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知章（上）：《長安十二時辰》的何執正叫著別扭，叫我四明狂客

《長安十二時辰》的熱播，帶火了大唐風俗美食，也讓賀知章、岑參這些盛唐詩人悉數亮相，但劇組為了保證順利播出，防止人們將歷史人物對號入座，也煞費苦心地隱去了這些唐人的真實姓名。岑參叫程參也就罷了，賀知章被從頭到尾叫何執正，怎么聽怎么別扭，至于那首被賦予了政治深意的《詠柳》，更是被放錯了時間和地點。也罷，就著觀劇的熱鬧，今天明天，連續兩推，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賀知章。

臣子，道士，詩人。八十六載世事滄桑，賀知章完成了三種人生體驗，因詩人而臣子，因臣子而道士？還是因臣子而道士，因道士而詩人？后人無法說清，就是生于斯世的李白也僅僅在腦海中存留了一個金龜的意象。

賀知章的風流與放誕貫穿他的一生，也貫穿了他的詩行。“山源夜晚度仙家，朝發東園桃李花”(《望人家桃李花》)，這位大唐集賢院的學士，沒有杜甫那么蹇楚的命運，也極少李白“行路難”的浩嘆，在眾多入仕無門的詩人中，他應該算是一個顯達者，由進士而太子賓客，由太子賓客而秘書監，可謂春風得意。

得意了，當然就離不開酒。因為都來自江南，他和包融、張旭、張若虛結為“吳中四士”，而作為“吳中四士”的代表，作為一個顯達的宮廷詩人，賀知章更是在杯觥中找到了可以釋放才情的出口。

賀知章的這首詩，流傳度不高，但洋溢其中的驕矜與自適，卻在其為數不多的存詩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全詩緊扣一個“宴”，極寫了一場天子之宴的規格與禮遇，赴宴者身份的高貴與顯達，而一句“三嘆承湯鼎，千歡接舜壺”，與其說在表達著賀知章對皇帝把自己視為賢臣的知遇之恩，不如說是賀知章在醉飲千杯之后，毫無避諱地張揚著自己的得意之情。這位武后圣訓元年（695）的進士，能在皇家饗宴上給張說寫上一首詩，可見張說在賀知章心中的分量。張說曾前后三次為相，執掌文壇三十年，為開元前期一代文宗，正是在張說的舉薦下，賀知章才得以入麗正殿編書，繼而在開元中任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相信在一片觥籌交錯聲中，平步青云的賀知章在用一首首應和圣制之詩山呼萬歲的同時，少不了會和張說這位對自己有提攜之恩的朝中宰輔多喝上幾杯御酒，多道上幾句感激之言。

當然，作為跨越初盛唐的詩人，彼時的賀知章也和天下所有文人一樣，尚處于一種文風轉換的階段，對于六朝浮靡的文風，賀知章效法前朝的“初唐四杰”、陳子昂，也在力避將自己的詩作隨波逐流成“爭楊纖微，竟為雕刻”的宮體詩；但作為一個在盛唐氣象中浸淫日久的臣子，賀知章又一次次在浩大奢靡的宮廷盛宴中迷醉，詩酒之樂的前提，首先是官居上位的顯赫身份和錦衣玉食的優渥生活。

由此，賀知章的疏狂縱酒便不是一般人能夠學得來。“杯中不覺老，林下更適春”，這是賀知章在就著春花美酒，一杯接一杯地感受著盎然的春意；“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顛”，這是賀知章用斷章殘句準確地描摹著自己的醉態。據說，每次醉酒，賀知章都會筆走龍蛇，文不加點，整篇詩文一氣呵成；而最值得一說的，還是賀知章在醉態之中出神入化的書法藝術，他寫得一手漂亮的草書，名播于開天年間，盧象曾用“青門抗行謝客兒，健筆違羈王獻之”將其比作著名書法家王獻之，溫庭筠更是用一句“落筆龍蛇滿院墻”來贊頌賀知章書法的飄逸隨性。而更可以佐證賀知章的醉態詩書的，還有一則出自唐人竇蒙《述書賦注》的記載，竇蒙評唐名家書多譏貶，但對賀知章卻褒揚有加，他說賀知章“每興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言，或五百言，詩筆唯命，問有幾紙？報十紙，紙盡語亦盡。二十紙，三十紙，紙盡語亦盡，忽有好處，與造化相爭，非人工所到也。”這則出自唐人的記載距賀知章生活的時代不遠，應該是可信的，而從這段文字中，我們所感受的，絕對是一個高逸狂放的酒仙，當賀知章將自書的“四明狂客”的匾額高掛于廳堂，充溢在這位“狂客”心頭的，一定是滿滿的驕傲。

也許真正打破這種矜持，是從與李白的相識開始的。唐天寶元年（742年），詩人李白應唐玄宗之詔來到京城了長安，一時未得進見，孤身住在驛站之中。一天，李白在長安著名的紫極宮游覽，恰好遇到了賀知章。彼時的賀知章已經官拜太子賓客、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盡管已經是八十四歲高齡，但卻精神矍鑠，滿面紅光。他早就聽說過李白這位來自巴蜀的詩人，紫極宮一見，更是瞬間消弭了四十多歲的年齡差，一見如故。超逸不群的李白，生就一副道骨仙風，讓生性豪爽的賀知章相見恨晚，連呼李白為“謫仙人”，在白發皓首的賀知章眼中，眼前這個從巴山蜀水來到長安的詩人，盡管個頭不高， 但卻目光如電，炯炯有神，其自信的談吐，放曠的個性，活賽一個被“貶謫”到凡塵的神仙，讓自己早已經熟視無睹的長安文人群落頓時有了耀眼的光芒。而更讓這位“四明狂客”折服的，還是李白神游八極大開大闔的詩歌，“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當賀知章激情澎湃地高聲吟誦起李白新出爐的這首《蜀道難》，他忽然發現，這樣一首看似不遵守格律的詩歌，卻有如天馬行空，讓文字徹底地飛了起來！而和這首出自天才詩人的天才詩歌相比，自己和一班宮廷文人的奉和圣制之詩又顯得多么地微不足道，前者，是迎風盛放的空谷幽蘭，而后者，不過是脫去水份的干癟之花！

當然要喝酒！為了這份遲來的觀照與自省，更為了這份遲來的忘年之交！就這樣，黃昏時分的一家長安酒肆，攜手走進了兩位談笑風生的中國文人，這是兩位怎樣的中國文人啊！一位鶴發童顏，一位仙風道骨，一位是大唐顯宦，一位是鄉野布衣，然而，這就是盛唐，這就是以詩為媒以詩為大的盛唐！生命中最不可能交集的兩個文人，就在這家長安酒肆，實現了最有深度的生命交集！無須呼朋引伴，兩個文人就可以代表彼時活躍在盛唐的兩個文人群體；無須禮節客套，文字早就澄明如洗，不言自明！玉盤珍饈上了滿滿一桌，數個酒壇被小廝們陸續端了上來，好客嗜酒的賀知章要用一席水陸八珍之宴款待飄逸出塵的“謫仙人”！酒杯一次次舉起，一次次碰響，在沉醉與清醒之中，髦耊老人賀知章，四明狂客賀知章，與李白這位貶到人間的天上神仙一次次實現著文字與杯觥的撞擊，一次次推進著詩歌與思想的對話，當數個酒壇被一飲而盡，當如火的夕陽已交替為一輪高掛中天的皓月，長安醉了，中國文人，醉了。

如果賀知章與李白的酒局到此結束，它和將大唐文人的眾多酒局混為一處，不會留下任何痕跡，而這場酒局之所以讓后世的人們津津樂道，其關鍵就在于闖入了一個金龜的意象。據《新唐書》記載，唐初，內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魚符、魚袋，以“明貴賤，應召命”。魚符以不同材質制成，“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位、姓名。”裝魚符的魚袋也是“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到了武后天授元年（公元元690年）改內外官所佩魚符為龜符，魚袋為龜袋，并規定三品以上龜袋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

好了，說了這么多，“金龜”便要成為這則著名酒局的關鍵核心了。就在賀知章與李白都喝得酩酊大醉之時，賀知章忽然發現，自己給酒家結賬的銀兩不夠了！怎么辦呢?朝廷顯宦當然不差這頓飯錢，但當務之急，是拿什么抵給酒家?八十老翁在自己的身上摸來摸去，摸到了一個硬硬的物件——金龜！這是親王和三品以上官員隨身的佩戴之物，更是身份的標志與象征，但此刻，在賀知章的眼中，就是自己與“謫仙人”的一頓酒錢啊！好吧，那就拿去換酒為樂！當滿頭華發酒興正酣的賀知章將所佩服金龜毫不猶豫地解下來遞給酒家，他不會想到，金龜，作為大唐顯宦的重要飾物被兌換成美酒，對于李白而言，已是一種人生殊榮，自此，一個“金龜換酒”的文人故事將傳遍坊間，和那首酣暢淋漓的《蜀道難》一起，讓李白在長安聲名鵲起；而李白對這場“金龜”之誼，更是銘記在心，及至后來聽聞賀知章駕鶴西去，李白獨自對酒，悵然有懷，想起當年金龜換酒，揮毫潑墨，一口氣寫下了兩首《對酒憶賀監》，而人們最耳熟能詳的，便是下面這首：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
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為松下塵。
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
	——李白《對酒憶賀監其一》

同樣，這個金龜意象的闖入，也讓賀知章在耄耋之年，呈現出一種清醒的醉態。在杜甫著名的《飲中八仙歌》中，杜甫用生動傳神的筆法，說“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將一個“老頑童”的醉態寫得活靈活現，我們無法考證杜甫是否像李白一樣，同賀知章有過生命的交集，但杜甫為我們后世塑造的這一彌散著詼諧而清狂的“酒仙”形象卻已深入人心，而事實上也是這樣，“眼花落井水底眠”的賀知章正是在那次與李白暢飲達旦的兩年之后，上疏請度為道士，致仕還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