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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爛楚文化 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有一支獨立于中原文化又繼承和發展了中原文化的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誕生于長江以南，在古時稱“鄂”的鄂氏部落的地方，在公元前877年楚國締造者熊渠到了鄂氏部落后向世人宣布：“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隨后，分封了三個諸侯王的楚國。 楚國從現在往前計算，在2895年前。當時，熊渠是一名巫師，帶著手下的家人和信徒，從中原腹地開始向南征戰，到了長江以南鄂氏部落地區之后才開始宣告獨立于周王室之外，建立屬于自己的國家，他這一舉動要早于戰國時代其他諸侯國。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具有悠久歷史。楚國從公元前877年建國至公元前223年前滅亡，在長達654年的歷史中，楚文化在當時達到了非常高的高度。 據《楚藝術史》著作者皮道堅所說：“鼎盛時期的楚文化，其影響不僅涉及了當時的整個南部中國，而且還向北移，給中原文化以強勁的沖擊。”近些年來，一系列精美的楚藝術品出土，皮道堅在《楚藝術史》中對楚藝術品發出贊嘆：“由于一些無法說清的歷史機緣，這么多杰出的楚藝術品在埋沒了兩千多年之后，才得重見天日。這使我們對楚藝術的認識和研究還只是處于一個初級起步的階段。”皮道堅列舉了英國的亞瑟·華利的《中國繪畫導論》（1923年，倫敦），率先指出楚國文化在中國古代藝術創造與想象力方面具有領導地位。 大衛·霍克斯的《楚辭一南方之歌》（1959年，牛津）指出，當我們從考古發掘中去進一步了解楚國偉大及楚國文化的噩運之時，我們深深地感覺到楚辭中一部分早期詩歌所描寫的景象，并不是孤立不可解的文學表現，而是一種極為精彩的文化表現。 1972年，新西蘭的漢學家諾埃爾·巴納德敏銳地指出，真正的楚文化以其獨創的形式，從各個方面表現了自己。他認為楚國的漆器、木刻藝術、木工藝術、器具與房屋建筑等，相對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已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地步。 楚史專家張正明在《楚文化史》說：“春秋中期是楚文化際會風云之時，從此，它便領異標新，而與中原文化競趨爭先，竟有后來居上之勢。整個交融、衍生勃興、轉化的過程所體現的文化演進規律，是引人入勝的。”然而，“從楚文化形成之時起，華夏文化就分成了南北兩支：北支為中原文化，雄渾如觸砥柱而下的黃河；南支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峽而出的長江。這北南兩支華夏文化是上古中國燦爛文化的表率，與時代大致相當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化遙相輝映。人們對楚文化的認識，隨著資料的增多而加深。從上世紀30年代以前，人們所知道的楚文化在近半個世紀內逐步推進的。” 在春秋戰國時代，在楚文化方面有老子、莊子的道教代表了南方的哲學思想，屈原的楚騷代表了南方的文學。把有限的傳世文獻和近代出土文物相結合，對楚文化作全面的研究，它不僅跨過長江奮力南進，還要將其開疆拓土的戰刀威風凜凜地砍向南方民族，而且攜強勢執意北上，欲與氣數漸盡的東周王朝和紛紛迭起的中原霸主們一決高低。楚國的諸君們或僭號稱王，或問鼎中原，或北上爭雄，一度發展成為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勢力最強的獨立于周王室之外，與中原文化并駕齊驅的南方文化。 《中國文學史》卷一記載，“戰國時代后期，七雄并峙，以秦、楚、齊3國為最強，都有統一中國的可能。而楚國幅員廣大，物產富饒，自然條件遠比秦、齊為優。”“到楚威王滅越，其地東至于海，北至河（黃河），西有巴蜀（四川、重慶），南有黔巫，幾乎占有當時大半個中國。” 研究和挖掘楚國文化和楚國藝術來龍去脈，對提高南方文化底涵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筆者查閱廣泛的歷史資料，并將相關資料按照年代序列，周王室所分封的諸侯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及被楚國相繼占領后版圖，進行了繪制，使真實的歷史進程展現出來。通過挖掘整理后發現，楚國作為一個具備獨立于周王室之外與周王室并駕齊驅的國家主體特征出現，建國時間和地點較為準確地呈現在世人面前。撲朔迷離的楚國發祥地最終得到證實，實際上早在漢代，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記載得很明確：楚國締造者熊渠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楚國首個以“楚”字稱王的楚武王熊通要求周王室承認楚國，于是說“請王室尊吾號”。兩代君王相隔一百幾十年后還在談謚號并表達不同意見，前者要獨立，后者要求歸順，而周王室的傲慢導致楚王膽敢問鼎之事。顯然，楚國當時與周王室不是從屬關系，而是并列關系，于是才有問鼎中原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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