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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家文化的社會。家族是同一血緣的若干家庭的組合體，在古代的中國，家族教育是每一個人除了家庭教育之外的最直接、最基層的不可替代和不可逾越的社會教育，它是啟蒙教育、技能教育、學術傳承的重要載體，其主要特點如下： 一、家族教育是家天下的產物 在原始社會階段，勞動技能是在原始部落中傳承的，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家族，所以，在沒有學校之前就產生了家族教育，它是人們進行教育的原生狀態(tài)。中國人的思維重承襲，漢字由象形文字發(fā)展成方塊字，社會組織也由原始部落發(fā)展到血親家族，中國人把家的組織形式擴展成國家，建立了家天下。 在中國，國家誕生初期的結構形態(tài)是宗法分封制，當時的教育制度稱“學在官府”。“學在官府”的教育對象是貴族，就是在宗族內培養(yǎng)仕宦的本領，這個本領只有貴族才有資格得到。“庶人工商以下者”的職責是“以供其上”，[1]他們沒有做官的資格，只能“各守其業(yè)”[2]，為貴族服務。“各守其業(yè)”之“業(yè)”就是技能，這些技能只有靠在家庭或家族中進行的言傳身教來完成，所以也是一種家族教育。因此從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教育來看，其源頭還是家族教育。 在宗法分封制下，每個人的政治命運是生而確定的，一些下層貴族在經濟勢力強大后，不安于個人的政治命運。于是，就出現(xiàn)了諸侯混戰(zhàn)，史稱春秋戰(zhàn)國時期。混戰(zhàn)中的勝利者雖看到了宗法分封制的弊端，但無法脫離“家天下”的思維方式。當時的思想家仍舊圍繞著“家天下”的邏輯來完善統(tǒng)治方略，從而形成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國理論。在這個理論中，國被看成是家的擴大，將治國與治家的道理看成是一致的，認為要維系國的團結和長治久安，就必須強化家族倫理道德。縱的方面，孝敬父母與忠于皇帝是統(tǒng)一的，橫的關系，則是將家族中兄弟之間的友愛關系推向社會之中，去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這個理論中，修身是根本，齊家是治國的前提和基礎，家族教育就成了治國的保障，家族教育因此也成為中國封建時代教育的重要形式。所以，孟德斯鳩在研究了中國社會后說：中國的社會是“以治家的思想為基礎的” [3]，孟德斯鳩的結論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 二、家族力求普及蒙學，具有“義務”教育的性質 從教育的運行空間來看，家族教育屬于社會教育的范疇，是學校教育的重要補充；從教育的承辦者來看，家族教育屬于私學的范疇。古代的私學按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又可分為蒙學教育和專門教育，其中蒙學教育幾乎全部隸屬于家族教育，并向家族中所有人開放。雖然專門教育的承辦者有的是私人，有的是家族，但不管承辦者為何人，專門教育對學生都有一定的要求，因此是面向少數人舉辦的，不具有蒙學教育的開放性和普及性。 家族所辦的學校有“塾學”、“族塾”、“義學”、“書館”等稱呼，俗稱私塾。根據《禮記·學記》中“家有塾”的記載，可推斷早在戰(zhàn)國時期就有了塾學，鼎盛時期是在隋唐及其以后的“科舉”時代，廢除“科舉”后逐步走向衰微。塾學有兩級，一級是滿足家族子弟讀書識字需要的普及教育，以蒙學教育為主體；另一級是為了滿足家族子弟應試科舉的需要，即以入仕為目的的教育。如江西德安陳氏家族在住宅之西設立了一書屋，“訓教蒙童”，“至十五歲出學”。又在東佳莊設立了一個學堂，對賦性聰明者，令其修習，以備將來參加科舉考試。在他的《家規(guī)》中說：“重讀書，榮耀祖宗，顯揚父母，全在讀書。若家有讀書之人，則禮有人講究，綱紀有人扶持，忠孝節(jié)義從此而生；公卿將相由此而出；讀書二字關系如此。”[4]福州云程林氏家族的《家范》中也規(guī)定，凡是本族的子孫，十五歲以下，必須讀書，對他們講說經書中的道理，使他們略知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弟等做人的道理，十五歲以上，必須研讀經書，如果到了二十歲，還沒有精通一經，學業(yè)無成，就讓他“習理家事，練達世故，治農理財，專務一業(yè)”。[5] 為家族教育投資的人成為塾學的學東。校舍或用學東家的閑房，或將廟宇、祠堂當作族塾的校舍。官宦人家或村里的財主們自己聘請的塾師，自己支費用；村莊興辦的族塾，塾師費用大家分擔。自北宋范仲淹置辦義田以后，購置族田的風氣盛行起來。族田的收入除了祭祀祖先、賑濟貧困以外，主要用在三個方面，一是用以興辦義學族塾，供族中兒童上學；二是補貼族中學子的學費；三是對應舉赴考中的子弟給以資助。對于主要用于教育的族田，又稱學田或義田。有的大家族學田確實比較多，據《中國族產制度考》一書的統(tǒng)計，明清時期，義田規(guī)模在80畝以上的家族共有33家，全部分布在中國的長江以南地區(qū)，尤以江蘇最盛，達20家，義田最多者近6000畝。[6] 塾學里選用的蒙學教材各個朝代也不盡相同，兩漢及其之前主要是識字書和《論語》、《孝經》等倫理教育書，南北朝以后逐漸增加了《千字文》等綜合知識教材，北宋以后由增加了《三字經》、《百家姓》和“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另外在塾學中還多多少少的教些應用文的寫作。 三、家族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教育是傳承的重要手段 中國歷代出現(xiàn)了一批批富有家學的學問家，西漢時期的濟南人伏勝把《尚書》作為他的家傳，從西漢初年一直傳到東漢末年，在傳承過程中，代代有他的后人，他和他的后人也收徒傳授，其學生也傳給自己的兒孫，從而形成了伏氏、歐陽氏、曹氏、桓氏、夏侯氏、孔氏之學，這些都是家族之學。正因為其家學深厚，所以伏氏家族在兩漢時期地位很高，輩輩有高官，代代受尊崇，直到東漢末年皇帝還娶伏氏女為皇后。像這樣文化世家在中國比比皆是，目前各個地方為了弘楊本地的文化精神，所挖掘的文化世家及其精神，就是這些文化世家。 我們以江蘇儀征縣為例來看文化傳承，近、現(xiàn)代的一百多年中，儀征形成了一個個滋生演衍的文化世家，主要有劉氏、陳氏、張氏、金氏、畢氏、柳氏、李氏、洪氏、吳氏、崔氏十家。如劉氏以經學傳家，劉文淇在舅舅凌曙飽讀經書，在他的培養(yǎng)下使其精通經史，青年時即立志從事《左傳》的疏證工作，一生中有多種著述問世。其子毓崧、孫壽曾均為學者，他們繼承父、祖未竟事業(yè)，繼續(xù)把疏證《左傳》的浩大工程推向前進。這就是學界稱譽的劉氏“三世一經”。其實，這個學術之家并沒有三世而已，第四代中又出了個劉師培。這位馳名遐邇的國學大師，雖然只活了三十六歲，卻有著述七十四種。陳氏世稱“父子傳臚”，稍后于劉氏而聞名。陳嘉樹、陳彝父子，先后在科舉中金榜題名，彝子重慶、孫含光均以詩書名世，含光子康為留學德國的哲學博士，有專著多部。張安保、張丙炎父子均以書畫名重一時，張氏父子因德高望重，還相繼被推舉主持地方志編纂，分別擔任儀征縣志總纂、總校。柳紹宗被稱為“儀征讀書種子”，他的三個兒子大綱、大雄、大綽均為中國出名的科學家，大的、綱是我國鹽湖化學的奠基人。儀征吳氏兄弟四人，被譽為吳氏四杰，其中吳征鑒是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征鎧、吳征鎰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三兄弟曾聯(lián)袂參加七十年代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長兄吳白匋在戲劇界頗負盛名。儀征崔氏父子名滿揚劇界，崔少華為創(chuàng)立、發(fā)展揚劇作出重大貢獻，子東升、鴻聲、南笙同為揚劇名演員，東升還創(chuàng)作劇本多部，有“戲簍子”的美稱。由儀征的文化世家看出，一個家族中幾代數人幾乎在同一行業(yè)中展現(xiàn)光彩，這就是傳承，而傳承的手段主要靠家族的熏陶、言傳身教以及各種教育手段。 田作明先生曾主編了《中國文化世家》一書，按照文化地理的分類書寫了11個地域的文化世家。他說：“家族、家庭作為文化的載體之一，為文化的傳承提供了一條有效途徑。人們習稱的經學世家、中醫(yī)世家、梨園世家，主要強調的就是這種文化的傳承：世家的家學及其淵源。”又說：“在相當意義上講，家學是國學的基礎，沒有了家學，就無所謂國學可言，也可以這樣說：如果國學是延續(xù)長時段的完整的生命體，那么家學就是一個個生機勃勃、新陳代謝的細胞。家學的興盛，是文化世家生生不息、中華文化連綿不斷的重要原因特征。世家文化，造就了一個個輝煌燦爛的文化世家。” 四、箕裘相繼，家族成為技能傳承和創(chuàng)新的重要場所 中國古代鄙視技能和技藝，將冶鐵、制陶瓷、紡織、烹飪與戲劇、雜技等都視為下等人求生的技能。認為莊稼活，不用學，農作不是學問。所以這些具有較強操作性的技藝、技能幾乎沒有可能進入學校的教學內容。于是，這些技藝、技能的傳承采取了兩種形式：一是完全的父子、祖孫相襲的家族傳承，二是師徒相傳。在中國古代家天下的環(huán)境中，人們又把師徒關系稱為父子關系，師徒如父子，按照跟隨老師學徒的先后順序又在徒弟中劃分了師祖、師叔、師兄、師弟等層次，所以從“泛家族”的角度來看，拜師學藝、收徒傳藝也屬于家族教育的范疇。 中國古代在技藝技能傳承方面是提倡家族傳承的，《禮記·學記篇》就曾對此有過這樣的表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萁”。意思是說：冶煉世家的子弟，見父兄冶鐵使之成器，便學著能夠將獸皮片片連綴起來成為皮衣；做弓世家的子弟，見父兄彎角成弓，便學著把柳條編成簸箕。因此，在中國出現(xiàn)了一個反映父子相承的成語，即“箕裘相繼”，這段話也反映了中國技能傳承非常講究舉一反三和創(chuàng)新性，同時也在傳承方面出現(xiàn)了“青出于藍”這個成語。《管子·小匡》篇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說工匠們居住在一起，相互討論用材和制作工藝，“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學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為工”。正是這種“工之子常為工”的承繼關系，造就了一大批工藝傳承之家。如漢代的樓護，齊國人，《漢書·游俠傳》說：“父世醫(yī)也”，是一個醫(yī)學世家。《魏書》第91卷記載江式的六世祖江瓊，“善蟲篆、訓詁，子孫世傳家業(yè)”。西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是古代最著名的書法家，而其王羲之之子、王獻之之兄也工草書和隸書。 不僅漢魏時期如此，一直到清代，此風仍不移。《清史稿》506卷曾記載，張漣善畫，“以其術游江南數十年，大家名園，多出其手”，而其“四子皆衣食其業(yè)”；徐壽善機械制造，曾用木造輪船，在槍炮彈藥制作方面也多有發(fā)明，對物理化學和法律也多頗有研究，其兩個兒子建寅、華封皆“世其學”，徐建寅后來為洋務派領袖張之洞監(jiān)造彈藥，徐華封也就由制造業(yè)為生；梅文鼎是清代著名的天文學家、算學家，孩童時就與父親和塾學的老師“仰觀星象”，其子以燕、孫谷成，谷成子梅鈁以及他的兩個弟弟在算學與天文學方面有著述。 正因為出現(xiàn)了一批批的技藝技能之家，所以，家族中一些有心的學人便將這些工藝整理成書，流傳后世。這樣的書籍在古代中國可以說是汗牛充棟，被中國的史學界公認《隋書·經籍志》是對隋代以前的典籍統(tǒng)計最全，該書列《藝文志》四卷，列農業(yè)和農學著作19部，天文學著作97部，歷法和算學著作100部，醫(yī)學著作256部；《清史稿》是中國古代最后的一部史書，也在《藝文志》中列農業(yè)和農學著作44部，天文學著作90部，醫(yī)學著作208部，歷法和算學著作114部，書畫著作120部，篆刻著作19部，音樂著作15部，雜技著作4部。清代的集大成的古代典籍叢書——《四庫全書》中記載技藝的書籍就更多了。 五、環(huán)境熏陶，充分發(fā)揮家族教育的優(yōu)勢 羅蘭說：“環(huán)境給一個人的影響，除有形的模仿以外，更重要的是無形的塑造”。中國家族教育的熏陶作用，最閃光的地方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個是兒歌式的啟蒙教材，二是良好家風的熏陶，三是家訓的規(guī)范作用。 中國啟蒙教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特別得益于《三字經》和《朱子家訓》兩部啟蒙教材。《三字經》全書僅千字，先講教育和學習的重要性，接著講禮儀規(guī)范，然后分別介紹名物常識、讀書次序、歷史知識，最后又講勤勉好學的成功先例。《朱子家訓》只有百余字，通篇以對偶句一氣呵成，言及衛(wèi)生、安全、飲食、房田、婚嫁、讀書、教育、為官、交友等事理和勤儉、誠信、自省、向善、敬祖等品德。這兩部教材文字精練、內容豐富、富有故事性，使幼童讀之自然而然的受到做人、做事的教育。兩篇啟蒙教材皆通俗易懂，便于背誦，有些語句，已經成為人們多年傳誦的格言，因而家喻戶曉，廣為流傳。《三字經》開篇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朱字家訓》開篇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院，要內外整潔。既昏既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辦絲半縷，恒思物力維艱。”兩文一開篇就富有振聾發(fā)聵、開目識天的氣魄，兩部教材，由于簡短又壓韻的特點，幾乎每一個不識字的家庭婦女也能夠背誦，這個特點也就決定了它的普及性，這就是啟蒙教材具有的真正效力。 良好家風的熏陶是中國古來的傳統(tǒng)，《老子》說：“不言之教益，天下希及之。”家風是家庭生活習慣、志趣、愛好、道德品行的總和，是由家長的形象、追求、喜好、品質、道德、宗教等構成的。家風通過日常生活影響孩子的心靈，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種無言的教育，無字的典籍，也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經常的教育，對孩子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孩子身上體現(xiàn)出的世界觀、人生觀、道德素養(yǎng)、生活習慣等都打上家風的烙印。 為了光宗耀祖，抬高家世的名聲，中國人歷來重視作為家世靈魂的家風的培養(yǎng)，從古至今出現(xiàn)了一大批家風良好的大家族，而且許多家族特別注意適應社會，因此造就了各自家族的家風特色。如兩漢時期的石奮家族則以孝謹傳家。宋代四川眉山縣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之列，就形成了不作科舉時文，但求貫通經史、文以致用的家風。明清時期山東的桓臺縣的王漁樣家族，不執(zhí)著于科舉的“應試教育”，支持子弟涉獵詩文金石的做法。安徽西遞的胡氏家族自宋代到清朝中葉歷30余世，非常重視文化教育，在它的宗族的祠堂和家族子弟的民居中，到處都有勸學楹聯(lián)，如“傳家無別法非耕即讀，裕后有良圖惟儉與勤”“讀書經世文章，孝悌傳家根本”等等，所建族學 “萬印軒”，從1849年到1869年的20年中，該家族就出了16個有官階的官員。 近代曾國藩把家訓、家風與家運聯(lián)結在一起，認為家運取決于家中氣象，即生氣和斂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7]在子女教育方面，他堅持“愛之以德不姑息”的原則，主張“為人與為學并進”[8]，他特別強調戒驕奢、倡勤儉、主敬恕、不忘本。他說：“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逸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9]在曾國藩家風的熏陶和家訓的規(guī)范下，其長子曾紀澤成長為晚清外交學家，次子曾紀鴻精通數學，孫輩、曾孫輩中產生了一些人是詩人、教育家、學者。 古代家訓主要指家長對家人族人、父祖對子孫的教誨訓示，也有夫妻間的囑告，兄弟間的勸諭誡勉。內容涉及的面比較廣，主要涉及到修身、勉學、治家、處世、治生五個方面。一般把《尚書》中周公對周成王的訓誡之辭作為家訓的濫觴，至南朝蕭梁王朝時，產生了貴族的第一部系統(tǒng)的家訓名作——《顏氏家訓》。到了唐太宗時，他親自寫了《帝范》一書，從君主人格修養(yǎng)、用人方略、到政體、治國方針、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介紹了經驗；宋代以后，家訓更通俗化，出現(xiàn)了像《朱子家訓》這樣的富有歌訣特色的家訓，使家訓由貴族之家普及到百姓之家。 家訓制定出來后，如同家法，在家族中認真學習、嚴格執(zhí)行。明代陳繼儒將他的家訓之作《安得長者言》的導言題在屏風上，要求子孫們躬耕之余有閱讀。還有的地方采用了“家族民主生活會”形式來推廣，比如《龐氏家訓》規(guī)定，每月初十、二十五兩天召開家族會議，合家老小都參加，會上，各人根據個人見聞，對好者表揚，違背家訓者批評，有的將這些議論的內容記錄下來，叫“功過格”，以備下次檢查。嚴肅的家訓，良好的家風，不僅使一批文化世家昌盛不衰，也是中國一大批老字號得以昌盛的根本。中國商幫最出名的晉商家族的家規(guī)、家風中幾乎都有六條，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仆，三不準嫖娼，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晉商家族在這六條規(guī)定嚴格要求下，經數百年的艱苦創(chuàng)業(yè)，終于形成了名震天下的商業(yè)巨族。 六、長善救失，兼具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功能與特點 人的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的形成過程是與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密不可分的，學生接觸的第一教育人和教育空間是父母和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個人愛好、社會地位和家庭氛圍、夫妻關系及父母的親友等對子女的成長均產生深刻的影響。雖然家長都望子成龍，但良好的愿望往往被溺愛的心態(tài)和客觀的環(huán)境沖垮，所以只靠家長難以教育出出類拔萃的孩子。而中國的家族教育則是把孩子放到大家族或家族聯(lián)合辦的學校中去培養(yǎng)，老師是家族挑選的，而且可以根據大家的要求不斷更換，這就擺脫開了家庭教育中的某些不利因素。 初入塾學，首先背書，然后開講。背書就是閱讀教學，每一個都起到識字的作用，這比單純的毫無聯(lián)系一個一個的去識字要快的多，記得牢。聰明的孩子還可以在熟讀的過程中去揣摩其意，便于提高學生的悟性。塾學采用 “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即允許學生根據自己的才能，確定教學進度上，因教學進度的不統(tǒng)一，采用個別授課的形式。因此一起上學的學生，在一個學期里，就可能拉開很大的差距。講完了“四書”再講“五經”。 因“五經” 不容易講與學，就提出了 “切、磋、琢、磨”的教學方法，即是老師、學生進行互相研究、探討。所以塾學所用的背書、因材施教和師生的互相切磋為當時的官學和今天的學校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意義。 盡管中國歷史上曾涌現(xiàn)出眾多不同的教育思想，但大都以做人作為教育的主旨，重視理想人格的設計。尤其是孔子提出的“君子”和“大丈夫”，成為長期以來絕大多數家族成員共同向往教育目的，對以后的家族教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漢代鄭玄教子淡于名利，自立自強誡子孫“顯著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三國志氣諸葛亮告捷子孫：“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千古傳誦，在他的長期熏陶下，他的四個兒子皆尚氣節(jié)，頗具乃父風范。清代的鄭板橋說的更為明了：“讀書中舉中進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個好人。” 做個好人既是每一個家庭的愿望，也是每一個家族學校所追求的目標，還與國家的要求一致。 考察歷史發(fā)展過程，家族教育確實存在許多可以稱道的長處，但畢竟良莠不齊，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家族都有能力興辦私塾，我們只是選擇了其中的典型部分歸納起來論述其價值，分析其可以借鑒的意義，所以我們不能把它抬高到代替所有家族教育形式的地位。 參考文獻： [1]《左傳·襄公九年》 [2]《國語·周語》] [3][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 張雁深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4] 江西教育學院書院史研究室合編.江州陳氏東佳書堂研究（鉛印本）. [5] 侯官.《云程林氏家乘》卷11《家范》 [6] [日]清水盛光.中國族產制度考［M］.宋念慈譯.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6. [7]《曾國藩家書·致澄溫沅諸弟》 [8]《曾國藩家書·致四弟九弟諄囑瑞侄用功》 [9]《曾國藩家書·又十月廿四日與澄弟書》 注:2007年美國舉行了一個世界文化論壇,我寫好了文章，發(fā)給會議舉辦方，但會議開始的時候，我沒有時間去了，就委托我在美國高校的一個同學代我發(fā)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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