聊，流連坊曲，遂盡收俚俗語編入詞中，以便伎人傳唱」，據此便能知《樂章集》之故事。 概柳永詞語塵下歷來公論，便不多贅述，以『西江月』觀之則了然：
注：「奸」古為「姦」。 『詞論』評諸公病之未允處
李氏『詞論』云：
蘇軾非不通音律，這點需要尤其注意。蘇軾有自度曲『醉翁操』、『哨遍』諸曲，其中『醉翁操』序有記：
又『哨遍』序云：
據此即能知蘇軾并非不通音律而為句讀不葺之詩，而真是「 居士詞橫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苕溪漁隱叢話 后集·卷三十三』 引）. 李清照所謂句讀不葺之詩，確實過于狹隘。詞生于音樂，故有極大的限制性，不論是表情、題材、都需要受制于曲調的四聲、聲容。但如若詞要正真成為一代之文學，勢必要打破藩籬，去擴大張力。故蘇辛一流，非句讀不葺之詩，而真使詞體蔚為大觀者。
而晏元獻、歐陽永叔諸公，偶作小詞，玩笑而已，雖有高處，然志不在此。
李氏『詞論』云：「晏苦無鋪敘」。 宋詞自柳永后始「競賭新聲」，晏幾道堪收北宋令詞之結局。『宋史·樂志』稱：「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又『能改齋漫錄』云：
李清照評晏小山詞少鋪敘，真不知詞之進程，亦不知令詞、長調之疆野。我們需要知道，文體的字數多少，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章法的結構。「鋪敘」即是「鋪陳」、「直述」，慢詞字數較長，必須使用多種修辭手法去構筑章法，小令則不同，精工者每字每句閑不得，倘若多用鋪敘，便味同嚼蠟，斷無余味。
若《望江南》、《十六字令等十余字小令，又有什么地方能容得下鋪敘的位置？強于小令中作鋪敘，失了小令的意在言外不說，更沒有那么多的篇幅能表現出鋪陳排比的效果出來。 李清照向晏幾道令詞求鋪敘之功，不異于緣木求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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