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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混亂的時候，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的貼身環境，那就是衣服。——張愛玲 對當時的人們來說，民國，便是那樣一個混亂的時期。 而服裝對于民國，變成了那最值得追尋和回味的元素。 從垂衣而治到剔發易服，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任何時候，服制都是開篇最隆重的一筆。在歷史上，恐怕沒有比中國更重視服制問題的國家。 古代的中國是不斷強化專治的，越往后越專治，至清為極點。隨著清王朝的終結，西方列強的外力入侵，動搖了中國根深千年的封建統治，同時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以及文化思潮。 1840年，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朝廷未變，時代已在動蕩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此時的人們，認為中國早就該斷發易服，更有人將其與富兵強國聯系起來，認為中國不能與西方國家，都是因為“實以剪發易服未斷行”。而日本，俄國的崛起正是因為“斷發短服”。 自戊戌變法起，康有為正面提出了斷發易服，要求與西方同步，與世界大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庚子事變后，清政府痛定思痛，也開始了一些改革，歷史進入了著名的“晚清十年”。 服制改革從軍隊先開始。為了“經武振軍”，模仿歐美等國，《奏定陸軍制服折》中說到：凡制造各衣褲，必須合體，于操作運動，務求便利，宜酌采西式縫紉，務求堅實。 改革更是自上而下的，上層人士往往最先與潮流接軌，除了新軍裝要求新制式，其他沾帶新洋的衙門也開始騷動起來。一些留洋過的清廷貴族更是為洋風所迷，不理祖制的穿起洋裝。1903年，德齡，容齡兩位公主從法國留學歸來，便身著洋裝覲見慈禧太后。一時間，效仿之風更盛。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在一片混亂中成立，并宣布，廢除清朝官服，新的國家服制卻沒有建立。一時各路風潮四起，制度無度，時尚變無序的野蠻生長。服飾文化，在傳統與時尚間紛擾喧囂。時尚此時也染上了革命與前衛，固守與開放，墮落與崇高的斑駁色彩。 效仿西人，以廣州為最早，“原廣東通商最早，得洋氣之先，類多效泰西所謂”。所以，后來的成衣鋪必冠以“蘇廣成”，其意為：蘇州做工，廣州式樣。然而真正其影響作用的，是上海開埠進入“蘇廣成”時代。 上海開埠后，快速成為遠東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也成為中國的時尚中心。各種款式的服飾無不“爭奇斗巧，別出心裁”其影響力遠遠大于此前的廣州。北京，南京等地，好時髦者，紛紛追蹤于上海樣式。比如，北京婦女衣袍襖的立領的高低。衣服上的滾條、花邊越來越多，號稱“十八鑲”，被人們稱作“鬼子欄桿便體沿”。這種改變源于西式衣裳，間接地是由上海時尚影響而來。上海時尚之風，風靡民間同時也感染了當時的官府朝廷，從而引起當時政府在易服問題上的深層思考。 舊制度與新時尚在這一時期產生的摩擦與碰撞，拉開了中國服飾是上第四次變革。 回看民國，無論是著革命的腥風血雨，還是十里洋場的繁花似錦，無論是當年的霓裳艷麗，還是民國特有的時代氣息，都值得如今的人們認真的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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