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提出的第三個挑戰，是廢除我們的職業化程序，這對臨床心理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而言尤其具有挑戰性。 我知道這個想法是異端邪說，我也知道它給那些努力成為“職業人士”的人帶來了多大的恐慌。 然而，我目睹了那些試圖通過頒發證書和執照來將江湖郎中從多年以來的優勢地位排除出去的舉措，并且我在深思熟慮后判斷，它們失敗了，沒有達到目的。 1947年，我幫助APA建立ABEPP（美國心理學會專業資格審查委員會），當時我是APA的主席。 那時候我對這些舉措猶豫不決，現在我希望我當時能站在反對的立場上。 我并不是要質疑那些以證書為目標的人的動機、誠實性和他們的努力，以及所有隨后發生的事請。 我希望有方法能夠區分合格和不合格的人、稱職的工作者和機會主義者、剝削者及江湖郎中。 但是讓我們看下面的事實。 一旦我們設立頒發證書的標準，不管是針對臨床心理學家、NTL團體培訓師、婚姻咨詢師、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師，還是像我目前聽到的心靈治愈師，其最初和最大的影響就是把這個職業固化在過去的形象中。 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我們用什么來進行考核？ 問卷和測試都是過去十年或二十年里使用過的。 但誰足夠聰明，可以成為考核者？ 顯然，這個人擁有十年到二十年的經驗，因此他是在十五年到二十五年前開始接受訓練的。 我知道這些團體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更新他們的標準，但是他們總是嚴重滯后。 因此鑒定程序總是根植于遙遠的過去，并以之定義現在的這個職業。 我還要悲哀的指出職業化的第二條缺陷：相比沒有獲得證書的人，在獲得證書的人當中，江湖郎中和剝削者一點都不少。 如果你有個好朋友極其需要治療師幫助，我給你一個治療師的名字，你知道他是臨床心理學專科醫師，但沒有任何其他信息，你會讓你的朋友去見他嗎？ 當然不會。 你會想知道他作為一個人或一名治療師是什么樣的，你知道很多人在墻上掛著證書，但他們并不適合做治療，或領導一個團體、幫助一段婚姻。 證書并不等于能力。 第三條缺陷是，對于職業化的渴望造成了僵化的官僚主義。 我并沒有在國家層面上感受到這種官僚主義，但在州的層面上，它經常發生。 官僚主義的規則代替了明智的判斷。 某個人是不合格的，因為他只接受了一百五十個小時的督導，另一個人是合格的，因為他具備所要求的二百個小時的督導。 沒人關心兩個治療師的效率，他們的工作量，甚至他們所獲得的督導的質量。 某個人可能被判定為不合格，因為他優秀的心理學論文是在沒有“心理學”頭銜的研究生院完成的。 我不舉更多例子了。 官僚主義者開始以我們極為熟悉的手段占據了支配地位，使這一職業產生了巨大的倒退。 你可能會提出抗議：你如何阻止江湖郎中為了獲取金錢利益而從心理上剝削別人呢？ 我尊重這個問題，但我要指出，如果一個人的目的就是剝削別人，那么他無須稱自己為心理學家也能這樣做。 科學論派現在作為一種宗教信仰走上了無憂無憂且利益豐厚的道路。 我經過深思熟慮后的判斷是，嚴格的職業標準未能阻止剝削者和江湖郎中進入，哪怕只是最低程度上的。 如果我們致力于發展自身和協助優秀者，那么人們會向我們靠攏，而不是向那些假藝術家靠攏。 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在應對與人有關的問題時，證書并不能保證真正的合格。 如果我們不那么傲慢，那么我們可能會從“沒有獲得證書”的人那里獲益良多。 有時，有些人在人類關系方面具有非同尋常的能力。 我非常清楚，我采取的立場是不利的、有風險的。 然而，頒發證書和執照的道路同樣如此。 并且，我已經逐漸得出結論，如果我們廢除“專家”、“獲得證書的職業人士”、“獲得執照的心理學家”等說法，我們將開放這一職業，使之獲得新鮮空氣的吹拂和創造力的爆發 ，就像它曾經默默無聞的那些年一樣。 在每個領域——醫學、護理、教育、瓦匠或木工，證書都傾向于凍結和限制這個職業，把它跟過去綁在一起，并阻礙創新。 如果我們問自己，美國醫生是如何變成追求金錢的反動派形象的？ 是如何成為這個國家中最嚴密的組織的一員，反對所有進步和改變，尤其反對給那些最需要的人提供保健服務的？ 那么毫無疑問，是美國醫學會緩慢甚至無意識地在公眾的頭腦中建立了這樣的形象。 然而，美國醫學會最初和首要的目的是給合格的醫生頒發證書和執照，并保護公眾免遭江湖郎中的侵害。 看到心理學開始走上同樣的道路，我感到難過。 在對此感到極度震驚和反對的人面前，我謙虛的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心理學能找到一條更好的新道路嗎？ 是否有一些更具創造力的好方法，可以把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和那些真正善于提供幫助關系的人聚集到一起？ 我不知道最終的答案。 但是我會指出一條建議性質的原則。 有問題的人群擁有應對問題的最佳資源。 這條原則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得真實無虛。 因此，盡管我知道這樣的說法駭人聽聞，但我還是希望看到我們把所有投入認證規則、合格證書、執照頒發、書面和口頭考試的精力重新用于協助臨床心理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和團體領導者，使他們變得高效并熱忱于人類的福祉，以至于不論他們是否擁有紙面上的資歷證明，他們都會被公眾的慧眼從那些實際上不合格的人中識別出來。 作為引導公眾的補充手段，我們可以建立等同于消費者保護服務的機制。 如果出現了一個有關無效或不道德行為的抱怨，這很好解釋。 但是如果出現大量針對某一個人向公眾提供的服務的抱怨，那么我們就要向公眾公布他的名字，并建議“買家要當心”。 同時，讓我們用新的方式完善心理學的學習過程，從而相比那些“快餐式的專家”、未經嘗試的新風尚的建立者、利用公眾對聲稱能解答與人類有關的全部問題的人的渴求的剝削者，我們能夠提供明顯更多的服務。 當我們自己顯然能夠持續提供幫助時，我們精密的運行機制將不再需要授予證書和頒發執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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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timtxu > 《心靈、婚戀與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