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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2日下午舉行新中國成立70周年省（區、市）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應勇介紹說，上海將緊扣“一體化”“高質量”這兩大關鍵詞，緊抓三個重點區域建設，其中第一個重點區域是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即在江蘇吳江、浙江嘉善和上海青浦，建設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 為什么是吳江、嘉善和青浦？ 這里最江南 如果要從行政區域交接地帶，尋找可以在經濟社會、綜合治理、生態建設等方面能較大程度的統合與一體化管理的區域，環淀山湖地帶確是一個較佳的選擇。這里地跨青浦、吳江、嘉善三地，是傳統所言的吳根越角，地理環境的一體感極強。 從生態環境的層面來說，三地的水、土、氣幾近一致，沒有太多的差異。且水域范圍廣大，由水環境蘊育的生產或生活方式，呈現了這一區域民生的全部面貌與比較統一的基本輪廓。 三地內向太湖，中包淀山湖，外借吳淞、黃浦出海，在當代江、浙、滬三大高層政區之間是聯系最緊的地域。 以淀山湖為中心的水運系統，為青浦的朱家角、金澤、西岑、練塘以及稍遠的七寶、重固等鎮，吳江的同里、莘塔、蘆墟、金家壩、八坼、平望、震澤、盛澤、黎里等鎮，以及嘉善的丁柵、姚莊、西塘、陶莊、下甸廟、千家窯等鎮，建構起比較便捷的交通網絡，舟船運輸極為發達。也因為水域廣大，地勢低洼，民生多以水稻生產、漁業經營等為主，水生經濟作物，如茭白、菱、藕等的種植是農家生計的常態，地方生活日常豐富多元。
青浦青西郊野公園 行政邊界犬牙交錯 早在秦漢時期，這三個地方，共屬于會稽郡（郡城駐于首縣吳縣）；唐代都屬于江南西道的蘇州，宋代吳江隸于蘇州，而嘉善與青浦同屬于秀州（嘉興），那時的秀州還轄有今天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區；元代已經分開，吳江屬于平江路（蘇州）、青浦屬于松江路、嘉善屬于嘉興路，但它們都隸于同一個高層政區江浙行省的北部。 至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認為浙江太小，遂決定將江南行省的嘉興、湖州二府劃入浙江。太湖周邊不再同屬于一個高層政區，而被人為地分隸于兩個大政區管轄。到清代，蘇南屬于江南省及康熙六年后的江蘇省，浙西的嘉興、湖州則一直屬于浙江省。在1949年后，一直分屬三個高層政區，即原來的松江府與清代太倉直隸州的大部分（嘉定、崇明兩縣）被劃歸上海直轄市，與江蘇、浙江兩省共同分割了整個太湖平原地區。雖然太湖湖區和濱湖地域僅歸江蘇、浙江兩省共管，且江蘇占了大部分湖域，但是，仍然造成了這個地區經濟、社會、自然規劃等方面的行政分裂。 不過，在明代人的意象中，蘇州、松江、嘉興等地，被作為“江南”的核心地域，在歸有光看來，“江南”就是南直隸的蘇、松、常與浙西的杭、嘉、湖六府地區。這里的經濟發展，已在全國獲得了獨一無二的地位。明末的時候，有人還建議，在最為富庶的蘇南、浙西地區設立專門的行政區，并置督撫專治，稱作“江南腹心”。 就縣與縣之間，鄉與鄉之間的管理來說，在明清兩代的宣德、弘治和雍正等年間發生過的幾次分縣改革，曾經造成了疆界管理上的錯亂問題，卻被政府贊為頗得“因地制宜之法”，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太湖平原這個財賦重地處理名目繁多的賦稅、徭役、獄訟以及加強地方控制。 例如，嘉善縣是在宣德五年（1430年）正式從嘉興縣分割出來，治所在魏塘鎮；青浦縣則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按照巡按御史舒汀的奏請，割華亭縣西北二鄉與上海縣西三鄉而設，治所在青龍鎮，萬歷元年（1573年）改治于唐行鎮，萬歷六年又割華亭縣集賢鄉、上海縣新江鄉增加其疆土。 在分縣后，仍保留了疆土互相嵌錯的局面。青浦地方就長期存在插花錯壤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直到清末時，當地人想乘“地方自治”政改的契機，將錯壤徹底清理一遍。 像朱家角鎮，北接蘇州府昆山，南連松江府婁縣，是個交通要地，雖壤地幅員不廣，“犬牙相錯”之勢十分明顯。這樣的區劃分割，對于市鎮的經濟控制、治安管理等都有不便之處。類似這樣的市鎮，江南地區并不少。 根據民國《青浦縣續志》的記載，青浦縣金澤42保1區29圖西罪圩1至11號地名東南匯，又同保同區26并30圖小伐圩26至30號地名西南匯，東南匯、西罪圩共田52畝4分7厘6毫，又西南匯小伐圩共田15畝7分1厘，插花至嘉善北月圩；類似的，嘉善地方約10畝的土地，嵌插在金澤42保4區31圖南虞圩之西南匯。 當然，青浦縣錯壤的矛盾焦點在章練塘鎮（即練塘），這個鎮屬于蘇州府元和、吳江兩縣共管，但鎮的周邊土地卻屬于松江府青浦縣。鎮離吳江縣城較遠，飛插青浦縣，元和、吳江兩縣的政教法令根本不能很好地實施，所謂“風氣錮塞，見聞寡陋”，比朱家角鎮與楓涇鎮要嚴重得多。但該鎮離青浦縣城很近，不過30里，離松江府城也不過40里，這邊的施政顯然要便利得多；而且風俗習慣也與青浦更相近，鎮中戶口屬于青浦的就占了十分之七。 因此，章練塘鎮以鄒銓為代表，向江蘇省地方自治籌備處條陳《請將章練塘鎮之元、江二邑地歸并青浦事》，要求按照《自治章程》第三條有關合并數縣、十三條以小并于大的條文，將章練塘地方劃入青浦。這個提案最后被通過，到宣統二年，章練塘鎮并入青浦。于是，青浦縣西南邊界也產生了變化；西面與嘉興府嘉善縣接壤的地方仍以野貓洞港為界。 這個小鎮的改正事例，仍然可以旁證性地說明江南鄉村地區錯壤難問題的復雜性和行政管理上的麻煩。
青浦淀山湖 政區邊界的管理 在傳統時代的蘇南、浙西，最難管理的是賦役，而民間規避賦役，已成了一種風尚，就是明代巡撫周忱所指出的：“居東鄉而藏于西鄉者有焉，在彼縣而匿于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的勾攝，常因疆界而受到阻礙。 嘉興、湖州之間的湖蕩，遼闊錯雜，社會上所謂的“奸盜”，可以避匿其中，“每聚至千人，劫掠于吳，而逃庇于浙”，官兵無法有效捕捉，就互相推諉，故稱此害為“吳盜浙窩”。時人盧涇才曾向史可法提意見，認為政區邊界這種三不管的散漫性，是導致地方治安漏洞的關鍵，要予以必要的重視。盧涇才的意見，深為顧炎武所認同，顧氏將他的話抄在了《天下郡國利病書》中。 地方政府層面的應對，主要在巡檢。嘉善縣西北境與吳江縣共鄰的分湖，設立過一個巡檢司，衙署就安排在吳江縣的蘆墟鎮；到乾隆初年，移駐至黎里鎮，也與嘉善縣境毗鄰。該巡檢主緝所轄的黎里、蘆墟、北厙、莘塔、黃溪、平望、新杭里諸市鎮共860圩的盜賊問題，“盤詰奸偽，率徭役弓兵，警備不虞”。巡檢司的設置，加強了鄉村的防衛力量，也鞏固了縣境周邊地區的治安。 另外，縣衙佐貳官員（縣丞、主簿、典史）也常被分防到縣域邊境的市鎮上去，設立衙署機構，進行專門的管理，重點就在水利、治安等層面。 例如，嘉善縣的縣丞與主簿都不駐縣城，分別駐防于縣境北面的西塘鎮（亦稱斜塘鎮）和東南毗接松江府境的風涇鎮（即楓涇鎮），以加強對縣境邊區的控制與管理。吳江縣的盛澤鎮，由于經濟上的繁榮，政治地位也顯得日漸重要。到乾隆五年，吳江縣丞就移駐于此，“遂稱巨鎮”。 對行政邊界地域問題的處置，高層的省界調整或建立一個聯合的管控區，顯然是必需的。 那一口共同的三白酒 在經濟生活上，因地局水鄉、人多地少而構建了最基本的生存格局，精耕細作顯然已不能滿足民生的更多需求。隨著江南地區整體發展的商業化與商品經濟的日趨活躍，普通士民可以在這里獲得多樣化而豐富的謀生途徑。 商品經濟具有廣泛性影響，無論是地域性的，全國性的，還是全球性的。江南的糧食交易、棉布生產、農業工具的制作與流通等，當然早已市場化。人口流動頻繁，青浦、嘉善、吳江三地的產業互助比較明顯。在前工業化時代，這里的城鄉之間、鄉村之間、村鎮之間的互動與互補性較強，產業態勢上有較大的一體性。 從經濟、市場、商業網絡的層面來看，這里構成了一個層次豐富、產業樣態多元、水運網絡發達、謀生渠道豐富、城鄉關系密切的“市場”，像盛澤、平望、同里、朱家角、練塘、金澤、陶莊、西塘、干窯等為主導的地方經濟中心，就是其中最具代表的。 商品經濟發達，糧食與棉布為生產為主導的特點，深為時人所認同，而且商業化構成了這里城鄉社會的基本特色。例如，至晚在萬歷年間就已流行的諺語“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就是表達松江、嘉善兩地產業特色的重要話語。 產業文化的一體性，主要體現在地方“風物”上，像青浦、吳江、嘉善稻米文化中的一個共同代表就是米酒，此外還有年糕、方糕、糕團（青團、糯米團為最）等，也較重要。 作為米酒，三白酒是其中最具特色的。吳江盛澤鎮生產的土酒中，最有名的就是生泔、三白與茅柴三種。清末嘉興人沈云對此曾有“生泔白酒暖茅柴，羊肉開缸味最佳”之詠。至于后來蘇州人于冬至日家宴時必飲的“冬陽酒”，就是添加了糖漿的黃酒，使小兒女們也喜歡飲用。而盛澤地方，這種“味薄而甜”、只有冬季才有的“東陽酒”，或稱冬釀酒，就是當地的“生泔酒”。 清初華亭名士董含談及家鄉松江名酒時，這樣記述道： 嘗見宋人小說載云間酒最淡。有小詞云：“浙右華亭，物價廉平，十文錢買得三升。打開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重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稱，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此時華亭尚屬檇里（嘉興），想宋時如此。邇來居民取泖水為之，清冽無比。又有劉姓者善釀，名“劉酒”者，凡宴會及餉上官皆用之，不減惠泉醇醪、虎邱三白，可以一刷此誚矣。 董含所說的劉酒，主要產于章練塘鎮。鎮人記憶中的劉酒故事，一直比較清晰，也是十分榮耀的：“本鎮劉氏，汲泖水仿三白法釀，酒味芳冽，久為時所貴尚。劉酒之名馳于京都，載入《松江志》。”乾隆《青浦縣志》則講得較籠統：“汲泖水，三白法釀酒者，味亦清醇。”后來有補充，言泖濱有劉氏者，“汲泖水，仿三白法，味亦甘冽，俗號‘劉酒’”。據說當地曾有達官過境，“沽飲甚歡”，還題贈了“劉酒弛名”四字。此外，章練塘鎮所產的“宣酒”，號稱由宣氏秘制，“味醇厚”，亦為佳品。 董含特意將劉酒與無錫惠泉、蘇州虎丘三白作對比，以表明劉酒的品質之佳。 當然，在清代以來黃酒興起后，西塘、楓涇兩鎮的黃酒在地方上擁有較大的市場，早已超越了三白酒。
三白酒 一致的物質與精神文化 就語言、風俗等總體來觀，社會文化的一體性，在青浦、吳江與嘉善三地也較明顯。 行政區域邊界地域的民眾，生活與文化上其實并沒有明顯的政區區隔感，盡管他們對邊界的概念要比許多政府官員和文人們要清晰得多，口耳相傳，世代都記得哪些地方屬于哪個轄區，哪些人屬于哪個轄區，以及風俗習慣等方面的種種差異。 以青浦方言為例，當地人自然清楚地知道四鄉的差異：七寶以東類上海，泗涇以南類華、婁，雙塔以西類元和，泖湖以西類吳江，小蒸西南類嘉善，趙屯西北類昆山，吳淞以北類嘉定，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這些語音在環淀山湖地區的識別度很高，但相互之間的溝通沒有任何障礙。 吳江縣盛澤鎮東南的新杭市與秀水縣王江涇鎮相接壤，僅一水之隔，兩地居民混雜居住，外人很難區分清楚，在戶籍上，自明清以來，許多盛澤人就喜入秀水或嘉興籍，如明末的卜舜年、清初的計東以及同治年間的王永義等，并沒有因疆界的阻擋而產生任何隔膜。即如分隸江、浙兩省的楓涇鎮，習尚、聲音、方言、稱謂雖然存在差異，在感覺上已很不清晰。 世家大族的移居與定居在這三縣之間更為頻繁，并沒有因為不同行政區而有所阻隔。像明代中后期嘉善的袁仁、袁黃家族、曹勳家族，吳江蘆墟的葉重第、葉紹袁家族等，都堪為代表，在科考上可以互為流通。譬如，曹家祖上在松江府生活，就已寄籍嘉善縣科考；明末松江的地方領袖夏允彝，年輕時也在嘉善參加科考，其子夏完淳幼時常在嘉善的岳父錢栴家學習與生活。 上述這些事例，可以清楚地呈現環淀山湖地區的地方特質與習俗建構，以及因此蘊生的比較一致的物質與精神文化。 因此總體而言，環淀山湖地域，在環境、氣候、物產、民生上有其明顯的同一性，這是最基本的；其次，在政治、經濟有其較為統一的認識，而在文化的典型表現上又具有極大的相似性；最后，雖經歷代變革，三個縣域各屬不同的政區，但其內在具有很大的向心力與一體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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