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王陽明：王學各派淺談

王陽明，名守仁，字伯安。明代最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軍事家，心學創(chuàng)始人。因為曾被貶謫為貴州龍場驛丞時，居于陽明洞，因而被世人尊稱為陽明先生。心學史開篇的“龍場悟道”便是發(fā)源于此，王陽明謫居龍場三年，悟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學重要思想。

“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即理也；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他的心學思想不僅在中國，甚至對日本、朝鮮半島以及東南亞地區(qū)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王陽明的思想傳播至日本后，以此為基，形成了日本的陽明學，由此造就了一批出色思想家和政治家，從而推動了日本了明治維新的實現(xiàn)，破除了封建體制完成通向現(xiàn)代化的轉型。梁啟超曾評說：“日本維新之治，心學之為用也。”

曾國藩對王陽明極為尊崇：“王陽明矯正舊風氣，開出新風氣，功不在禹下。”王陽明的思想澤披者眾，生前立院講學，弟子廣遍，相對于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王學提倡從自己的內心去尋找“理',獨樹一幟，成為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學說之一。王陽明死后，他的“王學”散分為幾個流派，但是一宗同源，雖各有所長，卻難出其左右。

泰州學派

王艮，字汝止，號心齋。作為一位布衣儒者，他是明中后期風靡一時的泰州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王陽明的另外三位弟子鄒守益、王璣、王畿，都稱贊心齋有“超凡入圣之資”。

按照王艮弟子之說，其學問有三變（心學各派對“三”可謂情有獨鐘）：開始時，天資凜然，自悟大道，以圣人自任；后來遇到了陽明，學說便更進一步，嫻熟純粹；到了晚年，則悟出良知萬物一體之懷，巧使妙運，堪稱半圣。

王艮最為人熟知的，一是他的“滿街皆是圣人”說，一是他的“百姓日用即道”說。而滿街圣人”或“日用即道”都是建立在“現(xiàn)成良知”觀念之基礎上的。

在王艮看來，良知存在的當下，人人都是“現(xiàn)成”的圣人，現(xiàn)實當下的所有行為，本身便是自然地合乎規(guī)矩禮節(jié)的行為，而不必講求社會倫理規(guī)范。這種思想到了泰州后學，衍化成了輕視禮法、忽略工夫的思想傾向，甚至出現(xiàn)了“率性自然”，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現(xiàn)象，儒學所強調的從格致誠正到修齊治平的一切工夫主張都被消解于無形，流害無窮。比如黃宗羲就說，顏山農、何心隱之流，隨利欲之念而橫行無忌，非名教所能羈絡。

王陽明本人并沒有明確說過“現(xiàn)成良知”或“良知現(xiàn)成”，但陽明非常強調“此心常見在”，這姑且算得上是泰州學派的源流。因此，錢穆曾指出：“守仁的良知學，本來可說是一種社會大眾的哲學。但真落到社會大眾手里，自然和在士大夫階層中不同。單從這一點講，我們卻該認泰州一派為王學唯一的真?zhèn)鳌！?/strong>

與王陽明相比，王艮“滿街皆是圣人”的思想理論無疑更偏向于平民， 這可以說是儒家政治觀念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與兩千年來“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轉注于下面的社會和平民。也就是說，以喚醒民眾的方式來實現(xiàn)“行道”的目的。

當然，這并不是說其思想格局已脫離了儒學傳統(tǒng)，從總體上看，他還是本著儒家“入世”的觀念，比如他非常推崇的儒家基調：“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王艮一生熱衷于講學，特別是熱心于在社會下層推廣陽明心學的宣傳，這對于陽明學向下層社會的迅速滲透起到了重要的推動。

自王艮之后，泰州學派相繼出現(xiàn)了王襞、王棟、林春、徐樾、董燧、顏均、何心隱、羅汝芳，泰州學派作為一種思想現(xiàn)象，之所以在中晚期的明代社會產(chǎn)生如此迅速而又廣泛的影響，與其良知敘述的平民化是絕對分不開的。

在我看來，泰州學派的良知見成理論便是民間思想的一種表述方式，他向人們所著力宣揚的一個中心思想是，良知是人人平等的、是每個人的本色，人人都先天地具備良知天性，所以人人都是可以成為圣人的。

他們一方面有經(jīng)世主義之傾向，以講學為手段，廣泛涉入社會，積極推動教化運動；另一方面在個人修養(yǎng)問題上，又普遍注重在身心上落實道德之踐履，主張在日常生活當中切實把握良知，以求實現(xiàn)自我的生命意義、道德價值。

但是他們這種與當朝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行為做派，也導致泰州學派在明清兩朝不斷受到打壓，也最終導致了心學的衰敗。

浙中王學

浙中王門中雖無明顯的世俗化思潮，但卻存有鮮明的中行化和異端化傾向。前者以錢德洪、季本、蔡汝楠、張元忭、許孚遠等為代表，后者以王畿、董澐、周汝登、管志道、二陶等為代表。

由于徐愛過世較早，黃綰于楊明亦師亦友，聶豹在陽明歿后才自稱門生，因此在明人文集中，我們可以看到，錢德洪（緒山）和王畿（龍溪）當屬浙中王學、乃至整個王門的領袖級人物。

其中，緒山便可視為王門的“樸厚者”，龍溪則可看成王門的“穎悟者”。前者導致創(chuàng)新意識匱乏，而后者懷疑精神噴發(fā)。

在“與人為善”、“實地用功”、“謙遜卑抑”方面，緒山和陽明不謀而合，師徒二人是取得相當共識的。所以陽明很看重緒山的這種性格，曾要求緒山好好教育自己的兩個幼弟及繼子正憲。

但是，因為“無善無惡”的思想在外向張力型性格的主導下易于導致自然主義，而在內向收斂型性格的驅使下則易于產(chǎn)生自閉主義，前者如龍溪是把“無善無惡”當作一種獨往獨來、不拘格套的狂者人格，而后者如緒山是把“無善無惡”當作一種不偏不倚、標榜中行的鄉(xiāng)愿人格，屬于陽明門下缺乏個性、少有鋒芒的“中行”派，并試圖調和朱、王之學，落得個兩面不討好的下場。

孔子誅鄉(xiāng)愿而取狂狷，陽明學者多都以任狂自居，朱子學者則大多喜歡狷介自守，所以奉行“中行”的錢緒山，必然是左右失據(jù)。于是，伴隨著龍溪、心齋、東廓、念庵甚至塘南之影響力和知名度的節(jié)節(jié)攀升，緒山的影響力卻逐漸下滑的趨勢，以至后來出現(xiàn)了被邊緣化的跡象。

當然，緒山所說的“中行”主要是思想上的折中主義，而不像后來耿天臺等人所表現(xiàn)出來的行為上的無原則主義。他向胡宗憲鼎立推薦的自己的門人，戚繼光和梁守愚，都在抗倭戰(zhàn)爭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整體說來，陽明的浙中弟子中缺的不是“理論家”，而是“實干家”。王畿、孫應奎、季本乃至后來的周汝登、張元忭等，均以理論見長，尤其是王畿，堪稱陽明學派理論創(chuàng)新的發(fā)動機。

然而，像江右、泰州王門中那種篤實于鄉(xiāng)村建設、平民教化、宗法禮儀的學者，浙中王門則比較缺乏。

如果說浙東地區(qū)所表現(xiàn)的思想理念是對陽明學的繼承與修正，那么浙西地區(qū)則表現(xiàn)出鮮明的否定和批判陽明學的思想潮流。而對王學在浙西的推行起到重要作用的，當屬董澐，正是董澐的努力下，把法聚、王畿、王艮、王襞等人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使浙東、浙西、淮南的思想互動和學術創(chuàng)新成為可能。

劉宗周與蕺山學派

劉宗周被認為是宋、明儒學的殿軍，他的心性哲學是將理學的內容注入心學之中。因他遷居至蕺山之下，遂自稱蕺山長、蕺山長者、蕺山長病夫宗周等，其弟子也因此尊稱他為蕺山夫子，后學則尊稱他為蕺山劉子、子劉子，“蕺山學派”因此得名。

蕺山學派的影響主要在浙江一帶，以紹興、寧波兩地為核心。崇禎繼位后對閹黨進行了圍剿，黨禁解除，那些素有名望的文士復被重要，一度沉寂的學術爭鳴和文學創(chuàng)作重獲新生，劉宗周學術思想的主旨“慎獨”在這個背景下確立雛形，他在給陶石梁的一封信中說： “ 和為天下之達道，非即率性之道乎？君子由慎獨以致吾中和，而天地萬物無所不本，無所不達矣……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

崇禎九年是蕺山學派走向成熟的一年。在這一年里，在京任工部左侍郎的劉宗周推出了他學術思想的第二個、也是頗有爭議的宗旨，即“誠意”。

劉宗周的核心思想，只“慎獨”和“誠意”二詞，而在晚年，他則更為崇尚“誠意”，毫無疑問，這也是他晚年從理學轉向心學，篤信陽明學說的一個體現(xiàn)。

慎獨和誠意是《中庸》和《大學》里的兩個重要概念，也是儒家的重要修養(yǎng)方法。只不過劉宗周把它們放在了思想核心的位置，劉宗周看來，能慎獨于人后，就會誠意于人前，而能慎獨者為君子，不能慎獨者為小人。人前人后、獨與不獨是否能保持一致就關系到后面的誠與不誠，是人格真?zhèn)蔚姆炙畮X。

劉宗周不僅是宋明以來理學思想的總結者、實踐者，而且也是該學術的終結者。比如牟宗三，就給了劉宗周宋明理學“殿軍”的地位，并感慨道：蕺山絕食而死，此學亦隨而音歇響絕。

而梁啟超則視劉宗周的蕺山一派為“舊時代的結局”。不過，梁啟超指出，蕺山一派“特標‘證人’主義，以‘慎獨’為入手，對于龍溪（王畿）、近溪（羅汝芳）、心齋（王艮）諸人所述的王學，痛加針砭，總算是舍空談而趨實踐，把王學中談玄的成分減了好些”。

作為宋明理學的總結式人物，劉宗周力圖創(chuàng)造一種能夠包容心學和理學的學說，以取兩家之長，救兩家之弊。但他的學說從體系上看屬于心學，從其本人的氣象和行為方式看，又呈現(xiàn)出明顯的理學風格。這種不合，也宣告了劉宗周統(tǒng)一心學和理學努力的失敗。

劉宗周以‘慎獨’為入手，對泰州學派痛加針砭，舍空談而趨實踐，把王學中談玄的成分減了好些。但不得不說，劉宗周把養(yǎng)生之道當成了治病之方了。真正的陽明學，原本就是生活哲學、日用之道。儒家的思想如果只流于理論，而不像王陽明一樣應用于具體復雜的環(huán)境，就只能是空中樓閣。

相比泰州學派的博龍縛虎和黃宗羲的反清壯舉，劉宗周于國無一絲助力，最終也只能因“好名”而殉節(jié)，就有點“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的腐儒味道了。

王陽明心學的發(fā)源與影響

孔子開創(chuàng)儒家學說之后，儒家逐漸衍生了六派：李斯的小康派；孟子的大同派；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派；孟子的心性派；荀子的考證派；司馬遷的記篡派。儒學的本質不是通過設計制度來規(guī)范言行，而是通過四平八穩(wěn)地說教。而它的入世甚至不能像佛、道二家一樣提供一個出世的精神信仰。這種思想的性質就會導致一個尷尬的局面：儒學只能在大統(tǒng)一的和平時代才能施展力量。

儒學幾經(jīng)沉浮后在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抑武揚文”的決策下又開始一家獨大。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在發(fā)揚儒學上多少有些窮圖末路的匱乏。靠老天爺來約束人性，思想上過于單薄。由于大興科舉，文官過多，官僚機構冗余。而宋在軍事上為防止武將專權，實施“更戍法”導致兵將不相習，冗兵過多。神宗上位后，支持王安石推行變法，實施以法治國。儒家保守派群憤不止，于是王安石將他們從中央驅趕到洛陽。在無政事煩擾之下，儒家知識份子開始探研起天道和人性，程朱理學應運而生。

理學萌生于王安石變法，因為不觸摸政治決策，使得理學更偏于個人道德主義。對于個體素質和美德過于嚴苛的要求，促使理學完全悖離了人性之根本，做不到“知行合一”。到了明朝，理學成了治國之本，理學之外全是異端。當理學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對人性的扼殺不言而喻。據(jù)說程頤本人一生都不茍言笑。他主張人生應該嚴肅并且要絕對嚴肅。

陳白沙便是一個對理學的心存疑惑的人。他在對比了理學的抑制人性和陸九淵的主觀感悟后， 選擇研究陸九淵的心學，奠定了他在明代心學第一人的地位。而王陽明的心學，則是在陸九淵的基礎上精進升華，他解決了程朱理學中“格物”的問題。

王陽明被放逐到龍場是他創(chuàng)立心學的契機，如果說在之前他只是對理學有核心有所質疑，龍場荒僻堅苦的生活讓他的思想于混沌中萌發(fā)雛形：人的力量永遠來自心靈，當你的心靈產(chǎn)生力量后，外界的環(huán)境看上去也沒想象中險惡了。他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是一個圣人處在我這樣的環(huán)境，他如何做？

朱熹的“格物自知”和“圣人處此該如何”在他的腦海中天人交戰(zhàn)，終于有一天，像是一道閃電破空而出，這些問題的答案清晰呈現(xiàn)，“圣人之道，吾性自足”！遵循內心的良知，便能達到寧靜于內、無敵于外的精神境界。王陽明的心學自此橫空出世，這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

致良知，知行合一是王陽明心學文化的核心。在道德的指引下所產(chǎn)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guī)范要求的行為是良知的完全成，一個完美的閉環(huán)，淺白卻深刻地解決了“格物自知”到底“格”到了什么又“知”到了什么。作為一個“立德、立功、立言”的天縱奇才，他功名赫赫。王陽明的心學影響了很多名人，蔣介石就十分推崇王陽明哲學的“立誠”和“知行合一”觀點。

每一個偉大的學說思想，都會被傳承被分裂，陽明學派后來被分為七派，此外不一一展開贅述。王學弟子的四處游講和傳播，為王陽明心學的流傳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雖然各個學派的發(fā)展利弊皆有之，但王陽明心學思想的流傳，無疑影響了后世。他對自己心學的梳理概括為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做為一個普通人，去閱讀王陽明的學說，修正德行修養(yǎng)的同時，那些參悟不透的地方，反而更能體會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宏觀而浩博的樂趣。

End.

參考文獻：吳震《泰州學派研究》；錢明《浙中王學研究》、何俊、尹曉寧《劉宗周與蕺山學派》；度陰山《知行合一王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