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金瓶梅》淫書乎？非淫書乎？ ---400年金學史上的一樁公案

hkddnhw 201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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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鈞韜

（深圳市文聯，廣東深圳518001）

摘要：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的對立已有400年。當代的對立的核心是《金瓶梅》是一部色情小說、性小說還是反腐敗小說。但是當代淫書論者在堅持小說“寫性”的同時，已融入了非淫書論者“指斥時事”的觀點，非淫書論者在堅持小說“指斥時事”觀點的同時，已融入了淫書論者“寫性”的觀點。根據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兩者已有互相融合的趨勢，完全可以將淫書論的“寫性”與非淫書論的“指斥時事”統一起來。“寫性與指斥時事的統一”，乃是《金瓶梅》的主旨。隨看兩論的不斷融合，淫書論與非淫書論則漸趨消亡，它們將作為歷史概念，封存在金學史的歷史檔案之中。此外，時代在進步，人們的性觀念在不斷更新，即使現在出現一部以絕大部分篇幅寫性的小說，人們也不會以“淫書”目之，而充其量稱之為“性小說”。淫書論必將消亡，這就是我對400年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矛盾對立的前途的考量所得出的結論。

關鍵詞：淫書論；非淫書論；寫性；指斥時事；寫性與指斥時事的統一

淫書論、非淫書論矛盾對立的歷史淵源

《金瓶梅》成書已400多年。而早期抄本在少數文人中流傳時，《金瓶梅》是淫書還是非淫書的爭論就開始了。據現有史料表明，第一個認為非淫書的是袁中郎，此乃萬歷二十三年1595。第一個說《金瓶梅》是淫書的是董其昌，可能還早于萬歷二十三年。如此說來《金瓶梅》從娘胎里剛爬出來，淫書與非淫書的爭論就開始了，至今也是400年矣。

明代末年，第一批看到《金瓶梅》抄本的文人中，多數人的直覺反映，認為它是一部淫書。

袁小修在一則記于萬歷四十二年八月的日記中說，先前，他訪董其昌，聽董氏說：“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后來在萬歷二十五年，袁中郎僑寓真州時，小修于中郎處見到半部《金瓶梅》的抄本。袁小修還追憶董其昌言及，此書“決當焚之”。袁小修自己也直斥，《金瓶梅》“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 [1]這是淫書論的最早記載，時間當在萬歷二十五年前后。

后來，淫書論者不乏其人。沈德符云：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則家傳戶到，壞人心術，……（馬）仲良大以為然，遂固篋之。這里又是兩個淫書論者：沈德符、馬仲良。[2]

薛岡云：往在都門，友人關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見示。余略覽數回，謂吉士日：此雖有為之作，天地間豈容有此一種穢書！當急投秦火。[3]

李日華云：（萬歷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遠攜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說來，大抵市諢之極穢者耳，而鋒焰遠遜《水滸傳》。袁中郎極口贊之，亦好奇之過。[4]

小說《歧路燈》的作者李綠園，直斥《金瓶梅》為誨淫之書，在《歧路燈自序》中說：“若夫《金瓶梅》，誨淫之書也。”在第90回中，作者借他人之口說：“但坊間小說，如《金瓶梅》，宣淫之書也。……殺卻天下少年矣”。李綠園在《歧路燈》中有很多處，或夫子自道，或借人物之口，懷著無比的仇恨抨擊《金瓶梅》宣淫，言詞之激烈非同尋常。[5]

非淫書論的代表乃是袁中郎，他對《金瓶梅》十分贊賞。李日華《味水軒日記》稱袁中郎對《金瓶梅》“極口贊之”，批評他“好奇之過”。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也說，“袁石公亟稱之”。可見中郎之贊賞《金瓶梅》是超乎尋常的。這同時也說明，在當時的文藝界，中郎對《金瓶梅》的贊賞態度，已不是鮮為人知的事了。萬歷二十三年，中郎從董其昌處獲得了半部《金瓶梅》，表現了極大的興趣，急切想知道此書“從何得來”，后半部在何處，如何倒換等，希望董回答。他得到半部《金瓶梅》后，不是像沈德符那樣，因所謂“壞人心術”而“固篋之”，而是傳之他人。他在給謝肇浙的信中說：“《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可見在中郎看來，《金瓶梅》不應是讀一遍，而是要讀到“成誦”的地步。其推崇之情可見一斑。

萬歷三十四年，中郎在寫《觴政》時，將《金瓶梅》與《水滸傳》并列為“逸典”。中郎列在酒令逸典中的都是名重一時的大家的作品。顯然他是把《金瓶梅》作為杰作來看待的。他還說：“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6]須知，當時的《金瓶梅》還只以抄本形式在少數人中流傳，中郎卻要求人們熟悉此典，否則只能是個十足的庸夫俗子。遺憾的是，袁中郎沒有留下批評《金瓶梅》的專論。現在所能找到的批評文字，僅是片言只語。他在致董其昌書中說:《金瓶梅》“云霞滿紙，勝于枚生《七發》多矣。”他對沈德符說：“第睹數卷，甚奇快。”[7]

《新刻金瓶梅詞話》有三篇序跋。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和廿公《金瓶梅跋》都認為《金瓶梅》不是“淫書”，而東吳弄珠客《金瓶梅序》認為是“穢書”。

非淫書論還有個代表人物乃是張竹坡。張竹坡《金瓶梅》的評點對小說有諸多肯定，如“獨罪財色”說，“市井文字”說，藝術成就等等。《金瓶梅》是不是淫書，他有一篇專論：《第一奇書非淫書論》。指出《金瓶梅》亦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今夫《金瓶》一書，作者亦是將《褰褰》《風雨》《萚兮》《子衿》諸詩細為摹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顯言之而流俗皆知。不意世之看者，不以為懲勸之韋弦，反以為行樂之符節，所以目為淫書。不知淫者自見其為淫耳”。在《讀法·五十三》中又說：“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看其淫處也。”[8]

張竹坡的《第一奇書非淫書論》文，大多文字言不及義，其核心觀點是：只有專看淫穢描寫的人才會認為《金瓶梅》是淫書。此話恐怕并非是學術研究性的結論吧。

古人的淫書論與非淫書論嚴重對立，但都為片言只語，乃是剛接觸小說時的直覺判斷，并無多少理性認識。

到了近現代，清末狄平子等人，用近代小說觀念來看待《金瓶梅》，認為它是一部真正的社會小說，“不得以淫書目之”。魯迅站在小說發展史的高度，認為它開創了“以描摹世態人情”為特征的小說創作的新潮流。他竭力反對將《金瓶梅》稱為“淫書”。甚至說，是人們“略其他文，專注此點，因予惡謚，謂之'淫書’”。[9]此看法與張竹坡的看法大有異曲同工之妙。鄭振鐸說《金瓶梅》“是一部很偉大的寫實小說”，“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其贊賞之情溢于言表。但他偏偏認為《金瓶梅》是一部“穢書”。他說：“誠然的，在這部偉大的名著里，不干凈的描寫是那末的多”，“一個健全、清新的社會，實在容不了這種'穢書’”。 [10]沈雁冰稱《金瓶梅》為“性欲小說”。他說：“此書描寫世情，極為深刻，尤多赤裸裸的性欲描寫。《飛燕外傳》與《迷樓記》等皆為文言作品，《金瓶梅》乃用白話作，故描寫性欲之處，更加露骨聳聽。全書一百回，描寫性交者居十之六七，——既多且極變化，實可稱為集性交描寫之大成。”[11]阿英說：“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謂為非淫書，然其奧妙，絕非在寫淫之筆。”[12]近現代學者對《金瓶梅》性描寫的成因，如魯迅、鄭振鐸、沈雁冰等人，都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對其是不是淫書只作出了簡單的判斷，依然如古代學者那樣，沒有進行理性研究，或理性研究僅處于初始狀態。

當代的對決

歷史發展到今天，特別是1985年以后，《金瓶梅》研究猶如大海狂濤，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向前推進。據吳敢先生統計，僅1985—1994年的十年間，學術會議幾乎年年召開，出版學術專著120余部，發表論文1100余篇，有研究成果推出者達三四百人之眾。“金學”以突飛猛進之勢，迅速趕上“紅學”而成為又一門顯學。在當代《金瓶梅》研究中，淫書論與非淫書論已成對決之勢，當然還沒有出現狂風巨浪。對決的核心是《金瓶梅》是一部色情小說、性小說還是“偉大的政治反腐敗小說”。

當代色情小說論的發韌者，是荷蘭學者高羅佩。他在1951年私人出版的《秘戲圖考》中，將《金瓶梅》說成是“偉大的色情小說”，“具有真正的文學價值的色情小說”。 [13]后繼者有性學家劉達臨先生。他說：“《金瓶梅》是中國古代性文化、特別是性文學的典型與代表作。”[14]吳存存女士說：“明中期之后，色情文學大量涌現，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色情文學繁榮局面，……產生了像《金瓶梅》這樣高質量的色情文學杰作。”[15]杜貴晨說：“把《金瓶梅》定性為一部'單說著情色二字’的色情小說,合乎文學的一般原理”，“以《金瓶梅》為色情小說,既非巧立名目,又非強加于人,而是實事求是,理所當然”。 [16]

2012年，本人發表論文《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說》。首先對淫書說作了正名。我不贊成將《金瓶梅》說成是淫書，因為這是舊時代的概念，含有強烈的貶義，帶有濃重的情感色彩。而“性”是個中性字，沒有貶褒，不帶情感色彩，因此，稱《金瓶梅》是性書、性小說，比較科學。我認為，《金瓶梅》作者的創作命意是寫性，主體內容和題材都是寫性。《金瓶梅》是一部全方位揭示晚明社會性縱欲風氣的性小說。概言之：1、作者在《金瓶梅詞話》開頭，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一部《金瓶梅》寫的就是“情色二字”。根本沒有說到與朝廷黑暗、官吏腐敗有關的話題。這說明在作者的頭腦中，根本就沒有寫反封建反腐敗的想法。2、小說寫的性問題，彌漫在全書的絕大部分章節，文字總量約占全書的60％左右。除了放肆地寫性縱欲（所謂的二萬字）以外，王婆計殺武大郎，潘金蓮調情武松，西門慶妻妾大規模的爭寵戰爭，還有性崇拜、性觀念的更新等等，都不是寫的性問題嗎。3、對晚明社會性縱欲風氣，作了全方位的揭示。小說準確地把握了晚明性文化的時代特征，其筆觸所及乃是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行各業、各色人物：上至帝王相將，各級官吏，名流雅士，下至士農工商、普通百姓，包括小商販、農民、奴婢小廝、優人樂工，還有和尚道士尼姑、市井游民、流浪者，如此等等，無一不卷入了性縱欲的風潮。作為性小說的屬性，我在《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說》文中艫列了16條，可資參考。[17]

為了批判、否定色情小說、性小說論，金學界某些人喊出了兩個口號：

1、“金瓶梅姓金不姓黃”。開始有研究者提出“金瓶梅是姓金”，但有好事者加上了“不姓黃”，于是狗尾續貂變了味，成了一個整人的口號。以“金瓶梅姓金不姓黃”為題發文者還有教授級人物。有人說，“《金瓶梅》姓金不姓黃，它不是艷情小說，更不是淫書，而是一部通過描繪世情給人以警示的奇書。” [18] 其實這個口號本身有邏輯性錯誤。試解之：所謂不姓黃，即不是黃色小說，那么前面的“金”作何解？如果“金”字解為金色，那就成為“金瓶梅姓金（色小說）不姓黃（色小說）”，何謂金色小說？不解。如果“金”字解為金子，那么“黃”應解為黃銅，那就成為“金瓶梅姓金（子）不姓黃（銅）”，此為何意？不明。如果將“金”字改成“紅”或“革”，便成“金瓶梅姓紅（色小說）不姓黃（色小說）”，“金瓶梅姓革（命小說）不姓黃（色小說）”，如此阿彌陀佛，善哉。其實“金瓶梅是姓金”，是形容《金瓶梅》是塊閃閃發光的金子，此說本無可非議。但好事者加上了“不姓黃”，弄得牛頭不對馬嘴，貽笑大方。

2、“只有好色者才認為《金瓶梅》是淫書”。張竹坡說：“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看其淫處也。”魯迅也說：“略其他文，專注此點，因予惡謚，謂之'淫書’”。請問 “止看其淫處”者與“略其他文，專注此點”者為誰？不就是好色者嗎？于是“只有好色者才認為《金瓶梅》是淫書”之說，便應運而生。有人還舉例說明：董其昌說《金瓶梅》是淫書，“決當焚之”，原來歷史上的董其昌是個凌辱婦女無數的大淫棍。這就成了只有淫棍、好色者才認為《金瓶梅》是淫書的強有力的佐證。這樣事情就好辦了：說《金瓶梅》是淫書的人必然是淫棍、好色者。反之，說《金瓶梅》是非淫書的人，就必然是性無能者了。前文列舉的淫書論者袁小修、沈德符、鄭振鐸、沈雁冰等，都成了淫棍、好色者。在晚明性縱欲風暴中，許多文人雅士都卷入期間。馬理指出：屠隆迷戀南都艷妓，其沉酣之狀竟被時人譜為戲曲，名之《白練裙》，搬之上場。王世貞作詩贊“鞋杯”，李開先宿妓染疥，王樨登古稀之年與金陵名妓“講衾稠之好”，馮夢龍之沉湎秦樓楚館，為品評金陵妓女的《金陵百媚》一書撰寫書評，其《情史》頗多對妓女濃情的歌頌。[19] 這下壞了，我們這些“不好色”者考定的《金瓶梅》的作者，竟然都是好色者，他們創作的《金瓶梅》怎么可能不是淫書？鄭振鐸先生在認定《金瓶梅》是“穢書”的同時，就斷定作者“自己也當是一位變態的性欲的患者”。其實“好色”是人的天性，每個正常的人都好色。如果說某人不好色，那就等于罵他是性無能者，要斷子絕孫。提出這個口號的人，本意是想諷刺一下淫書論者，不想竟然給自己戴上了一頂“性無能者”的帽子，可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提出這種口號，實在不是個妙招，在嚴肅的學術研究中是沒有它的存身之地的。

當代淫書論已有長足的發展，他們認為《金瓶梅》大量的肆無忌憚地寫性，是對程朱理學的清算與抨擊。而非淫書論已集中到一點：由“指斥時事”（抨擊朝廷的黑暗、官吏腐敗）發展為“反腐敗說”（當然是少數人）。因此，兩派的對立乃是“反程朱理學說”與“反腐敗說”的對立。

我認為：“從總體上看，《金瓶梅》大寫特寫性，一方面對晚明社會性縱欲風氣所作的全方位揭示，其認識價值和歷史價值可謂大矣。另一方面作者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理學思想的強烈的蔑視和否定。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李綠園對《金瓶梅》寫性的仇視。對李氏來說，理學是他的世界觀、人生觀，行動規范。因此，李氏與《金瓶梅》的對立，是理學和反理學的對立，是意識形態和原則立場的對立。這是不可調和的對立。《金瓶梅》要拆天，而李氏要補天，如此而已。”[20]

《金瓶梅》作者對宋明理學統治下的性觀念，作了無情的清算和批判，使小說成為晚明社會翻天復地的性觀念更新的形象記錄。比如：從性惡說到性美說；從性禁錮到追求性自由、性縱欲；從父母之命到自己作主；從從一而終到隨意改嫁；從失節事大到隨心所欲（隨意性愛 ,追求多性伴）；勇敢地追求女性的性權利；實踐性與愛的分離（只求性不求愛）。對性功能認識的更新方面，從單純追求生育到狂熱地追求性快樂、性享受、性滿意度。總之，無論是對程朱理學的無情的清算和批判，還是對新的性觀念的頌揚與肯定，都是通過用具體的、鮮明的形象塑造來實現的，形象大于思想。

非淫書論的“反腐敗說”，則將《金瓶梅》的所謂“反腐敗”抬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有人說：《金瓶梅》是“中國反腐第一書”。[21]有人說：“淫書《金瓶梅》是部了不起的政治反腐小說”。[22] 有人說：“《金瓶梅》是偉大政治反腐小說，是政治反腐小說的開山之作。至今還沒有哪一部反腐小說能像《金瓶梅》這樣有巨大的影響，也沒有哪一部反腐小說能像《金瓶梅》那樣寫得淋漓盡致、栩栩如生、活靈活現，甚至把幾百年后的官場也看透了。”[23]

他們把《金瓶梅》說成是偉大政治反腐小說，這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說《金瓶梅》揭露了封建統治的黑暗和從皇帝、朝廷高官到中下層官吏的腐敗，這是有道理的。即古人所說的“指斥時事”，但這部分內容僅占全書的20％。給一部小說定性，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它的主要篇幅寫的是什么。《西游記》的主要篇幅寫的是神魔爭斗，即是神魔小說；《歧路燈》主要篇幅寫的是家庭榮枯，即是世情小說中的家庭小說。

《金瓶梅》以60％的篇幅寫性，以20％的篇幅寫封建統治的黑暗、腐敗，以10％的篇幅寫商人的發跡變泰等等。因此它就是性小說，屬于世情小說中的性小說。許建平指出：

有的研究者從政治角度觀察分析作品，以西門慶結交權貴的情節為依據，認為《詞話》是一部暴露明代后期吏治黑暗政治腐敗的政治小說，雖有一定道理，但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詞話》以主要篇幅大量情節描述的是西門慶一生的財色追求以及家庭內外妻妾、情婦間的爭寵斗勢。官場情節只占全書的很小部分，不過是一部世俗社會交響樂中的插曲，一幅人生圖畫中的點綴。[24]

將全書20％的內容，說成是全書的主要內容，這不是犯了常識性的錯誤嗎？再說小說所寫的這部分內容充其量只能說是對官吏腐敗的揭露，而根本說不上什么“反腐敗”。揭露腐敗與反腐敗，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古代小說史上，揭露封建官吏腐敗的小說有好多部，《金瓶梅》僅是其中之一。而寫反封建反腐敗的小說極少，著名的有《水滸傳》。小說寫了民眾的造反，揭竿而起，那才是真正的反封建、反腐敗。但最后還是投降了朝廷，說明真正的反封建、反腐敗之不易。有人說《金瓶梅》作者是屠隆、王世貞、李開先、王樨登等等，他們都是封建文人而不是革命家，能揭露朝廷的黑暗、官吏的腐敗，已很大無畏的了，還能叫他們寫揭竿而起嗎？恐怕連個“反”字都不敢寫，還侈談什么反腐敗。另外從文本的角度考察，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即是號召民眾起來反封建、反腐敗的宣言書、行動綱領。而《金瓶梅》能稱得上是反腐敗的宣言書和行動綱領嗎？可以說，《金瓶梅》與反腐敗風馬牛不相及也。

矛盾對立中的同一性與對淫書論、非淫書論論爭前途的考量

淫書論與非淫書論已經論爭了400年，我們對論爭的前途如何考量？筆者認為，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矛盾對立之中恰恰存在著同一性。對立著的雙方之間存在著互相吸引、互相包含、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的趨勢。這就是說，我們解決矛盾可以采取另一種方法，即努力尋找共同點，求同存異，以達到共存共贏的局面。

矛盾的相互轉化，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實現。我認為這個一定的條件正在形成。淫書論者在堅持小說寫性的同時，也看到了其他一系列的成就。非淫書論在堅持小說一系列成就的同時，也看到了寫性的嚴重性。這就是淫書論與非淫書論之間存在著互相吸引、互相滲透的事實。

先說淫書論者。荷蘭學者高羅佩在堅持認為《金瓶梅》是一部“色情小說”的同時，還說它是“偉大的色情小說”，“具有真正的文學價值的色情小說”， “屈指可數的中國文學杰作”。可見他既堅持“色情小說”說，同時又看到了它的偉大，肯定它是中國文學杰作。這不就是非淫書論者所堅持的核心理論嗎。我在《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說》文中，十分肯定地提出：作為性小說，《金瓶梅》有非同凡響的四大價值：1．它是中國性文化史上的一部百科全書、晚明“斷代性文化史”，在中國性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研究價值。2、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它是一部劃時代的作品。《金瓶梅》開創了“以描摹世態人情”為特征的小說創作的新潮流，揭示這個社會中的形形色色的世態人情。性、性風氣是世態人情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金瓶梅》寫性，寫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無疑是對小說主題、題材的重大開拓。3、在小說藝術發展史上，它具有開創意義。《金瓶梅》專寫凡人俗事，實現了從傳奇向寫實、以奇為美向以俗為美的過渡。它實現了人物性格塑造從類型化、單一化向多元化、個性化的過渡。它善于將人物的善惡、美丑一起揭示出來，其人物形象具有善惡相兼、美丑相容的特征。它開始直接向人物的內心世界挺進，揭示人物復雜的心理奧秘和不同人物的心路歷程。4、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它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歷史價值。小說以相當的篇幅，從寫官僚的性縱欲出發，寫及整個封建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腐敗、罪惡和黑暗統治，表現了封建統治階級已無可挽救地走向死亡的末路。它已涉足于那個社會的政治領域。小說寫西門慶從一個小商人起家，通過官商結合，巧取豪奪，幾年間即成巨富的經歷。并以西門慶為紐帶寫了那個社會轉型時期的工商業者、小手工業者的生存狀態。它已涉足于那個社會的經濟領域。小說從寫西門慶一家與社會的聯系中，揭示了整個社會，特別是市井社會各色人物的心態、情態和生存狀態。使其成為一幅晚明社會多姿多彩的風情畫卷。《金瓶梅》確實是一部涉及那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和歷史價值。[25]

以上我所論的作為性小說，《金瓶梅》的四大價值，不是非淫書論者所竭力主張的重要觀點嗎。因此，在我的觀點中，已經從非淫書論中吸收了很多營養，實現了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的有機融合。可以說這是應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解決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矛盾對立的有益嘗試。

再說非淫書論者。非淫書論者的陣營比淫書論者大得多，研究的課題以《金瓶梅》的“指斥時事”為主，還包括小說的成書、作者、版本、源流、藝術、人物、文化等等（實際上這些課題淫書論者也多有研究）。

另外，淫書論者主要研究的性描寫問題，非淫書論者亦多有所涉及。請看事實：

張國星《性·人物·審美——〈金瓶梅〉談片》：“ 《金瓶梅》中的性描寫，是笑笑生刻畫人物性格心理、構架人物命運、完成其藝術目的的重要之筆，反映著作家的文化——藝術觀念，是小說不可分割的有機成分。……把性作為揭示人物性格心理、昭示其命運的重要藝術尺度，這本身就是古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大的美學進步，一種突破性的貢獻。”

李時人《論<金瓶梅>的“性描寫”》：“基于性欲的兩性關系是人類、人類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形式之一，性欲對人類不僅有生理意義，也是審美意識的源泉和永恒的審美對象；《金瓶梅》作者著重'財色’，尤其是性的描寫切入晚明社會生活，從而揭示了這個社會的本質特點，是作為小說家無可指責的選擇。……性描寫是《金瓶梅》有機的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性描寫是《金瓶梅》對小說藝術的開拓，也是《金瓶梅》重要的表現手段。”

霍現俊《<金瓶梅>性描寫的超越與失誤》：“作者的心靈深處是在有意識地把加在'性’外部的種種禁忌、特別是附加在'性’上的倫理關系徹底剝落，把它還原為純粹的個人色彩和天然的男女兩性愉悅，這在一定意義上肯定了情（欲）的正當性和不可抑制性，強調了人的自然天性是不可抗拒的，無疑地，這對禮教禁欲主義是一個不小的沖擊和否定，對打破婚姻的種種桎梏，提高男女在婚姻中的主體地位，打破傳統婚姻文化的規范，都具有相當的歷史和文化意義。……《金瓶梅》的性描寫就并非可有可無，而是小說整體的有機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王汝梅《緬鈴的文化蘊含——<金瓶梅>校讀札記》: “《金瓶梅》這部偉大的寫實主義長篇小說，生動形象地描寫了人物的性行為、性心理，是晚明市民生活的藝術反映。……作者寫性，把自然性與社會性聯系，不掩飾不回避，發現女人，探索人生，比同時期其他小說深刻豐富，達到了時代的高峰。”

張廷興《<金瓶梅>性愛描寫的典型意義》：“《金瓶梅》的性愛描寫在中國古代艷情小說史上具有非同尋常的典型性，達到了艷情小說性愛描寫的最高水平。”

張弦生《是顛覆而不是繼承》：“《金瓶梅》中的情色描寫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啟蒙思想對封建正統的沖決，代表了市民文學對程朱理學的突破。……《金瓶梅》中的性事描述，也有過濫的傾向，但其實質是在揭露西門慶的霸道和丑惡的行徑。有西門慶這樣荒淫無恥的封建官商，才有書中這些縱欲肆志的丑行。如果對此加以袒護、掩蓋，那反倒是對西門慶之流的丑陋本質的回護，甚至美化。”

石鐘揚《流氓的性戰》：“作者淋漓盡致地寫西門慶的性事（變態性心理與性行為），正是從人類生活的一個本質方面揭示封建末世官僚階級萬劫不復的沒落和腐敗。”[26]

我之所以引錄這些非淫書論者的言論，說明他們對性描寫研究的重視程度，不亞于淫書論者。他們對性描寫研究的理論建樹，有相當部分還超越了淫書論者。

綜上所述，可以說與淫書論者的情況十分相似，非淫書論者也已從淫書論中吸收了很多營養，實現了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的有機融合。這也是應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解決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矛盾對立的有益嘗試。

考察淫書論與非淫書論在400年的矛盾對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很重要的認識：

一、無論是淫書論還是非淫書論，都具有客觀的真理性。淫書論之所以正確，就在于它符合《金瓶梅》的實際，《金瓶梅》中確實存在大量的性描寫；而非淫書論也是正確的，也在于它符合《金瓶梅》的實際，《金瓶梅》中確實存在“指斥時事”的一面。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無論是淫書論還是非淫書論都有片面性。淫書論之所以片面，就在于它不完全符合《金瓶梅》的實際，《金瓶梅》中還存在“指斥時事”的一面；而非淫書論之所以片面，亦在于它不完全符合《金瓶梅》的實際，《金瓶梅》中還存在大量的性描寫。可見這兩說中的無論哪一說，都既包含有肯定的因素，同時又包含有否定的因素。換言之，即正確中包含有錯誤，錯誤中又包含有正確。正因為兩說中各包含有正確的肯定性因素，故都能經受長期的歷史考驗而不被淘汰，亦不能互相替代；同時亦因為兩說中各包含有錯誤的否定性的因素，因此在長期的爭論中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亦替代不了誰。這就是兩說之所以能夠勢均力敵地長期處于抗衡之中，同時又能在抗衡中各自向前發展的根本原因。

二、 400年來，特別是近年來，學術界的勢不兩立的爭論，足以說明兩說完全處于對立的地位，似乎它們之間的矛盾是絕對的，不可調和的。淫書論者很善于堅持自己正確的一面，卻不善于從對立的觀點中汲取其正確的東西以修正自己的錯誤；非淫書論者亦很善于堅持自己正確的一面，卻不善于從對立的觀點中汲取其正確的東西，以修正自己的錯誤，這就是一個悲劇。但正如前文所述，兩說的矛盾對立之中存在著同一性，存在著互相吸引、互相滲透、互相轉化的趨勢。我們可以在堅持淫書論的正確部分的同時，用非淫書論的正確部分來修正其錯誤部分；反之我們也可以在堅持非淫書論的正確部分的同時，用淫書論的正確部分來修正其錯誤部分，即保留兩說中的合理內核，同時又拋棄兩說中的錯誤部分。在仔細分析了兩說的是非得失的基礎上，我提出了一個新的看法：完全可以將淫書論的“寫性”與非淫書論的“指斥時事”統一起來——實現“寫性與指斥時事的統一”。這就是我對400年來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矛盾對立的前途考量，所得出的第一個結論。

其實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的融合，早在400年前就出現了。第一個指出《金瓶梅》是淫書“決當焚之”的董其昌，同時又說《金瓶梅》“極佳”。這不就是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的第一次融合嗎？鄭振鐸認為《金瓶梅》是“一部最偉大的名著”，“中國小說發展的極峰”，同時又認為它是一部穢書，而且是“歷來讀者們都公認的穢書的代表”。[27] 鄭氏將“最偉大的名著”與公認的“穢書的代表”統一起來，可以說，這是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的又一次且是最高級別的融合。可見，我提出的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的融合說，不僅是哲學分析的產物，同時也是對古人、今人的認識經驗的借鑒。我還認為“寫性與指斥時事的統一”，亦即是《金瓶梅》的主旨所在，也是今后淫書論者與非淫書論者共同研究的重要課題。當然《金瓶梅》中的研究課題還有很多，都將是或已經是淫書論者與非淫書論者，共同發揮聰明才智的大有可為的用武之地。隨看兩論的不斷融合，淫書論與非淫書論必將漸趨消亡，它們將作為歷史概念永遠封存在金學史的歷史檔案之中。這就是我對400年淫書論與非淫書論矛盾對立的前途的考量，所得出的第二個結論。但愿在不久的將來能成為事實。

淫書論必將消亡，還有個更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人們的性觀念在不斷更新，而且已發生了質的變化。君不見，像李綠園那樣，視性為洪水猛獸、驚恐萬狀的時代已永遠成為歷史。人們對性的追求已成極為平常的事。對寫性的小說也會以極為平常的心態對待之。即使出現一部以絕大部分篇幅寫性的小說，人們也不會以“淫書”目之，而充其量稱之為“性小說”。性小說者即寫性的小說之謂也，猶如說《三國演義》是歷史小說，《歧路燈》是家庭小說那樣，只說明這部小說的屬性，而并不寓褒貶之意。至于這部性小說之優劣好壞，乃由讀者與評論家去作出價值評判。由此推論，以往稱之為“淫穢小說”的《如意君傳》、《玉蒲團》、《燈草和尚》等一批寫性的古代小說，都應改稱為性小說。未知諸君以為善否。

當然在淫書論、非淫書論這個問題上，任何時候都不能強求統一。學術研究必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的研究者今后依然堅持《金瓶梅》淫書論，這也沒有關系。學術自由嘛，應該受到尊重。

2017.5.20.

參考文獻：

[1] 袁小修《游居柿錄》卷三第979條。

[2][7]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五》。

[3] 薛岡《天爵堂文集筆馀》卷二。

[4]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劉氏嘉業堂刊本卷七。

[5] 李綠園《歧路燈》，華夏出版社1995年12月。

[6]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四十八。

[8]轉引自吳敢《金瓶梅研究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17--18頁。

[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轉引自周鈞韜《金瓶梅資料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1月。

[10]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轉引自周鈞韜《金瓶梅資料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