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昌言 四、巫文化的“去脈” 歷史上，隨著西南各部族間的戰爭與遷徙，巫文化逐漸開始了以巫山之地寶源靈山為中心，向華夏各地的廣泛傳播與發展。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巫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周圍各地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影響、積淀，而帶上了一定的地方色彩，如：湘西的趕尸，晉北的“看闖客”，南夷的巫蠱等等。 事實上，在巫術的整個演變歷程中，它逐漸開始分化，并形成了黑巫術和白巫術兩條大的支脈。其中，“黑巫術”是指嫁禍于別人時使用的巫術；“白巫術”又稱吉巫術，指的是祝吉祈福時用的巫術，例如湘西趕尸便是白巫術之一。 要說“趕尸”巫術，還得從一個傳說說起：相傳幾千年前，苗族祖先有個叫阿普蚩尤的人率兵在黃河邊浴血奮戰，與敵廝殺，在戰爭結束后，阿普蚩尤因為感念與士兵的兄弟情誼，不忍將士兵弟兄的尸首曝于野外，于是，他便和軍師一起施法，將戰死沙場的士兵尸首“趕”回了故里。而后，湘西地區的人們便有了趕尸的風俗，只要有居于異鄉的親人過世，便會邀請“趕尸者”將親人尸體趕回故土安葬。從這里不難看出，湘西巫文化背后，實際上是與當地人們極重鄉土觀念緊密結合的。 另一方面，中國巫文化自古以來便受到佛教輪回學說的影響，二者相互融合就形成了系統的鬼神文化，加之地域間民俗文化的差異，這就使得巫文化形成了一種共性群體下的個性趨勢。比如，在山西北部盛行著的一種“看闖客”的驅鬼方式——所謂“闖客”，指的便是鬼魅。據說，在山西民間，人們認為造成疾病的原因在于鬼魅纏身，因此，一旦有人生病，信奉者便會到紙鋪里去“看闖客”，以尋求驅鬼的方法，送走鬼魅保得安康。 還值得一提的，也是最為現代人所熟知的，是巫文化中大名鼎鼎的“巫蠱”。據說，早在秦漢時期巫蠱便已出現，主要包括詛咒、射偶人、和毒蠱等內容，屬于黑巫術的一種。而現今盛行于南夷等地的巫蠱之術，又主要以苗族巫蠱為主。這里的苗人好養蠱，他們認為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是著了蠱，需要解蠱才能恢復健康。而苗族的蠱，傳說也是天下最難解的“奇毒”，誰要是中了苗族巫蠱，就必須請下蠱之人或是請族中最有威望的巫師解蠱，如果被沒有能力之人隨意解蠱，則很有可能遭到反噬，中蠱者與解蠱者皆會一命嗚呼！ 很顯然，這些奇異詭秘的巫術，正是源于三峽腹地的巫文化與不同民族間的地域文化相融合后的產物——當巫文化中存在的神話和信仰滲透于民俗文化儀式中時，就會形成不同種類的儀式語言，維護著人類的情感和精神。 因此，雖然在人們以往的看法里，中原地區是中華民族文明起源的搖籃，其他地區則被視為蠻夷之地，而事實上，在國家形成之前，中原并不是文明最發達的地區，相反像巫文化這樣的地方文明勢力倒是顯得不可小覷。所以說，若是將巫文化作為“華夏文明的起源”也是合情合理的。 五、巫文化的影響 巫風所及并非盡限于市井，往往高層還更熱中，由此直至可以影響軍國大計的事件屢有發生。隨手拾來，就有：南北朝時南齊的末代皇帝蕭寶卷，信奉據說是死后成為鐘山之神的蔣子文，還有個宋徽宗，相信妖人林靈素，都是因此誤了大事的昏庸亡國之君。  令曹操嘆羨“生子當如孫仲謀”的孫權。到了晚年相信一個名叫王表的神，這位神，“不見其形”而是靠一位名叫紡績的婢女溝通，孫權把這位無形的神封為輔國將軍羅陽王，在都城修建館舍迎去請教。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這句名言就是后人孫盛對此事有感而發的。 近在清代，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荒唐的事。那是在鴉片戰爭后期，道光二十一年，林則徐因主張抵抗英軍而皇帝想和，早已被撤換，但這時皇帝忽然又要抵抗了，將主和的欽差大臣琦善撤職換成奕山，還派去了一位打內戰很內行的果勇侯楊芳當欽差參贊大臣。這位果勇侯一到廣州，馬上下令“廣收馬桶，排列沿河”，還在城隍廟做法事，將符水裝入壇中埋在地下，“種種設施，不一而足，其捍患御侮之法可謂良且盡矣?！保◤V東軍務記，收在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Ⅲ，神州國光社，1954）須知這不是在武俠小說或僅供消遣的影視中，而是面對英軍入侵的備戰行動！結果可想而知，英國人不吃這一套，這位欽差參贊大臣也下臺了。 相信巫術并以國家的名義用它來與科學創制出來的物質力量較量，還發生過更大規模的一次，大家都會想到，那就是義和團的行為。 西方科學技術與中國巫術較量的結果，中國方面一敗涂地，于是也想到應該向西方學習了，但是當時的當權者以為洋人比我們強的，無非是船堅炮利，想要的僅是西方的技術，叫做“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在精神世界中還是“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也就是后來概括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連最著名的維新派領袖康有為也這樣認為：“吾國人之所以遜于世人者，但在物質而已。物質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國人能講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則今而欲救國乎，專從事于物質足矣；于物質之中，先從事于其工藝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物質救國論》，1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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