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萬字《敦煌本紀》為敦煌立傳 入選茅盾文學獎十部提名作品

葉舟：自嫌詩少幽燕氣 故作冰天躍馬行

何肆

葉舟，詩人、小說家，1966年生于甘肅。著有《大敦煌》《邊疆詩》《敦煌詩經》《絲綢之路》《我的帳篷里有平安》等多部作品，曾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小說獎、《十月》詩歌獎等。甘肅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近日公布的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十部提名作品中，有葉舟的109萬字的《敦煌本紀》。它是國內首部以小說筆法為敦煌立傳的長篇巨制。作者葉舟以三大家族跨越半世紀的命運浮沉，來重述河西走廊塵封千年的精神秘史，用文學的力量，發掘出了一座全新而勁拔的敦煌。

兩千多年前，西漢張騫鑿空西域之旅，開辟了絲綢之路。從此“使者相望于道”“商旅相繼”，古老的中國與中亞、西亞、南亞主要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直接聯系。敦煌，正處于這條路的咽喉要地。

這片渺遠的西部邊疆，也部分地保存下了文化的原生態，文明的血性及野性，新鮮又生動，古老而強悍。獨樹一幟的敦煌文化，也讓文學家們的靈感源源不絕。

讀葉舟的《敦煌本紀》，可以感受到他想寫一個宏大但同時生長在土地上的敦煌。他探究敦煌土地上的父老百姓是如何生息的，去理解敦煌的來路與歸途——這樣的一個敦煌，既是讀者熟悉的那個真實敦煌，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文學敦煌。

“一個作家不僅僅要活成一個地方的人，他要活成一個地方。”這是作家劉亮程的說法。他說葉舟的《敦煌本紀》仿佛是西北風，“把埋沒在敦煌那片黃沙褐土中的千年往事全部都吹刮了起來，這是葉舟對一個地方的敬畏”。把自己寫作的生命安放在敦煌的葉舟，如何講述這個故事？敦煌的底色又給了他的人生怎樣的色彩？

日前，我們對作家葉舟進行了專訪。

《敦煌本紀》講述的是正義、力量和正信

問：此前書寫敦煌的優秀作品很多，《敦煌本紀》如何另辟蹊徑？它究竟講述了一個怎樣的故事？

葉舟：的確，描寫敦煌的優秀作品太多了，這跟她的獨異性和地標性密不可分。敦煌就像一眼荒漠甘泉，活人性命，養人魂魄，誰都想來飲一碗凈水。另外，敦煌包羅萬象，她不只是一種思想，還是重要的文化傳統和藝術傳統，小說和詩歌也從未缺席。

但是，讀得久了，思考深了，漸漸覺得不過癮。因為太多的懸疑、獵奇、玄幻和穿越加諸其身，讓敦煌虛懸，彌望無邊，幾成一片海市蜃樓。我以為，生命的姿態便是你寫作的姿態，這與一個人的氣象、認知和決絕有關。當大家都在眺望蓮花藻井上的幻象時，允許我獨自走出石窟，去請教戈壁和紅柳，請教馬匹與駱駝；當眾人觀瞻壁畫、頂禮如儀之際，允許我卷旗西返，絕塵于川原平曠之中，去求問道路，打通關節；當伙伴們仰首問天，等待著飛天仙子花雨廣灑、傳布福音時，允許我走近田夫故老，坐在田間炕頭，吃一碗馓飯，喝一口茯茶，做一回兒子娃娃。

《敦煌本紀》是野生的，目光平視，春秋叢聚，猶如曠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楊林。起筆時，我立下了這樣的念想：這部小說要構建一座20世紀初的沙洲城，并在城外的二十三坊內，安頓下身世各異的蒼生赤子，讓他們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顛沛的光陰中，去看盡人世上的悲歡炎涼。

這部小說要刻畫一座鮮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經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與斯坦因，如何在一個山河動蕩的時代，去悲深愿重，去慷慨取舍。這部小說要追逐一群匡危扶傾的滾燙少年，他們驕傲而沉著，寡言笑，重然諾，輕生死，一路走向了悲劇性的終局。這部小說必須廓開一條樸直而壯烈的大道，在廣闊的西北，為當時的中國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氣。

說到底，《敦煌本紀》講述的是正義、力量和正信，也包括困局與反擊。

問：聽說這部長篇的醞釀長達16年？

葉舟：這本書的起點，是19年前的一個發愿。2000年大年初一，我獨自一人流連于莫高窟的千佛靈巖下。我當時就發愿，將來一定要為敦煌寫一部長篇小說。當時我在新聞中心工作，一次采寫的契機去了河西走廊。就這樣開始醞釀故事的一些細節，但是那時還不知道要寫一個什么樣的故事。

一部長篇小說至為關鍵的，在于找見第一句話，找見那一根線頭，找見黑暗中的燈繩。2016年年底的一天，我從揚州趕往南京的祿口機場的路上，眺望著車窗外一輪落日，突然覺得它竟然像一介少年游俠，先我而去，奔向了敦煌。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找見了。

三十多年寫作生涯面對的最大考驗

問：創作過程中，最難的部分是什么？

葉舟：寫完第一段開篇之后，我就覺得沒什么困難了。之前這部小說我輾轉反側擬了好幾個開頭，都作廢了。后來終于找到現在這個開頭——“這一門人天罡地煞，披著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帶迎風頂罪，忠勇熱烈，攢足了聲名。前后六輩子爺孫，捐出了七顆腦袋，滿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盡。”

天罡地煞，《水滸傳》嘛，這誰都懂。但“披著血衣”，血衣是怎么回事？它是一個巨大的懸念。“在河西走廊一帶迎風頂罪”，當替死鬼嘛，伸張正義，這多好玩；“攢足了聲名”，目的很明確；“前后六輩子爺孫，捐出了七顆腦袋，滿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盡”，好了，下一個得穿這件血衣了，故事就這樣開始了。

問：真難以想象，這是一下子寫出來的？

葉舟：一口氣寫出來的。本來有一段作廢的寫法，我說“這六代爺孫在默默的光陰當中陸續披起了血衣”，沒有力量，這是陳述句。后來我用這樣的語言一表達以后，我說成了。我找到了自己的腔調，找到了自己的語言方式。

真正開始寫作速度很快。雖然在具體寫作過程中碰見了幾個難以逾越的關口，也有一些不忍割舍的情節，但因為整個故事的筋骨與血脈趺坐心中，萬方鼎沸，一望曠然，基本上一口氣寫到了最后一個句號。

我控制得很好，不管是故事的走向與流變，還是人物的塑造，包括當初預計的篇幅，一切均在掌控之中，不曾塌陷。我記得定稿的那一天，著名的民謠歌手吳俊德背著一把冬不拉，從大理來到蘭州，給我彈唱了一支曲子——“蓮花開了，滿世界都是菩薩的微笑”，這一句歌詞，代表了我當時的心情。

現在回頭一想，我真是被自己嚇了一跳，暗自心驚。在30多年的寫作生涯中，《敦煌本紀》應該是我面對的最大考驗。它的時間跨度，它龐大的體量和縱深，它所呈現的故事弧度，以及主要人物的成長與畸變，對我都是一種狂野的挑戰，一種全新而陌生的感受。

不過，在此期間，我也徹底釋放了血勇之氣，打開了想象的邊境，并且收獲了不少的經驗。森嚴的寫作紀律，對美的實踐與追索，百姓的立場，這一片土地的溫度和恩義，生而為人的操守，語言的正派及肅穆……這是需要我耐心思考，去認真處理的。經此一役，我不能說自己有過一種死生如蛻的體驗，但至少浣洗一新，獲得了某種底氣，留給將來的寫作吧。

敦煌月牙泉 張曉亮 攝

寫長篇小說對我而言是一個冒險

問：一直以來敦煌都是您筆下的一個母題。但動筆寫這樣一部長篇，初衷是什么？

葉舟：我寫過西北的民歌，寫過詩歌、散文還有小說，敦煌可以說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一塊疆土。但是一個作家的美德在于突破自己，所以再寫敦煌的話，我一定要冒險一回。

寫長篇小說對我而言是一個冒險。因為對一個作者的年齡、經驗、體力、認知、美學、倫理、立場等都有要求，當然還要求有大把大把的時間。缺哪一方面，這個長篇小說都會塌下來。而且寫敦煌，你還要撇開研究者的角度，要規避學術理論的規范、邏輯。歷史是沉甸甸的，像一塊磚一樣，而文學一定是飄升起來的，它建構一個人的精神空間。你要重新拓出一條道路來，要找一種新的敘事方式，講一個嶄新的故事。

問：這么長的歷史維度里面，雖然同題的作品很多，但是嶄新的故事總是有的，對嗎？

葉舟：嶄新的故事是有的。而且我不太可能去寫一個玄幻的、穿越的故事，比如這個壁畫突然一動，飛天娘娘走下來。這個故事也是自洽的，但不是我的美學所能。

我以前寫過很多詩歌。詩歌是飛起來的，是有精神高度的，就好像莫高窟的蓮花藻井，需要你仰頭去看。但是這些年我也一直在思考，這片大地上的圣生靈，他們是怎樣生活的。

我去莫高窟，它距離最近的縣城也有20多公里，四目都是戈壁，風一揚，路就糊住了。我就在想，趙家窟子、李家窟子、王家窟子，這些窟子是誰開的？用了多少年？要雇多少人？在沒有鋼筋的年代，他們要用石灰和泥漿來糊住這個結構，他們的原材料從哪里來？那個年代賺錢不容易，有的窟子要建造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誰會把大把大把的錢扔在這兒？這個過程當中，他遇到了什么坎，他求的是什么神？

后來我偶然讀到，距離莫高窟五六十里路外曾有一個老沙洲城，它是一個氏族社會，一個信仰的王國。這個城現在蕩然無存，但我在我的小說里面把它復原了。我要聞見沙洲城里面百姓的氣息，聞見他們的煙火氣、油煙氣，我需要聽見雞犬相聞，需要聽見喊孩子吃飯的聲音、夫妻吵架的聲音，需要看見門對門這些鄰居之間的恩怨、仇恨……這個故事就這樣慢慢成形了。

我發明了20世紀初的沙洲城

問：要在小說當中構建一座20世紀初的沙洲城，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吧？

葉舟：對的。這是一個信仰的國度，是我在史實基礎上構建出的一個東西。史書上關于它只留下了一句話，說當年有過一座沙洲城。但這座城究竟是什么樣子？它的南門、北門、西門、東門在哪兒，幾點幾分城門就關閉了？縣衙門在哪兒，我的主人公安家在哪兒，草料場在哪兒，火神廟在哪兒，這些細節我都要一一地構想。

問：有很多歷史資料可參照嗎？

葉舟：我讀到一篇文章，說唐朝時老的沙洲城就已經不復存在。直到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重新開啟塞坊，允許同新疆經商，又從甘肅各地遷徙了2900多戶老百姓駐扎敦煌。

敦煌是水土肥沃的一片綠洲。當日河西走廊就是綠洲，所謂的四周之路都是綠洲。我就想，在這樣一處水草肥美的地方駐扎2000多戶人家，那大約有七萬人左右吧。后來一查，果然沒錯。這就是沙洲城的雛形，城里要有糧食、蔬菜，要有人做買賣。買賣最熱鬧的是當時一個天津會館，其次還有山西會館，晉商、陜商，還有河南、浙江、廣東的商人，都聚集在這里面。沙洲城就好像一個大舞臺。我發明了這樣一座城市，還畫了一個詳盡的圖。

問：故事發生的時段設定在1910年到1938年，為什么？

葉舟：選擇這個時間段，是因為1910年是清宣統三年，清朝的最后一年。次年就是共和，軍閥混戰，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大戲上演。恰恰在這個民族最激蕩、國家命運最叵測的時代當中，整個河西走廊卻是一片沉寂。我在民國年間的一份報章上查到，當時有幾個很有世界眼光的老知識分子，說整個西北地域是中國的一條“銹帶”，它潛藏著戰爭的戰略物資，也蘊藏著中國的未來。

賈植芳先生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不懂中國的西部，便不懂中國。在我看來，人世間最蒼涼的一個詞，莫過于“前世今生”。如果說，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歷史，它們曾經是一片綿遠而斑駁的“銹帶”的話，那么現在的重述，今日的辯護，將是一份除銹的工作，一切才剛剛開始。

我的答案就在《敦煌本紀》中。

敦煌總能喚起我無限的想象

問：《敦煌本紀》全書109萬字，出場人物上百位。完成這樣一個大部頭，無疑是一次艱辛而漫長的跋涉。從資料準備到成文擱筆，您用了多長時間，怎么就坐住了冷板凳？

葉舟：醞釀和發酵長達16年之外，實地踏勘足有十幾次。資料的準備和消化也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個中滋味，難以言表。

我是那種對城市毫無興趣的人。有時候寫到疲累，就再去吸一口敦煌的空氣。我認識的攝影家、畫家比較多，有時候他們要去拍片子，說，“車上還有一個座位，去不去？”我包一拎就走了。

我從來不坐火車去敦煌，也很少坐飛機，都是坐汽車去。我有一句話叫“出城三里心花怒放”，我只要一開車，就心花怒放。一路上穿過河西走廊，再過“兩州”——甘州、肅州，就是現在的張掖、酒泉，之后再過嘉峪關，過安西，就是古代的瓜州，1000多公里才能到敦煌。每一次去都很疲倦，但是有那種朝圣的感覺，一路走下來，渾身的百病都散盡了。

問：作為一個西北的作家，動筆寫一個和敦煌相關的故事，您是怎樣體會敦煌的內核的？

葉舟：我和很多人講，敦煌對我來說就好像前世的一種宿命。我最喜歡的兩句詩是“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少年無懼無畏，有了一定的經驗之后，你就不敢再高聲語，因為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有更大、更高的存在。敦煌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很神圣的存在，它總能喚起我無限的想象。

有人問過我，莫高窟是什么顏色的？我說是藍色的。在我的小說里面，第一場雪就下了五天六夜。等主人公返程回來站在坡上，他看到的雪，雪白到極致的時候就是藍色的。我要用我的文字，讓讀者體會到整個莫高窟是怎樣一個干干凈凈的圣潔佛國。

問：作為一個甘肅人，來處理敦煌的題材，會不會有一些地利人和？在看待敦煌的時候，會不會看到一些與眾不同的東西？

葉舟：之前有一回我給甘肅寫一個片子，他們說甘肅的地形像一個羊骨頭，或者說是一個啞鈴。我說“錯”，一定要往好里寫，它是一個如意。

如果你長時間關注一個題材，不管是寫詩還是小說，一定會有新鮮的發現。敦煌對我來說，就像寫作的一口泉眼一樣。但這次寫完《敦煌本紀》，我和好幾個朋友說，我再也不敢動敦煌的題材了，太傷身了。因為要和神仙打交道，耗盡了全部的心血。

從西北取得浩蕩之氣找到新的慷慨

問：十幾次實地踏勘，哪一次印象最深？有沒有過因為一件很小的事前去勘測？

葉舟：大部分問題其實都是很瑣碎的，我都可以通過打電話問當地的朋友來解決。但是小說不能出紕漏，有一些小細節，比如趕駱駝的方式和趕馬的方式完全不一樣，吆喝的聲音也不一樣。這些很多都是我采訪的經驗。

有時候看一些西部片，有這樣的鏡頭——天色發白，趕駱駝的駝工一聲哨響，駱駝就起身上路了。赤日炎炎似火燒，一行駝隊順著山脊走，一路穿過戈壁灘……這些都是胡扯。駱駝隊從來都是晚上行進，白天不走。這是一個常識。

還有這種情節，一個駱駝隊、馬隊路過一片干旱的區域，騎手快要渴死了，突然遠遠地聞到一股水汽，這個人翻身下馬，踉踉蹌蹌地跑過去，狂喝幾口……這也是扯淡。如果空氣當中從哪個方向飄來一絲水汽，一定是牲口跑得最快，人如果擠過去跟它搶水，一蹄子就給你踢遠了。那時候你已經不是主人，是它的敵人。這些細節你去過一次就會搞清楚。

問：您在書中提到，“對于敦煌的態度，漸漸成了我甄別一個同伴高下的準繩。我可以準確地挑出戰友和兄弟，也能夠與冷漠者走失，彼此天涯不問。”

葉舟：這是真的。我經常開玩笑說，我是中國作家和詩人的西北辦事處主任。南來北往這些詩人、作家、朋友，包括搞電影的、學音樂的，只要到蘭州來總要給我打電話，我肯定請他吃羊肉。

為什么說能挑出戰友？我經常引用清朝詩人黃景仁的一句名詩——“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幽燕之氣”是什么？就是俠客的精神，如果你的詩中少了幽燕之氣，來嘛，到北方來，到西北來，作“冰天躍馬之行”，你可以從這里取得浩蕩之氣，你可以找到新的慷慨。

有些人帶著這個來的，我從他們的言談、目光當中就能判斷出來，這種人我格外的尊重。有些人回去之后突然詩風大變，開闊無比，好像換了一個人。然后慢慢慢慢又掉回去了。這時候你就等著，他準保又給你打電話來了，百試不爽。一來二往，有些人就結成了戰友，結成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