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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萬歷年間，由于朝廷連續對外用兵加之皇宮連連發生火災需要修繕導致國庫捉襟見肘，明神宗朱翊鈞為了積聚財富，派出礦監稅使，也就是負責監督開礦和征收商稅的欽差大員，他們來到民間飛揚跋扈，搜刮民脂民膏，誣陷正直的地方官吏，給本就勉強維持生計的老百姓帶來了災難，不客氣的說礦監稅使的“積極工作”喂飽了皇帝，坑苦了百姓，掏空了國庫，《明史》上說“明之亡，實亡于神宗”的倒也并非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礦監稅使的誕生礦監與稅使雖然并稱，但其實是兩個崗位。萬歷二十四年七月，明神宗以連年征戰，國庫開支巨大為借口，派出了第一批礦監。
自此以后，朝廷派人監督開礦事宜的舉措便一發不可收拾，范圍涵蓋大江南北，甚至發展到了只要有地就會派人去開采的狀態。 而稅使是明神宗繼礦監之后又一大“發明”，他們一般會去到“通都大邑”征收稅款，萬歷二十四年十月，明神宗派出了第一批稅使前往通州和天津。
值得一提的是礦監和稅使有的是專門派遣，所以同一個地方會有一個礦監與一個稅使，還有部分是兼攝，也就是礦監和稅使是同一批人。而且明神宗僅用三年時間就在全國各地派滿了礦監稅使，這效率比他們處理其他事情可是要高了許多。 多樣化的搜刮手段這些派出的礦監稅使在皇帝的支持下，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變著法的進行掠奪，其基本的特征就是赤裸裸的強制性搜刮。 礦監的搜刮手段 咱們先來說說這礦監，他們對于開礦事宜只負責監督，召集一群平日里游手好閑的人擔任礦夫，挑選當地的富民擔任礦頭，朝廷不向他們支付任何報酬。而開礦所得實行所謂的官民均分，但是也有少部分礦監實行官四民六的分配方法。客觀的說這種制度看上去還是比較合理的，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經常變了味。由于當時開采的很多礦洞屬于“貧礦”，開采技術又十分落后，導致礦監們的收益往往很少，于是這便催生了一種近乎于掠奪的辦法叫做“包礦”。礦監們會把自己期望得到的開礦收入，攤派到老百姓的賦稅中或直接從富家大族那里搜刮，只要礦監伸手一指說你家地下有礦，如果主人不繳納相應的財物，那么輕則自家房子被拆毀，重則被誣陷有盜礦行為，家族的男丁會遭到逮捕，女子會受到侮辱，而且手段殘酷之極。更有膽大妄為的礦監直接跑到地方官府用庫銀直接抵充開礦收入，地方官吏礙于他們欽差的身份根本無力阻攔，這是完完全全在以開礦的名義實行掠奪。 稅使的掠奪手段 相比無法無天的礦監，稅使的手段也是不遑多讓。他們會采取重疊征稅的方式來填滿自己的腰包，也就是對同一商品在運輸過程中進行多次征稅，有些商品一天甚至要交五六次稅，真是世所罕見。如果多次征稅還不能完成自己的業績指標，稅使們還會肆無忌憚的擴大征稅的對象和名錄，甚至連窮鄉僻壤都不放過。
此外，既然礦監能夠包礦，稅使也會有包稅。比如稅使來到宣府地區后，提高了稅收額度導致商販數量極具減少，因此收繳的稅金不如往年，于是稅使們便將這些收不上來的錢攤派到剩下的商戶中去，《明神宗實錄》的說法是導致大者破產，小者傾囊，每到徭役的時候就惹得人心惶惶，動蕩不安，成為一種不用加派名義的加派。 更有甚至盜竊古墓 有些礦監稅使覺得掊克老百姓的財物還不過癮，干脆勾結地痞流氓干起盜墓賊的勾當，萬歷二十七年十月，興國州有個叫漆有光的無賴舉報徐鼎等人盜竊唐朝宰相李林甫的正妻楊氏之墓，得到了黃金萬兩的獎勵，有人將這件事匯報給了明神宗，后者居然將這筆不法之財充公進了自己的私庫，但實際上此墓的墓主是南宋衛國公呂文德的夫人程氏，而奏疏所陳列的財物也只是實際掘墓所得的十分之一。仔細想向來，這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地方官與礦監稅使勢同水火由于礦監稅使仗著欽差大員的身份來到地方作威作福，甚至對“不聽話”的地方官吏肆意的誣陷與詆毀，引發他們的強烈不滿，而對于這種地方與中央的沖突，明神宗絲毫不以為然，認為不聽從中使話的，都是不能為朝廷盡忠的人，一如既往的袒護礦監稅使，導致許多抵制礦監稅使的地方官吏或遭到逮捕或告老還鄉，吏治腐敗，混亂不堪。萬歷二十八年，通州同知邵光庭，香河知縣焦元卿不肯以金錢賄賂礦監王虎，焦元卿甚至還帶著千余名老百姓拿著棍棒大聲抗議，以對抗王虎，結果不出意料的被穿了小鞋。
激起民變與兵變自明神宗派出礦監稅使后不久，這些欽差大員就激起了民變和兵變。太監陳奉在湖廣地區兼領礦監與稅使，雄霸一方，危害甚大。萬歷二十八年，大學士沈一貫曾經上疏明神宗，陳奉到湖廣辦差不過一年，民變就已經發生十起，湖廣政局已經岌岌可危，但皇帝依然聽之任之。湖廣民變的高潮發生于萬歷二十九年，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的湖廣僉事馮應京被明神宗下令逮捕，當身穿紅色軍服的緹騎押送馮應京經過武昌的時候，民眾們紛紛痛哭流涕，出城相送，而這個陳奉卻小人得志，到處張貼告示，趾高氣昂的大肆污蔑馮應京，于是民眾憤然而起，聚眾數萬人，圍住了陳奉的衙門，拿下了陳奉的16名爪牙投入江中并且還打傷了錦衣衛下屬的緹騎，而陳奉自己則逃入了楚王府。馮應京見這事情再發展下去就沒法收場了，于是向老百姓曉之以封建綱常，動之以人情世故，才安撫了民心，解散了部分起事的民眾。但陳奉卻不肯善罷甘休，秘密派遣了300士兵，追殺民眾，射殺數人，傷者不計其數。湖廣只是民變的典型案例，除此以外臨清有反對太監馬堂的民變、江西有反對太監潘相的民變、蘇州有反對太監劉成的民變、云南有反對太監楊榮的兵變、遼東有反對太監高淮的兵變，總之全國各地都燃起了反對封建壓迫的星星之火。 礦監稅使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產生的惡劣影響礦監稅使們瘋狂的掠奪行為對明朝的國民經濟與工商業發展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更嚴重的是由于統治者們屢屢激起民變與兵變，導致國家的政治根基產生了動搖。朝廷在老百姓心目中失去了公信力變成了嗜血的猛獸，曾經盛極一時的大明王朝已經是江河日下，處于風雨飄渺之中。 吃飽了萬歷皇帝 皇帝開始橫征暴斂一般來說是為了充盈國庫，用于對外戰爭、大興土木或是割地賠款，明神宗卻非常奇葩，他從老百姓處搜刮的財物不但沒有改變國庫捉襟見肘的現狀，反而使得危機愈加嚴重，那么問題來了，錢都到哪去了？答案是進入了他的私庫。各地礦監稅使所進獻的財物名目繁多，價值連城。除了上繳的礦金礦銀，遺稅罰贖之外，礦監稅使們又借買辦孝敬的名義上貢的名馬貂皮，金玉珍玩，具體數額我們現在已經無從知曉，但肯定是超乎想象的。 浪費了社會財富 由于這些礦監稅使個個都是欽差大員，手底下少不了有一批鷹犬爪牙，這樣國庫就不得不拿出一定數量的預算來支付這些人的薪酬，這在很大程度上浪費了本就不寬裕的社會財富。大學士沈一貫曾經說一個中使（指礦監稅使）隨從就有百人，分遣官最少十人，這十個人又需要配隨從百人，就有一千人，此千人每家又以十口為率，就要一萬人。而朝廷對這一萬人日給千金，一年需要四十余萬金，可見數目之龐大。 國庫日益虧空，積重難返 礦監稅收們的掠奪給國庫造成了災難性的傷害。明朝晚期，官府對老百姓的賦稅本來就比較繁重，而礦監稅使的橫征暴斂將他們血汗錢徹底榨干，百姓們便無力承擔官府規定征收的賦稅，從而嚴重影響到國庫的收入。更讓人義憤填膺的是，很多地方官屈服于礦監稅使的淫威，為了幫助這些“強盜”完成任務，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不惜將官府庫銀全數奉上以抵充礦監稅使所期望的利益。 商業和手工業受到重創 此外，在各階層中受礦監稅使們荼毒最大的就是商業和手工業者了，苛捐雜稅加速了社會各階層的貧困化，普通老百姓失去了本該擁有的購買力，導致經濟環境越來越不景氣，大小商賈與手工作坊的經營者紛紛破產逃亡。這在原先富庶的蘇州表現的尤為明顯。蘇州的右僉都御史曹時聘曾上疏說：“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則織工散者又數千人”，可見當時那慘狀。而這對于商業不怎么發達的小城市來說，更是將原本就薄弱的商業根基徹底摧毀。 結語眾所周知，流民四起和國庫空虛是明朝滅亡的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而這兩個因素的背后都離不開礦監稅使的推波助瀾。盡管在萬歷皇帝登基的前十年，張居正的變法曾經力挽狂瀾，短暫中興了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但明神宗朱翊鈞從本質上說并不是一位憂國憂民，造福百姓，強國強軍的有為之君，他的橫征暴斂讓老百姓饑寒交迫，眾多商賈破產逃亡，從而激發民變與兵變，為平定叛亂朝廷只能增加稅收，而這么做又讓越來越多的老百姓變成流寇，所以很多史學家都說明末的流寇是越剿越多，國家是越打越窮。在我看來，統治者們已經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死胡同，此時的大明王朝就像一位癌癥末期的病人一樣讓人絲毫看不到生命的活力，封建制度早已腐朽得無可救藥，等待他們的也只能是王朝覆滅的結局。 參考資料： 《明史》 《明神宗實錄》 《國榷》 《明通鑒》 文：蘭臺令君 圖：來源網絡，侵權必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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