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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承學、沙紅兵撰文指出，古代文體學逐漸從冷門成為熱點，這種現象最根本的推動力來自古代文學研究的內在要求（《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文學遺產》2005年第1期）。同樣，在這種內驅力的作用下，“筆記”這一文體逐漸納入學術界的研究視野。而與此同時，它也成了一個頗有爭議的詞匯和概念。從文體學角度來看，因筆記與史傳及古小說淵源甚深，加之古今小說觀念的發展演變，使得在中國傳統目錄分類中，從未將“筆記”作為一種獨立門類來劃分，而是多將之歸為小說家或雜家。于是，古人乃至當今學術界就常常將“筆記”與“小說”這兩個概念混用，并且隨著研究的開展，學術界都注意到筆記與小說的雜糅共生，但卻也少有人關注“筆記”文本中其他文體并存共生的現象。事實上，在“筆記”豐富多彩的內容中，保存了大量的詩歌資料。 明人筆記中大量存在的詩歌資料，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生態，還記錄了文人的生活與交往、文人的詩學批評，另有一些詩歌資料反映了文人的迷信心理。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筆記作者或時人的志趣與見解，這不僅有助于了解筆記作者的興趣愛好、文學宗尚、思想主張，還有助于了解明朝及前代文人的生平行實，他們對時政的態度等，同時對詩歌輯佚也有重要價值。 一 明代的一些重大事件在明人筆記中多有記載，主要是筆記作者本于某些事實、經歷、見聞以及抒發感慨所創作的詩歌，帶有因事、因情而發的特點，具有即時性，客觀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生態。如關于建文遜國一事，劉琳《拊膝錄》、史仲彬《致身錄》、程濟《從亡隨筆》都是全書記載。其中《從亡隨筆》中記錄建文帝在逃亡過程中的流離與倉皇，發而為詩曰：“細雨披楊起綠煙，水紋如織影湘簾。午鐘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弦。 ”這是程濟隨建文帝逃亡過程的記錄。君臣曉行夜宿，隱藏行蹤，既有建文帝撫今追昔的悲慨，又有天下易主、成王敗寇的窘迫。此時不僅“江水無情去不還”，“西宮奏管弦”的日子也已一去不返，“無情最是帝王家”的悲愴也溢于字里行間。 通過詩歌反映為政者舉措的內容在明人筆記中比較多見，葉盛《水東日記》卷二“尹鳳岐詩諷時事”記載“時應詔舉賢良方正，即得授八品官，適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者悉放還”。對此，尹鳳岐以一種看似輕幽默的口吻表達了自己的態度：“五十馀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早去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這首詩諷刺明朝的選官制度。科舉是當時官方、廣大文人及民眾認同的正規取士方式，含金量最高。除此之外，還有太學生選官與薦舉兩種方式。尹鳳岐是永樂十六年（1418）戊戌科進士，名列第二甲第五名（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436頁），被召入翰林。當時薦舉為賢良方正即可得授八品官，而與此同時，年逾五十的太學生卻被放還，以布衣歸家，這就形成鮮明的對比。太學生們飽讀詩書，勤勤懇懇，相比之下，有人卻僅憑賢良方正選官，他們中的一些人并無真才實學，卻可通過表演、包裝、賄賂等博得美名做官，年老體衰又貧寒的太學生們滿腹心酸卻無處言說。尹鳳岐即以此詩一語道破，來抒發自己胸中的郁憤之氣，并調侃說回家早養兒子，來保舉賢良方正，而不是令其參加科舉，話語里有滿滿的嘲諷與不屑。 科舉考試圖 明人筆記中記錄了明初的文字獄，反映了文網嚴密、文人動輒得咎、案獄不斷的現實，亦由此可見明初的文化政策。李賢《天順日錄》中記載太祖難以接受進諫，有一張姓翰林編修因直言敢諫被黜。當時按例呈送慶表，太祖見張某表詞中有“天下有道”和“萬壽無疆”二句，把“疆道”理解成“強盜”，發怒說張某諷刺、誹謗他，要送往法司論罪。張某據理力爭，稱嚴格遵守陛下“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的旨意，說“天下有道”是孔子格言，“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面對張某的辯白，太祖沉思良久，最后以“此老還嘴強”放去不問，太祖身邊的人竟說：“數年以來，才見容此一人而已。 ”這一內容反映了明初的文化專制，一方面由于統治者內心的惶恐與過度敏感，一方面又因明太祖較低的文學素養，以致誤解了張某慶表中引經據典的文句，最后令人啼笑皆非。尤其是最后一句“數年以來，才見容此一人而已”，可見明太祖殺戮之狠。 二 明人筆記中有大量的詩歌資料記錄文人的生活現狀，如王锜《寓圃雜記》卷五“元敬乞米詩”一則，記載元敬平日樂善好施，有一年除夕家中無糧，作詩對友人朱堯民說：“歲云暮矣室蕭然，牢落生涯只舊膻。君肯太倉分一斗，免教人笑灶無煙。 ”元敬才學甚高，著述頗豐，與楊循吉、祝枝山齊名，雖累試不中仍淡然處之。因除夕家中無糧，向好友朱堯民求助，詩中以白描手法描述了自己的窘迫，其內心的苦澀可以想見。越是貧乏之人，其自尊就越強。朱堯民也是慷慨好義之人，他懂得元敬在困頓之時向自己張口求助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氣，于是贈錢五百文，解其燃眉之急。 記載前代詩人的逸聞軼事，如都卬《三馀贅筆》“白樂天愛姬”是對白居易私生活的記錄：
明·文震亨《唐人詩意圖冊》之“白居易詩意” 這段描寫記錄了白居易的私生活，這是他作為官員、詩人之外世俗化、生活化的一面，豐富了我們對正統文人的認知與了解。再如劉昌《懸笥瑣探》“恃才矜傲”一則，記載《唐書 ·藝文傳》中有個叫鄭世翼的人誕傲無禮。鄭世翼在江中遇見崔信明說：“聞公有‘楓落吳江冷’，愿見其馀。 ”崔信明欣然拿出自己的詩作，鄭世翼還未看完就說：“所見不迨所聞。 ”竟投入水中，引船而去。鄭世翼的言行有目中無人的狂妄。劉昌提出：“其矜誕若此，而居之不疑，何邪？ ”概因他們都有對自己才學的高度自信，進而體現為一種唯我獨尊的極度自戀。 筆記作者對詩歌用字、內容予以考辨，也體現了文人意趣，如陸容《菽園雜記》卷二記唐人韋處士《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煙。 ”陸容認為“萬條寒玉”指的是竹，有人草書寫作“蕭條寒玉”，這是錯誤的。又記張繼《楓橋夜泊》詩中“江村漁父對愁眠”一句，不如舊本“江楓漁火”為佳，認為這都是刻本之誤，這些人因不識古人用字意趣而妄改詩句，以致詩味發生變化，貽誤后人，而妄改之人亦是淺薄無知。 詩讖，即所作之詩無意中預示了后來發生的事，這是一種非科學的、非系統性的暗示與附會，與事實不謀而合，體現了文人的一種迷信心理。黃瑜《雙槐歲鈔》卷第八“名公詩讖”，記載丘濬、夏原吉、高啟三人事。丘濬作詩稱贊瓊州五指山說：
夏原吉為屋頂上的獸頭作詩：“非龍非虎亦非羆，頭角皆因造化為。不向草茅夸氣象，卻于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 ”高啟作《筆峰詩》：“云來濃似墨，雁去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怨何事。 ”三人皆是明初官員，以他們所作之詩來驗證日后的福禍榮辱，可以說是印在詩中的預言。丘詩寫得英豪闊大，識者說其異日富貴顯達，后來應驗。夏原吉寫屋上獸頭不畏風霜的昂昂威儀，又寄語燕雀莫相疑。論者說其身居高位免不了親近小人，蓋以廊廟威儀自擬，以燕雀喻小人。二者均以詩言志。而高啟辭官家居，在明初重典高壓下，因《上梁文》觸動了太祖憎恨張士誠的敏感神經而被腰斬，成了太祖打擊江南文人的政治犧牲品。“千載只書空，山靈怨何事”，因文禍而死，能無怨乎？只能留與他人來論斷。 明·杜堇《玩古圖》中的文人閑雅生活 三 有明一代，文學復古貫穿始終，而明人筆記中的詩學批評也體現了這一傾向。這些詩學批評既評論詩歌，又有記錄詩人議論、行事的內容，主要體現了明人對漢魏古詩與唐詩的推崇。如姚福《青溪暇筆》卷下評陶淵明，先是指出陶淵明詩中的景象是其心境的寫照，人如其詩，體現了一種經歷過人世浮華后的淡泊與超然。又指出李白、韋應物對陶淵明的接受，“李太白‘對影成三人 ’之句，亦出淵明‘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蓋其志有非他人窺測者”，“韋應物資稟去陶靖節不遠，效陶之作《式谷》，似之，如所謂‘聊舍遠世蹤，坐望還山云’，為淵明寫真”。這段論說對韋應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其“資稟去陶靖節不遠”，其詩句能“獨立塵表，超然遠舉”，“坐讀其詩，可想見其人”，可謂詩如其人。姚福晚年退居青溪故里，幽居讀書，對陶淵明、韋應物有深深的體悟，這也是姚福對陶淵明精神的認同與接受。 明人筆記中通過記載文人間的趣事來體現宗唐傾向性的，如葉盛《水東日記》卷七“詩有唐氣”一則。記載吳下舉子將自作詩貼于廳壁間，其兄對座中賓客說：“舍弟此詩，云有唐氣。 ”有一客不解，登梯舔其詩說：“有糖氣，何為不甜？ ”滿座賓客為之絕倒。在此，將自作詩貼于廳壁間，詩歌作者不無自矜之意，這應是當時文人的一種雅趣，而詩歌“有唐氣”，亦是當時文人的追求與社會風尚，但故事中的“客”也的確可愛。 此外，通過筆記中所載詩作，亦可對詩人作品進行輯佚。如葉盛《水東日記》卷六“卓筆峰兩詩”一則，記載姑蘇人范仲淹、高啟皆寫詩歌詠卓筆鋒，范詩與高詩氣象迥然，前者讀之高昂，后者讀之低沉。而范詩并未收入其詩集中，通過筆記的收錄，可對其進行考證，進而對《范仲淹詩集》進行輯佚。 總之，明人筆記中的詩歌資料，向我們展現了不同于正史記載的豐富多彩，對于了解明代的政治生態、文化政策、文人生活，都提供了開闊的視野，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 ? ?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文學院） ? ? ? ?? ?——本文刊于《文史知識》?2019年第7期“古典文學漫談”欄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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