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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40歲以上的重慶人，1981年7月留在他們記憶的關鍵詞只有一個：大水！ 1981年7月13日至7月17日，整個重慶，遭遇了迄今為止建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洪災。至今，水文部門在發布公開信息時，都還有“1981年以來最大洪峰”等用詞用語習慣。 那是35年前，重慶人的一段特殊記憶。 在那場特大洪水爆發的近一周時間里，重慶人的生活究竟如何？現在的重慶，還能找到那些關于那場洪水的記憶？枯燥的損失數字記錄背后，究竟又給后來的重慶發展，帶來了什么啟示？ 重慶時報記者通過在重慶檔案館中的官方表述，不同部門親經歷者的回憶，盡量為你還原那段35年前城市記憶。 當年洪水漫過磁器口古鎮街道的位置（圓圈處） 凌晨2點開始通知全市 工作人員接了4天4夜電話 市檔案館中，重慶市政府關于1981年重慶市抗洪救災情況官方記載如下：我市長江、嘉陵江從7月13日開始洪水猛漲，16日長江洪峰高達193.38米，嘉陵江洪峰水位高達208.17米。 重慶歷史上，長江和嘉陵江洪峰高度均超此次的，有史可查的只有1870年，分別為198米和214米。而35年前這次洪水的起因，則是源自于1981年7月9—14日，長江上游四川盆地發生的罕見的大面積連續6天暴雨。 官方資料顯示，35年前的重慶抗洪指揮部首次得特大洪水來襲消息，是7月13日23時。清晨2時至3時，全市開始緊急通知電話各區縣。 當時的抗洪指揮部工作人員林振強，在辦公室里整整接了4天4夜電話，全部是沿江區縣，廠礦、街道，公社、部隊來電詢問。 各街道的檔案記錄中顯示，重慶主城大多數街道，機關單位是14日召開的緊急抗洪部署，也是在14日上午，重慶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市進行了洪水預警。 從二樓搭木板跳出去 在重慶時報記者采訪的10余個親身經歷者中，對那場洪水最直觀的記憶，停留在7月15日，一個周三，重慶部分地方有暴雨。 前重慶建工集團二建公司董事長陳道友，那天下午是從北碚人民路203工地辦公室二樓窗口，搭著木板跳出去的，因為猛漲的嘉陵江水，直接淹沒了辦公室一樓大門。 陳道友當時還不知道，那天北碚的主要街道被洪水淹沒了2/3。在8月份重慶市政府的災情通報中，北碚區排在第一位。 地處化龍橋的重慶微電機廠工人蘇其昌，則在回家路上看到了化龍橋街道上的古橋被洪水漫上，并淹沒。但他沒有停下來看，因為自己的家已經進了水，床都浮了起來，他得趕回去搬家。 盡管14日下午，要漲洪水的消息已經傳達開，但15日大多數重慶人都依然在工作崗位上，以至于洪水開始襲擊兩江水岸，很多人是奔跑著回家搬東西。 前磁器口街道主任何澤軍，見證了嘉陵江水從現在的磁器口碼頭，一直漫到現在的古鎮商業街上的過程，周邊的國企職工飛奔回磁器口搬家的一幕。 當年24歲的水上公安局民警張明，則是餓著肚子沖上牛角沱嘉陵江邊的躉船，和10多個同袍一起，隨時清理上游沖下來的大樹、雜物、避免躉船負重過大而翻。但隨后他們也發現自己估計錯了形勢：水大得可怕，一度連他們自己都被困在躉船上下不來。 1981年洪水襲擊重鋼李子林廠區情況（重鋼檔案館提供） 熟悉的地方成汪洋 發黃的檔案中，記載了很多現在重慶人熟知的地名，在35年前被淹沒的情況。譬如，磁器口，彈子石碼頭、化龍橋、菜園壩、重鋼三廠…… 這些地方，現在或變成著名風景區，或變成高檔住宅區，商業區。但在當時，都在一片汪洋中。 磁器口古鎮也被淹沒了2/3。現在的古鎮正街上，還留下了當時磁器口最高水位的標記，高度和現有店鋪大門幾乎齊平。 原南岸第一人民醫院醫務科科長楊耀川，記得彈子石碼頭是重災區，幾乎全部被長江洪水淹沒。 沙坪壩檔案館化龍橋街道的檔案中，則有如下記載：整個街道受災比例1573戶，受災人口占比15.2%，街道辦事處，水漫到人的膝蓋深。 重鋼檔案館里，唯一一張記錄當時長江洪水漫到廠區的照片，是描繪于李子林下面的3號高爐，4號高爐，都因洪水熄火。 磁器口街道防洪標志 船上才體驗到危險 追尋那場35年前洪災的記憶中，重慶時報記者驚訝的發現，幾乎沒有一個人，感到害怕。 陳道友是這樣理解的：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市民的全部家當都不多，更重要的是，當時工友，同事之間的感情淳樸得很，互幫互助的行為，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原本應有的恐慌。 蘇其昌記得那天自己能夠搶救出部分財物，全靠工友們的幫忙，有的甚至沒說過幾句話，就主動上來幫忙。 何澤軍說，當時的市民持有一個觀點，即水不進門不搬家，對這樣大的洪水心理估計不足，所以很多人是漲到家門口才意識到洪水大得可怕。 但“不怕洪水”的勇敢，也滋生出了一些過于樂觀的情緒。不少市民甚至做出了一些危險舉動：跑到長江邊、嘉陵江邊去看洪水。當時的嘉陵江大橋，一度擁擠滿了市民。 而看到市民涌向朝天門碼頭時，當時的市中區做出一個緊急決定：除了繼續用廣播喇叭勸開群眾外，干脆用麻繩把到朝天門、儲奇門碼頭的去路，全部封閉。 張明就在躉船上，看到了不少市民跑到江邊看洪水，自己從心里感到著急。而在躉船上的他，最能感受那場特大洪水的恐怖：整個船都是搖搖晃晃，隨時可能被洪峰卷走，10多個公安干警沒有一個敢睡覺，打盹也是穿著“水背心”坐著，隨時準備跳水。 1981重慶公安干警抗洪第一線圖片（市警察博物館提供） 全城總動員 35年前的市政府通報中，曾有這樣的總結：整個洪災期間，全市受災人數22萬多，工廠被淹419個，商店580個，學校71所，也出現了部分人員傷亡……這些數據，其實已經在所有重慶人的努力下，被降低到了最小。 35年前的那場洪水，讓整個重慶城經歷的是一次全民救災的總動員。很多英雄事跡，或湮沒或塵封，一些部隊的番號甚至都已經變更多年。 重慶市政府在當年8月份的總結中提到，全市駐渝部隊6000多名指戰員參加抗洪搶險，市公安局每天保證3000余警力保證群眾安全。 在菜園壩，幾棟老房子因密度過大，連橡皮艇都無法靠近營救受困市民，當時的82329部隊5連，是用輪胎綁上木頭靠過去。 7月15日，北泉水文站旁邊的電桿都被淹，隨時有和主城失去聯系的危險——當時的690工廠技術部，是冒著洪水抄小道送去發電機，保證電訊不中斷。 那幾天，整個重慶公交部門無一人休假。僅僅7月15日下午，市中區的主要干線就增開60多班，尤其是在市中區到北碚這條線路上，采取的是從山洞、青木關繞行的方式。 彈子石的重慶卷煙廠，在二樓被淹的情況下，從14日至16日三樓車間居然還在冒險生產——因為停產一天要給國家造成數十萬損失。 7月16日晚最高洪峰過境后，逐漸畫上句號。全市的自來水，在7月18日就全部恢復供應，隨之而來則是災后重建工作。 陳道友說，除了政府機關、部隊官兵外，其實單位工會在那次洪災中發揮的作用也很巨大，因為洪災后的慰問、救助等工作，是靠工會人員挨家挨戶走訪完成。 何澤軍記得很清楚，7月18日洪水退后，磁器口街道上布滿了足有半米厚的淤泥，時值夏天，臭不可聞，是部隊官兵趕過來，在口罩等缺乏的情況下，一鏟鏟的清除掉。 磁器口1981年抗洪紀念碑 那場洪水給重慶留下了什么？ 濱江路的標高有了參照 在重慶28中里，現在還保留有一塊抗洪紀念碑，記錄的是1981年洪水淹沒學校操場時的最高水位：182米。 35年前那場特大洪水的影響，至今我們能在這座城市里找到。譬如，重慶濱江路的防洪作用建設標準，災后救助方式，乃至水上公安局的專業培訓。 現任重慶歷史名城專委會秘書長吳濤記得，洪水漫到大溪溝，一號橋，直接造成了當時的交通阻塞。所以，重慶第一條濱江路長濱路，就是參考的當時洪峰標準建造。同樣情況，也出現沙濱路的建設中。何澤軍也說，大約在1999年開建的沙濱路牛角沱至石門段，也參考了1981年洪水標高，起到防洪作用。 沙坪壩邁瑞城投公司董事長漆小強告訴直記者，正在施工的沙濱路磁井段，其防洪護岸就采用50年一遇洪水位標高，而1981年重慶那場特大洪水，就是重要參考指標。 有了寶貴的救災和海事經驗 至今依然在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工作張明回憶道，1981年大水后，市公安局水上分局總結經驗時，大家討論出如下幾點：1、設備落后，當時沖上躉船的10多名水上分局民警，和外界的主要聯系只有1部步話機，2、全水上分局只有一條巡邏艇，而且人手嚴重不足，保證群眾安全力量有限；3、在氣象，水文，培訓上專業知識缺乏。 他說，后來1984年、1986年都有幾次大水，大家救災時就有經驗了許多，尤其是在氣象，水文知識上，培訓的力度更大，大水來時更為冷靜。 市海事局副局長司太生說，1981年洪水對重慶的影響，不會再重現。因為長江上游已經有水電樞紐，城市已有防洪堤壩。2012年洪水再襲重慶時，重慶海事局就根據1981年的經驗，在長江航道實施了禁航等措施，所以當時重慶無一人死亡。 重慶時報記者 任重 實習生 關月 攝影 李文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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