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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繁華（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使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與這個歷史時期相對應的，是文學的全新變化。這個時期文學最大的特點，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文學成為構建社會主義文化空間的組成部分。從1949年至1976年進入共和國之后的這“十七年”，最為發達和成功的文學樣式，就是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題材小說。 長篇小說《創業史》插圖 蔡亮/繪 這一時期的文學，除了少數試圖建構“史詩”的作品外，大都是具有通俗小說元素的作品。特別是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如知俠的《鐵道游擊隊》、梁斌的《紅旗譜》、馮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烈火金剛》《敵后武工隊》《大刀記》等。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就是傳奇形式中民族性的建構。它們在延續了傳奇小說敘事形式和內部構造的同時，裝進了新的內容，起到了教育人民、建構民族新文化的作用，替代了過去言情、武俠、偵探等通俗小說的娛樂性功能。 紅色革命，是20世紀席卷全球的偉大事件，它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奇跡，也創造了與之相適應的文學藝術。紅色寫作——或稱作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在那個時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20世紀50年代的文學經典“三紅一創，保山青林”八部長篇小說，有五部是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 柳青的《創業史》被普遍認為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創作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小說通過對梁生寶、梁三老漢以及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農村為什么要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創業史》受到肯定和好評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塑造了梁生寶這個嶄新的中國農民形象。梁生寶是一個天然的中國農村“新人”，他是“蛤蟆灘”合作化運動天然的實踐者和領導者。在塑造這一形象時，柳青幾乎調動了一切藝術手段來展示這個新人的品質、才能和魅力。梁生寶不是那種盲目、蠻干、仇恨又無所作為一籌莫展的農民英雄，他是一個健康、明朗、朝氣勃勃、成竹在胸、年輕成熟的嶄新農民。在解決一個個矛盾的過程中，《創業史》完成了對中國新型農民的想象性建構和本質化書寫。 趙樹理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哺育成長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三里灣》是第一部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也被認為是“我國最早和較大規模地反映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部優秀作品”。小說敘述了三里灣四個不同家庭在合作化運動初期的矛盾和變化，反映了農村所有制變革中思想和觀念的斗爭，表現了家庭、婚戀、道德等各方面的深刻變化。 周立波是一個跨時代的作家。1956年至1959年，周立波先后寫出了反映農業合作化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及其《續編》?！渡洁l巨變》取得了重要的藝術成就，這不僅表現在小說塑造了幾個生動、鮮活的農民形象，對山鄉風俗風情淡遠、清幽的描繪，也顯示出周立波所接受的文學傳統、審美趣味和屬于個人的獨特文學修養。 浩然的《艷陽天》，是最能代表其創作風格和藝術成就的小說。小說通過京郊東山塢農業生產合作社麥收前后發生的一系列矛盾沖突，書寫了農業生產合作化時期火熱的生活畫卷，歌頌了在新生活中成長起來的新人物和新力量。小說情節曲折復雜，結構完整緊湊，人物形象生動傳神，語言樸素曉暢，顯示出鮮明的藝術特色。雖然小說不免有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色彩，但難能可貴的是塑造了眾多樸實醇厚的農民形象和真實生動的落后人物形象。浩然通過這些人物形象，表達了社會主義永遠是“艷陽天”的堅強信念。不論是描寫、敘事還是抒情，對社會主義的贊美都由衷地流諸筆端，全書自始至終洋溢著一種樂觀主義精神。 進入新中國，社會生活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如何表達全新的生活，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不僅需要作家熟悉、理解新生活的內容，同時也要熟悉表達這一生活的形式和內在精神思想。經過不斷的學習、探索和具體的文學實踐，作家們在不同生活領域內，寫出了表達新生活的重要作品。除上述農村和革命歷史題材外，城市、青年、邊疆少數民族等題材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創造成果。其中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徐懷中的《我們播種愛情》、王蒙的《青春萬歲》等，最有代表性。 《上海的早晨》與《創業史》具有一種完全同構的對應關系：它們雖然題材和書寫的領域不同，但都試圖通過文學的形式來完整、全面地表現中國城鄉社會主義改造的艱難、曲折、復雜但一定走向勝利的歷史過程和必然趨勢。因此，這部宏偉的長卷依然是一部有關國家民族的歷史寓言。 王蒙的《青春萬歲》，以高昂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向讀者展示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北京女七中高三女生熱情洋溢的青春生活，講述了那個年代一代青年的成長經歷，講述了成長于新舊交替時代青年人特有的精神風貌：有理想，有熱情，對生活積極樂觀。小說洋溢著一種溫馨而熾熱的氛圍，滲透著一種高尚而純潔的情調，折射著一種絢麗誘人的理想之光。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長篇小說，是用文學的形式表達時代生活的主流。其中流淌和洋溢的革命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既是生活的真實反映，也是作家用想象的方式對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建構。雖然簡單透明、一目了然，但是，作家對新生活的理解和想象，構建了社會主義的文化空間，肯定了時代的價值觀和對生活單純熾熱的情感，分外感人。當我們重讀這些作品時，油然升起的慨嘆是，這些小說已經成為歷史，但卻沒有成為過去，它們仍在我們的情感生活中揮發著巨大的精神作用。 《光明日報》（ 2019年11月23日 09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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