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興紫砂器起源與明代名家茗壺

RK588 201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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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宜興紫砂陶器的燒造是一個較漫長的歷史過程，迄今為止，有關宜興紫砂的起源問題依然沒有統一的意見，明代紫砂名家及其作品也需要更深入的探討。本文擬對這兩個議題中的一些問題作簡要論述。

一、關于紫砂器起源觀點的辨析

由1976年江蘇宜興蠡墅村羊角山窯址的發現所引發的宜興紫砂陶器燒造時間上限的爭議，是20世紀中后期該領域的一個重要議題。各方的爭議圍繞兩種不同的觀點——北宋說和明代中期說。

1. 關于北宋說

由于我們現在無法對北宋說進行科學而客觀的甄別和確認，加上北宋的文學作品中除了提及“紫泥”以外，并沒有明確的地域概念，因此目前很難確定他們指的就是宜興的紫砂器。

北宋詩人梅堯臣《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詩中“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一句提到的“紫泥新品”經專家研究確實不是指宜興紫砂，而是指建窯天目瓷（北宋時，朝廷在建安即今福建建甌建有御茶園，梅詩中的“紫泥”即指此）；再如蔡襄《北苑十詠·試茶》中“兔毫紫甌新，蟹眼青泉煑”也有“紫甌”之詞,“紫甌”即建窯的兔毫盞。因此，羊角山窯址的出土物很難確定為北宋燒造。鑒于上述情況，紫砂器為北宋創燒的觀點有待商榷。

2. 關于明代中期說

至于明代中期說，歷史文獻和近人研究基本上一致，大家都無法否認供春制壺的傳說，這一點，明周高起《陽羨茗壺系》依然是最權威的著作。之前沒有一部關于紫砂的專著，因此，后人了解的紫砂歷史僅僅局限于金沙寺僧和供春是最早的紫砂實踐者。

“金沙寺僧……習與陶缸甕者處，摶其細土，加以澄煉，捏筑為胎，規而圓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是指他制作的紫砂陶缸、罐之類的大件物品，供春學藝應始于學習制作這類器物。但后人對他的評價似乎主要在紫砂壺方面，按照《陽羨茗壺系》所述，都認為明代正德時期當地人吳仕（字頤山）的家童供春在陪同其主人于金沙寺讀書期間，跟隨善制陶器的寺內僧人學藝，創制了紫砂壺，受到世人的歡迎。直到今天，供春壺還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雖然人們很難確定哪些是真正的供春壺。

20世紀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距離宜興丁蜀鎮十余里的金沙寺遺址西北二三里地的任墅石灰山附近發現了一處龍窯群，推測為明代窯場，在其附近還發現少量紫砂殘片。根據記載，最初燒造紫砂器時沒有專門的窯爐，系在缸窯內燒成，“自此以往，壺乃另作瓦缶，囊閉入陶穴，故前此名壺，不免沾缸壇油淚”。因此有專家認為，初期的紫砂器極有可能在任墅石灰山一帶的龍窯中燒成。

1966年南京司禮太監吳經墓中出土紫砂提梁壺上也有“沾缸油淚”痕跡（圖一：1），所以明代嘉靖年間宜興紫砂器的制作技藝已日趨成熟，該壺的出土具有斷代意義，它使我們了解到初創期紫砂壺的典范樣式。與之同時期或前后的類似作品，如2002年江蘇金壇市金沙廣場明代水井中出土的提梁壺（圖一：2），腹身較高，彎流，無裝飾，極為樸素，呈現出與吳經墓壺基本相似的風格。但水井中共出多把提梁壺，時代或可能有早晚。

2005—2006年宜興蜀山古窯址的考古發掘者根據出土情況，判斷宜興紫砂陶的燒造不早于明代中期。發掘者認為：“推測金沙古井發現的紫砂壺、罐當是明代晚期茶肆殘留，其年代大致與青花小碟年代相當，在正德和崇禎之間。因此，羊角山、蜀山明代地層、金沙古井和吳經壺的年代均為明代晚期。”這一學術觀點被媒體引申、解讀為紫砂器始燒于明代晚期。

二、幾位明代宜興紫砂名家及砂壺作品考證

明代宜興的名家紫砂壺是宜興紫砂的精華。名家紫砂器與瓷器不同，均為單件制作，很難把傳世的帶名家名款的明代作品全部對號入座，因此出土紫砂器就成了最有說服力的斷代依據。雖然出土紫砂數量十分有限，較難明確反映明代宜興紫砂工藝的發展歷史，但從目前海內外發現的明代紫砂壺分析，明代晚期宜興紫砂陶器的制作確已蓬勃發展。

1.時大彬

除了宜興紫砂窯址的標本外，國內出土明代或明末清初紫砂器的遺址或墓葬主要有江蘇南京吳經墓、金壇水井、泰州工地，福建漳浦盧維楨墓，江蘇江都曹氏墓、無錫錫山華師伊墓，山西晉城市澤州張光奎墓，陜西延安市楊如桂墓，四川綿陽城區、三臺窖藏，江蘇泰州西郊、句容春城、丹徒縣古井、鎮江市水泥廠，河北正定梁維本墓，江蘇無錫南禪寺，北京趙西漳墓，江蘇徐州明代衛所遺址等。這十幾件紫砂器均為考古發掘第一手資料，最早為明嘉靖前期，最晚為明末清初。其中有八把壺刻時大彬款，可知時大彬在晚明時期的名聲之大，而且墓主人絕大多數是朝廷官員或有身份者，說明在當時能夠擁有時大彬制作的紫砂壺的人都不是普通平民。

福建省漳浦縣明墓出土的時大彬制紫砂壺

時大彬制紫砂壺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大彬”“天香閣”款提梁壺南京博物院藏

據文獻記載，明晚期制作紫砂壺的能工巧匠很多，在清代文獻中明代的砂壺名家稍有增加。其中以時大彬最令人注目，被稱為“大家”，李仲芳、徐友泉之名也不虛，其時有“壺家妙手稱三大”之說。當然，時大彬的制壺水平最為突出，明張大復在《梅花草堂筆談》中記述“時彬壺不可勝”，“如名窯寶刀”，所言確實不虛。另據記載，徐友泉學時大彬后，“種種變異，妙出心裁。然晚年恒自嘆曰：吾之精，終不及時之粗也”。徐友泉作為時大彬的徒弟，這一評價雖難免有溢美之詞，但也確實道出了其與師尊的差距之大。

盡管晚明時人對時大彬的為人處世頗有微詞，謂“其人樸野，黧面垢衣”，“渠但嗜酒，焉知其它”；“大彬，塼埴之工，治壺。家貧，性嗜酒，挑達迂疏，負氣自亢”。但明清時期有的評價則反映了文人士大夫階層對其作品的總體贊美和肯定，如“往時尚龔春茶壺，近日時彬所制，大為世人寶惜，葢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無土氣耳。隨手造作，頗極精工”，“茶具宜雅潔，今時大彬之沙壺，士大夫皆珍之”。

2.陳用卿

出土的紫砂名家款識作品中，河北正定名門望族梁維本墓出土的“陳用卿制”款壺（圖二），形制與工藝均屬上乘，落款字體工整。由于我們過去不了解陳用卿其人及其陶藝作品與落款風格，因此無法對之作出正確判斷。據明周高起《陽羨茗壺系》記述：“陳用卿，與時同工，而年會俱后。嘗掛吏議，在縲紲中。俗名陳三呆子，式尚工，致如蓮子、湯婆、缽盂、圓珠諸制，不規而圓，已極妍飭。款仿鐘太傅帖意，落墨拙，落刀工。” 這里最應注意的是“款仿鐘太傅帖意，落墨拙，落刀工”。從三國名家鐘繇書法的作品上可看到，陳用卿款銘確模仿其筆意，具有相似風格，如鐘繇“薦季直表”中的“用”字，“宣示表”中的“卿“字（圖三）。看來梁氏墓的這件作品應是陳用卿本人所制。

文獻記載陳用卿屬非正常死亡，這位宜興紫砂的能工巧匠卷入了明末的政治斗爭，為家國政治捐軀了。據清李驎《虬峰文集》記載：“陳用卿，善為壺。起義為兵所殺。”同書卷十九中“書乙酉殉難記后”記錄乙酉年為清順治二年（1645年）。所謂“為兵所殺”，實即為清兵南進時發生的事件。其時，追隨南明的“丹陽諸生袁鐘、宜興陳用卿、金壇張景漌、景潮皆從王死義”。周高起謂陳用卿“負力尚氣，嘗掛吏議，在縲紲中”。“縲紲”是指捆綁犯人的繩索，引申為囚禁于監獄，指的是他可能因非議朝政而成階下之囚。

可以看出，陳用卿是忠于明朝、有著鮮明政治觀點的人，他因明朝的政治而下獄，又為反清復明而死節。根據陳用卿死于順治二年的史實推斷，梁維本墓壺雖是在順治七年（1650年）墓主人下葬時作為陪葬品埋入墓中，但明末時該地即已陷于戰亂，因此其制作年代當在明代。

3. 惠孟臣

惠孟臣款器物傳世很多，出土紫砂壺中也有同名款制品，但由于文獻記載語焉不詳，學術界對惠孟臣的生活年代一直未能有明確的認識：有認為是雍乾時人，有認為是明末清初人。目前國外有研究資料可證明其活動時期早在明末，但國內依然有不少學者認為他是雍乾時人。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所藏“天啟丁卯年友善堂孟臣制”紫砂壺（圖四），被認為是目前發現最早、最確切的惠孟臣紫砂壺。天啟丁卯年為明天啟七年（1627年），研究者認為：“維博這件孟臣紀年壺可靠，是因為它配有17世紀末的歐洲鎏金銀（原本應該還有鏈子，但已遺失），表示這茶壺在17世紀已到了歐洲，不會是后來的仿制品。”還有一件有紀年的惠孟臣款紫砂壺由羅伯遜（W. M.Robertson）個人收藏，底有“壬辰仲秋荊溪惠孟臣制”款，壬辰年應為清順治九年（1652年）。

研究者認為，“根據這兩把可靠的紀年壺，我們可以計算出，惠孟臣的活躍年代是天啟丁卯到順治壬辰（相當于1627—1652年）這25年之間”。國外發現的兩件孟臣款壺是專供外銷的貼花折枝梅花紋制品，證明惠孟臣參與了這種專供外銷的貼花制品的制作，而且兩件作品時隔25年，表明他在陶藝生涯中不時地制作外銷壺。

清康熙時人劉源長的《茶史》記載：“今徐友泉、陳用卿、惠孟臣諸名手，大為時人寶惜。皆以粗砂細做作，頗極精工。”該文把徐友泉、陳用卿、惠孟臣列為同時代人應是可信的，因為劉源長在清初已入仕朝廷，知道惠孟臣其人。

惠孟臣款紫砂菊瓣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三、關于紫砂器的科學測試

近年來古陶瓷科學測試技術解決了很多疑難問題，并已廣泛運用于紫砂研究。上海博物館科學實驗室曾對館藏紫砂器進行分類測試，“根據測得的一些微量元素（Ni，Cu，Rb， Sr， Y， Zr，Cs， Nb，Ba，Ce等）的含量作元素分布圖，將明代、清代、現代紫砂壺數據列入圖中，可以看出：明代和清代紫砂壺存在數據交叉，明代紫砂壺與現代紫砂壺數據明顯分開；但清代和現代紫砂壺存在數據交叉。可見，年代的早晚可明顯區分，不同燒造時代的作品可判斷年代，但是處于中間年代的最難區分。

已經測試的有時大彬、陳用卿、李仲芳、惠孟臣等署明代名家款的器物，以及清代名家款識的器物。對這些作品，過去已有不少研究結果，有的年代較早；有的年代很晚，屬于近世仿制。可見，名家作品的斷定要一錘定音依然很難。茲舉上海博物館館藏中年代較早且已經測試的三件紫砂壺為例，作如下辨析。

1. “源遠堂藏大彬制”款壺（1）

通高6.2、口徑9、底徑8.7厘米，扁體，底部刻款識，以較粗的調砂泥制成，造型穩重而細巧。此壺歷來被認為是時大彬本人制作，后因有人提出異議，轉而謹慎看待。如：有專家主張此壺與南京博物院藏“大彬” 、 “天香閣”款提梁壺“泥質完全相同，顏色、火候、制技似出一人之手”，但后者被定為清代作品；也有專家認為天香閣款壺“應系明末高手仿制”，所以亟需借助科學手段測試。

源遠堂款大彬壺，通過測試推測其時代或能早到明代或接近明代，但是否大彬本人制作難以肯定。另外，明代有源遠堂，為嘉靖時名人沈錬堂名。沈錬為權奸嚴嵩所害，其子嗣亦在朝為官，但沈氏源遠堂的后人是否訂制過紫砂壺不得而知。

2. “惠孟臣制”款壺（2）、 “孟臣制”款壺（3）

前者連蓋高9.5、口徑6.4、底徑6.2厘米。泥質細膩，制作穩重樸實，有渾然天成之趣。后者通高8.9厘米。兩件壺特點相似，底部有雙方欄“惠孟臣制”、“孟臣制”圖章款，但是否出于孟臣之手尚難確定。在紫砂研究領域，有圖章款的紫砂壺一直難以被定為年代久遠的作品。

除惠孟臣壺外，上海博物館科學實驗室測試中明、清、現代紫砂壺數據自覺分開的情況，顯示了兩件惠逸公款的紫砂壺年代也較早。雖然目前學術界基本認定惠逸公晚于惠孟臣，但兩者的輩份實際上并不清楚，此次測試似乎把兩人作品的時代連貫起來了，惠逸公器相對稍晚。由于惠逸公可能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后仍然在世，屬清代名家，本文暫不作深入探討。

上述在實驗室測定中被列為較早年代制作的紫砂器物，是根據微量元素含量予以確定的，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其年代也具有大致的準確性。科學測試為我們的辨析厘清了大致的年代范圍，相信未來的紫砂器研究可通過這種方式對鑒定進行輔助判斷，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文章出處：陸明華《宜興紫砂器起源與明代名家茗壺研究》，《東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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