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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塔圣教序》亦稱《慈恩寺圣教序》，于唐永徽四年(六五三)立，《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與《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記》(唐高宗李治撰文)兩石分別嵌入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東西兩側。二石均由初唐著名書家褚遂良書，萬文韶刻，實為褚氏傳世之代表作品。褚書瘦勁俏麗、端莊古雅，此碑一出，爭先效仿者甚眾，成為一時風尚。縱觀歷代學褚書者，均臨習此碑。 褚遂良像褚遂良(五九六—六五九)，字登善，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陽翟(今河南禹州)。褚遂良早年師承史陵、歐陽詢，繼學虞世南，后因魏徵推薦為李世民近臣，得以整理學習王羲之書跡，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意趣。在魏晉至隋唐的書法演變過程中，由于隸書古意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楷書逐步完善，粗獷質樸的書風終被典雅精致的審美所替代。時風原因，褚氏無法擺脫隋代及歐虞的影響，但其晚年作品在吸收隋碑、歐虞風貌的基礎上，直入右軍。如果說歐陽詢書法體現了一種嚴謹法度的理性之美，虞世南書法表達了一種溫文爾雅的內斂之美，那么，褚遂良書法卻是追求了一種筆意靈動的華麗之美。 《雁塔圣教序》(計二十一行，行四十二字)，字里行間起伏頓挫，兼容右軍的飄 逸瀟散、漢隸的簡淡古樸、行書的清雅俊逸，恰如其分地把前人在用筆與結體上 的優點熔于一爐，和歐虞鼎足而立，卓立于初唐書壇。在唐代楷書中，該碑貌似無法實則有法，褚書空靈飛動而又沉勁入骨的筆法，開創了起伏多姿、跌宕有致、儀態萬千之書風。張懷瓘《書斷》評褚書: 『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璅，窅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本文旨在通過用筆、結字、筆勢三部分對《雁塔 圣教序》進行分析， 以求教于方家讀者。王羲之在書論》中對用筆論述道: 『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雁塔圣教序》在用筆上輕靈快速，凌空履虛。起筆時多逆鋒入筆，然后引回，略微扭動，如美女細腰，再輕輕收筆。筆法方圓皆備，又摻入隸法、行書意味，流利活潑，風采動人。其中橫、豎、撇、捺等基本筆畫，直中帶曲，字里行間猶如鋼絲牽繞，弧形筆法的大量使用，使原本筆直、堅挺的筆畫增添了柔和窈窕、不勝嬌羞的品相。筆畫之書寫軌跡均分為起、行、收三部分，從《雁塔圣教序》之長橫來看，共有六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或舒展飄逸，或柔中帶剛。“真”字長橫起筆處筆鋒切入紙面，先略水平向右行筆， 再右上提筆，輔以提按起伏，有一波三折之妙，使線條富有彈性。這種長槍大戟式的橫畫是褚字舒放瀟灑的標志性筆法，影響到宋代黃庭堅構字的取勢。“二”字長橫由上一筆收筆帶來的折鋒逆入，呈反切狀。兩端粗中間細，節奏感突出。
“無”字長橫起筆露鋒，且起筆頓筆偏長，加以弧線，體勢綿長，使線條雖纖細但柔中帶剛；《雁塔圣教序》起落筆有方筆與圓筆、藏鋒與露鋒、中鋒與側鋒之變化。圓筆多為藏鋒、中鋒，圓潤、遒厚；方筆多為露鋒、側切，果斷、爽快。此碑中側并用，藏露結合；方圓兼施，靈活多變。《雁塔圣教序》行筆時在轉折處有轉和折的不同，轉為篆法、圓筆，折為隸法、方筆，二者趣味各不相同。“方”字頂點，藏鋒入筆， 右下行筆，再轉筆后頓筆 往左下，活潑生動。
“三”字長橫起筆逆入藏鋒，稍頓，調整筆鋒，隨勢輕提運筆，形成弧線，收筆輕按略頓，凝練而富有質感。“千”字長豎逆起隨勢中鋒緩行，收筆輕按快提，筆畫舒展。“唐”字撇畫較細，且起收更為纖細，筆畫雖細卻不失力度。褚字的纖秀輕盈，依仗這類筆法來體現。“之”字長捺藏鋒逆入，中鋒漸進漸按，顯曲線之美，一波三折，收筆斂鋒，重按徐收，粗細變化較大。
反捺的使用是為了避免一字之中重捺現象而設，而褚將 “途”字處理為兩個正捺，“飡”字處理為兩個反捺， 但此種處理方法波勢自然，并無不和諧之處。
“波”字三點水首點有向下拖出之痕，二、三點之間有呼應之勢，且第三點是點出后再向上翻轉挑出，此種寫法在褚書中較為少見。“而”字轉為篆法，圓轉順勢換鋒，遒勁而輕松自然。“迥”“圖”二字轉為方折，筆方而勢圓，肯定有力，沉著痛快。（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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