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與中華五千年文明

dandong819 201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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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與空間真是奇妙的組合，當我們仰望星空，看到浩瀚的宇宙，那些一閃一閃的星子，仿佛是天幕上恒久不變的鑲嵌。然而，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光年是距離的單位，宇宙深處星星點點射向我們的光線，來自于遙遠的過去。原來，時空的穿越，不過是俯仰之間。

考古，同樣是這種俯仰之間的學問，由我們親手開啟的時光之門，將我們帶回人類歷史中每一個不同的瞬間。而距今5000年，就是一個特殊的時間點。

放眼世界，5000年是個文明誕生的大時代。世界上的幾大流域，不約而同的孕育出早期文明，比如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那么，5000年的中華文明在哪里？這個問題困擾學界甚久。按照國際上通行的文明標準，城市、文字、青銅器……我們逐一比對，中國的古代文明似乎在出現了甲骨文的商代以前，便再難追溯了。

考古學上，我們把文字之前的歷史稱為“史前”。在中國的史前時代，距今1萬年以來，遼闊版圖的不同地理單元中，就開始演繹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考古學上形象地稱之為“滿天星斗”。然而，中國的史前時代，長久以來被低估了。一直以來，我們都是以夏商為文明探源的出發點，以黃河文明為中華文明，無形中降低了周圍地區那些高規格遺跡遺物的歷史地位。比如遼西的紅山文化，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晉南的陶寺文化，陜北的石峁遺址……隨著探源腳步的邁進，我們才漸漸發現，滿天星斗的文化中，有一些已然閃現出文明的火花。“良渚”是其中一個特殊的個案。

大約5300年前的長江下游地區，突然出現了一個尚玉的考古學文化——良渚文化。盡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廣受尊崇，但在此時卻到達空前的繁榮。與以往人們喜愛的裝飾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可不僅僅是為了美觀的需要。以玉琮為代表，并以鉞、璜、璧、冠狀飾、三叉形器、牌飾、錐形器、管等組成了玉禮器系統，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權力、或象征財富。那些至高無上的人被埋葬在土筑的高臺上，配享的玉器種類一應俱全，顯示出生前無限的尊貴。禮玉上常見刻繪有“神徽”形象，用以表達良渚人的統一信仰。這些玉器的擁有者是良渚的統治階級，相信自己是神的化身，行使著神的旨意。他們隨葬的玉器種類和數量顯示出他們不同的等級和職責范圍。我們在余杭的反山、瑤山，常州武進的寺墩，江陰的高城墩，上海的福泉山等遺址中，都發現了極高等級的墓群。這就似乎將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圍分割成不同的統治中心，呈現出小邦林立的局面。然而，歷史偏偏給了余杭一個機會，在反山遺址的周圍，越來越多的良渚文化遺址被發現，這種集中分布的遺址群落受到了良好的保護，使得考古工作得以在這片土地上穩步開展。從今天再來回望，這樣的工作模式，為良渚文明的確立提供必要的前提。否則，誰會想到零星發現的遺址點，竟然是一個良渚古城，這一王國之都的不同組成部分。

今天，在我們眼前所呈現的，是一個有八個故宮那么大的良渚古城（6.3平方公里）。它有皇城、內城、外城的三重城結構，有宮殿與王陵，有城墻與護城河，有城內的水路交通體系，有手工業的分工，有城外的水利系統，作為國都的規格已綽綽有余。除了文字和青銅器，良渚文化在各個方面均已到達文明國家的要求。其實，只要放開思路，我們會發現，文明的標準不應成為判斷一個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生硬公式。青銅器在文明社會中承載的禮制規范的意義，在良渚文化中，是體現在玉器上的。而文字是記錄語言、傳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雖然尚未發現文字系統，但那些鐫刻在玉禮器上的信仰標識，也極大程度地統一著人們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應出的良渚社會超強的組織管理能力，也透露出當時一定存在著某種與文字相當的訊息傳遞方式。因此，良渚古城的發現，使良渚文明的確立一錘定音。

如今，良渚考古已經走過了80多個年頭。從1936年施昕更先生第一次發現良渚的黑皮陶和石質工具開始，到今天我們將其定義成中國古代第一個進入早期國家的區域文明；從1959年夏鼐先生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學界逐漸開始了解這一文化的種種個性特點，到今天我們對良渚文明進行多領域、全方位的考古學研究與闡釋。良渚的國家形態正在愈發的豐滿起來。這一叢書系列，主要是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致力于良渚考古的中青年學者，圍繞近年來杭州市余杭區瓶窯鎮良渚古城遺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集體編纂而成，內涵信息量極其龐大。其中，包含有公眾希望了解到的良渚古城遺址的方方面面、良渚考古的歷程、良渚時期古環境與動植物信息、代表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級墓地的反山王陵、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良渚高等級玉器、供應日常所需林林總總的良渚陶器……還有專門將良渚置于世界文明古國之林的中外文明比對，以及從媒體人角度看待良渚的妙趣橫生的系列報道匯編。相信這套叢書會激起讀者對良渚文明的興趣，從而啟發更多的人探索我們的歷史。

可能很多人不禁要問，良渚文明和中華文明是什么樣的關系。因為，在近現代教育的觀念里，我們是華夏兒女，是炎黃子孫，我們不知道有一個“良渚”。其實，這不難理解。我們觀念里的文明，是夏商以降、周秦漢唐傳續至今的、在黃河流域建立政權的國家文明，是大一統的中華文明。考古學界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為的就是了解最初的文明是怎樣的形態。因此，我們不該對最初的文明社會有過多的預設。在5000年的節點上，我們發現了良渚文明，是一種區域性的文明。由此推及其他的區域，遼西可能存在紅山文明，長江中游可能存在石家河文明，只是因為考古發現的局限，我們還不能確定這些文明形態是否真實。良渚文明在距今4300年后，漸漸沒落了，但文明的因素卻隨著良渚玉器得到了有序的傳承，影響力遍及九州。由此可見，區域性的文明實有全局性的影響力。

人類的遷徙、交往，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從未間斷。不同規模、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人口流動，造成了文化與文化間的碰撞、交流與融合。區域性的文明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目前來看，良渚文明是我們所能確證的最早文明，在這之后的一千多年，陶寺、石峁、二里頭的相繼繁榮，使得區域文明的重心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在這個持續的過程中，禮制規范、等級社會模式、城市架構等等文明因素，不斷地傳承、交匯，直至夏商。其實，夏商兩支文化也是不同地區各自演進發展所至，夏商的更替，其實也是兩個區域性文明的輪流坐莊，只是此時的區域遍及更大的范圍，此時的文明正在逐鹿中原。真正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要從秦朝算起。這樣看來，從良渚到商周，正是中華文明從區域性文明向大一統逐步匯聚的一個連續不斷地過程，萬萬不可割裂。

2019年5月于良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