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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定之行的第一個景點是開元寺。事前對開元寺一無所知，也沒有上網查資料做功課，只是走在正定的南北中軸線上，正好路過它，并且早餐店就在它對面不遠處，所以就停車吃飯而后進門參觀。 進門左顧右盼，立刻眼睛就不夠用了。向右看，不遠處大唐盛世的方形密檐磚塔傲然挺立，仿佛來到了小雁塔下。左看，真真是嚇到了我，一座山一樣碩大宏偉的石雕撞入眼簾，讓我不敢相信這世界上還有這么大的赑屃！這是真的嗎，不會是現代人為吸引旅游而新造的吧？ 在目瞪口呆中，我來到了這世界之最——正定開元寺赑屃旁。 先說點赑屃相關的知識——龍生九子各有特長,又各有其名，名字千奇百怪不好記，所以只記住旅游景點常見的幾個，說不上那會兒就能顯擺顯擺，假裝有學問騙騙純情少女、多情少婦什么的，那一定能換來崇拜，因此而發生什么艷遇也未可知？所以務必記牢背會，以備到時顯擺時急用；琴把上的是長子,名囚牛；刀把上的是次子,名睚眥(yá zì)；洪鐘提梁的獸鈕是四子,名蒲牢；六子名赑屃(bì xì），似龜有齒，喜歡負重，是馱碑的龜；九子螭吻（chī wěn)，喜噴水, 取其滅火消災的作用,所以成為大殿正脊兩端的吞脊獸。 囚牛圖片來自網絡 睚眥圖片來自網絡 蒲牢圖片來自網絡 但是切記，并非所有的石碑底座都是赑屃，只有官碑才允許使用，民間立的碑不能用赑屃。原因很簡單，龍是皇室象征，龍的兒子也是龍，怎能為民間所用？ 此外，碑的年代不同，馱碑的龜叫法也不同，北宋之前，馱碑的龜它就叫龜。那時候也有赑屃，但它不在石碑下面，而是在石碑上部的碑額上。你看有些石碑碑額上雕有幾條龍形，石碑貌似被這幾條龍叼著一樣，這幾條龍就叫赑屃，而下面馱碑的就叫龜。這種說法是有依據的，北宋有本書叫《營造法式》，它是規范官式建筑的樣式、規制、用料、以及建筑構件的名稱、用途、尺寸等的標準手冊。 這其中就有關于官碑的樣式、比例，構建名稱、尺寸的標準，上面明確將馱碑之物稱為龜，而叼碑之物被稱為赑屃。南宋滅亡后，《營造法式》不再被嚴格遵守，而只是將其視為參考，赑屃也有空中而轉為地下，成為馱碑之物。所以只要是北宋之后的石碑，記住是官碑，馱碑之物就叫赑屃無疑。
現在看看正定縣開元寺收藏的赑屃有多么震撼，反正我是被“嚇”到了，實在太大了，這么大的體積，古人是如何取材，如何雕刻，如何運輸的呢？它長8.4米，寬3.2米，高2.6米，重107噸。這個赑屃2000年6月22日出土于正定城內府前街的一處工地上，根據專家推測，這是唐代后期的遺物，距今約1200余年。此時大唐剛剛滅亡，朝廷更換，國號更迭，但大唐的審美風尚猶在，大唐的風俗理念尚存，任何事物，以大為美依然揮之不去。
彬縣石窟大佛 大唐就是大唐，國家版圖之大，朝廷國力之盛威加天下，與之相匹配，官方民間無不以大為美。雕于大唐貞觀二年（618年）的彬縣石窟大佛高20米；
洛陽奉先寺的盧舍那佛 雕于洛陽奉先寺的盧舍那佛高17.14米；雕于唐玄宗開元年間（713年）的樂山凌云大佛高71米，自此再也無人比肩、超越過。北魏國力強盛崇尚武力，那也是一個以大為美的民族，它的全盛期創造了云岡石窟大佛、河南浚縣大伾山大佛，前者17米，后者高22.29米，它不但是北魏第一大佛，也是中國北方第一大佛，但比起大唐的71米高度，就只能算小弟弟了。
浚縣大伾山大佛 說點題外話，為了旅游的需要，一部分人想把浚縣大佛建造年代從北魏提前到后趙，這樣浚縣大佛從建造年代上說就成了中國第一大佛。但是，后趙僅僅存在了33年，除去前期的不穩定和后期的混亂，能傾國家之力建造大佛的時間有多少？在當時的工具條件下，這座大佛沒有二三十年是難以完工的。況且，浚縣大佛的藝術風格完全是北魏風格無疑，北魏與后趙的佛造像風格區分在哪里，到山西陵川的金燈寺水陸殿、河南衛輝的香泉寺石窟看看便知什么是后趙風格，那種粗獷、笨拙、呆萌都太鮮明了，兩者無法混淆。
山西陵川的金燈寺水陸殿
河南衛輝的香泉寺石窟 大唐的大雁塔七層塔身，通高64.517米，前無古人，
大雁塔圖片來自網絡 直到400年后的宋遼時期，才先后有杭州六和塔（高59.89米）、
杭州六和塔圖片來自網絡 遼應縣釋迦木塔（高67.31米）超過了它。
應縣釋迦木塔圖片來自網絡 此安重榮記功碑如此之大無疑是繼承了大唐尚大的遺風，唐后再無此等巨物。 根據赑屃旁的說明 “此赑屃系五代時期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記功碑碑座”。
安重榮為何許人也？史書上記載他曾講過：“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耳！”就因為這句豪言壯語使得他在歷史上很有點名氣。安重榮是五代十國時期的后晉朔州人，是有名的賣國求榮的偽皇帝石敬瑭的部下。石敬瑭更出名，為了當皇帝，他主動向契丹上表稱臣，而且自降輩分認契丹為父，這且不算，捎帶著,他就把北京以北的燕云十六州獻給了契丹，自此中原政權失去了北部屏障，偉大的北宋王朝因此而屢戰屢敗，最終亡于野蠻、落后的金，中華文明因此而倒退了幾個世紀，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其始作俑者就是石敬瑭。
安重榮雖為石敬瑭的鎮州成德軍節度使(駐守地就在河北正定)，而卻恥于向契丹稱臣，并對契丹表示出旗幟鮮明的對抗態度，曾多次扣押、刺殺契丹使者。甚至直接上表指責石敬瑭“認賊作父”，要求起兵與契丹開戰。這使得安重榮獲得眾多民眾和官員的支持，一時名聲大噪。成德軍節度使府門前立有唐代首任（正定）節度使李寶臣（安祿山的養子，參與安史之亂，安史之亂被平定后，投降朝廷，被李唐賜名李寶臣，拜成德節度使，封趙國公。）的功德碑，安重榮也要求石敬瑭為自己建功德碑，為其歌功頌德。
安重榮重兵在握，石敬瑭不敢得罪，只得違心刻勒這座功德碑。天福六年(941年)，安重榮終于和石敬瑭撕破臉皮起兵叛晉。但兵敗被俘遭斬首，石敬瑭將安重榮的頭顱送往契丹邀功。之后，石敬瑭也終于不再有任何顧慮，第一時間將其功德碑砸得粉碎并深埋地下，這就是這個巨大赑屃的歷史淵源。
在這之前，我曾見過另一處巨型石碑，在正定巨型赑屃出土前，它是當之無愧的世界上最大的石碑，即使正定巨型赑屃出土后，它仍然是最大的石碑。因為正定赑屃有座無碑，而它是碑座齊全——它就是邯鄲市大名縣的《五禮記碑》，碑身加赑屃通高11.95米，寬3.04米，厚1.13米，重140.3噸。這通石碑的故事更加曲折離奇，不妨一聽——
唐開成五年（840年）魏博節度使（駐地河北大名府魏州）何進滔去世，唐文宗感其治軍安民有方，于是命朝廷為其刻勒功德碑，并命著名書法家柳公權親自撰寫德政碑詞，這就是立于邯鄲大名縣的這塊大碑。 到了宋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宋徽宗為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親自制定了五種禮儀標準作為國家禮儀進行推廣。這五種禮儀分別為吉禮、賓禮、嘉禮、軍禮、兇禮。朝廷要求各地官府刻石立碑，頒于天下奉行。在北京大名府，朝廷左丞梁子美（《水滸》一書中梁中書的原型人物）聽取大名府尹的意見，將唐代何進滔德政碑磨去正面碑文，改刻成，這就是現存大明巨碑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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