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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當為社會上不可少之人，各業皆有，再選擇專精。”這是京城四大名醫施今墨對兒子施小墨的勉勵。 作為一代名醫，施今墨對孩子只有一個要求：“做社會上不可少之人”。 醫生這個職業當屬不可少之范圍，家傳的中醫醫術讓施小墨在當今社會中醫圈里頗具影響力。 京城四大名醫 在上世紀初，施今墨這個名字已經聞名遐邇，與蕭龍友、孔伯華、汪逢春三人并稱為京城四大名醫。 四人是民國時期至建國初年的北京著名醫家，他們無論在中醫的學術理論方面，還是臨床實踐、中醫教育教學方面，都為中醫事業的振興起到了巨大的貢獻作用，其影響延及后世。 在臨床實踐中，四人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 孔伯華先生善用石膏，他從燥、渴、喘、嘔四處著眼，“諸石膏之療能，其體重能瀉胃火，其氣輕能解表肌（解表清熱），生津液，除煩渴。”民間因他善用石膏，稱他為“石膏孔”；汪逢春先生擅長治療時令病及胃腸系統的疾病，對于溫病研究甚深；蕭龍友先生則側重于溫補；施今墨在用藥上別具一格，善用“對藥”，在中西醫結合的開創上非常有特色。 四大名醫的鮮明特色使得四人的中醫醫術、中醫理論自成一家，四人不僅醫術精湛，醫德更為后人所推崇。 當時社會上一些人呼吁廢止中醫，四大名醫為取消“廢止中醫案”振臂高呼、奔走請愿，從主張中西醫結合到興辦中醫教育事業，無一不與那一時期的社會歷史文化發展緊密相連。 身處變革時代，為弘揚祖國的傳統醫學，四大名醫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順應歷史的潮流，興教育、重傳承，在發展中創新變革。 孔伯華與蕭龍友合力創辦了北平國醫學院，施今墨先生創辦了華北國醫學院，汪逢春也曾創辦過國藥會館講習班。 四大名醫在教育教學上的貢獻，為后世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中醫人才，對整個中醫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這也是四大名醫能夠各自形成一個派系的重要原因，只有學術被人繼承，才有發展的空間。 學派的傳承可見一斑。  施氏父子 在施小墨眼里，父親施今墨最具特色的就是中西醫結合，“用西醫的名稱來判定病名，再用中醫的方法辨證施治。” 傳統醫學同現代醫學相結合，是施氏學派形成的基礎。 施小墨講述了其父施今墨先生對傳統醫學同現代醫學相結合的看法： “父親說，無論是中國的傳統醫學還是現代的西方醫學，都好比是磚瓦和木料，這些都只是建造房屋的材料，如果現在這所房子不合適了，那么我們可以打破它，用同樣的磚瓦木料去建造一個適合老百姓的房屋，結構雖然不一樣了，但實際上東西還是那些東西，本質上沒有變化。” 施今墨以開放的態度接納西醫，并將西醫運用到臨床和教學當中。 在臨床上，采用“西醫辨病，中醫辨證”的方式，此法到現在施小墨仍在堅持。 施小墨說，這樣做有其明顯的好處，我們利用西醫現代的檢驗方法，來斷定患者所患疾病，再采用傳統的中醫辨證的方法為病人治病。 因為檢驗報告能很直觀地反應病人的身體狀況，中醫辨證就可以更有針對性地開藥方。 “西醫辨病、中醫辨證”正是充分結合了西醫診斷標準規范的優勢，與中醫辨證施治的長處，從而形成了施氏學派的特色。  在教育教學方面，施今墨成立華北中醫學院。 學院的教學也是采用中西醫相結合的方式，七分中醫、三分西醫。 施小墨將父親的辦學方針總結為：“用科學的方法整理中醫”。 出于對于父親的敬仰，施小墨也走上了醫學的道路。 “我本身非常愛好藝術，由于從小就看著父親行醫救人，漸漸覺得醫生這個職業很高尚，也就喜歡上這個行業了。” 當施小墨準備投身到醫學事業的時候，自己主觀意識里的首選無疑應該是中醫。 然而，讓他感到意外的是，父親施今墨卻建議他選擇西醫。 “父親為我分析了其中的道理：單學中醫一門，那就是一條腿走路，我希望你能用兩條腿走路，你去學習西醫，中醫方面我可以家傳給你。” 聽從父親的建議，施小墨選擇了西醫，考入首都醫科大學研讀西醫理論。  現在看來，“我覺得父親他很有預見性，現在的病人多數都拿著從各大醫院做的檢查來找我看病，我運用自己所學的西醫知識完全能運用得上，再加上父親教授給我的中醫來辨病，事半功倍。” 在施小墨開始正式學習醫學之后，施今墨特意為他寫了一張條幅：“古語云，未有不勞而獲者。我謂，未有勞而不獲者。其有不勞而獲者，非正獲也。其有勞而不獲者，勞非所勞是徒勞也。” 這是在告知施小墨關于治學的方法問題，施小墨說：“父親給我指明了前進路上的大方向，但具體的摸索還需要靠個人的努力。” 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施小墨有一個很深的感觸：“這么長時間的臨床實踐，我發現父親他老人家的方式方法療效非常明顯。” 在父親學術思想的影響下，施小墨開始著重研究腫瘤患者的治療方法和手段。 他說：“這些病人又急又重，希望依靠我的醫術能幫助他們減輕痛苦、延長生命，這也是每一個做醫生的心愿。”  傳承中的發展 一個學派的形成，不僅需要一兩位名滿天下的代表人物，更需要一個整體的傳承。 以施今墨一派為例，傳承在學派形成的過程中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談起父親施今墨的醫學理論，施小墨回憶道：“父親一直忙于出診、忙于教育，沒有時間去整理自己的醫案、理論、學術思想。” 1935年出版的《祝選施今墨醫案》是施今墨的女婿祝諶予花費時間精力去整理的。 也正是在這本《祝選施今墨醫案》中，首次提出了“西醫辨病、中醫辨證”的理論，這是對施今墨行醫風格的典型總結。 在此之后，關于施今墨醫學理論的許多著作也相繼出版。 但無一例外的，都是由施氏一派的傳人所著。 如呂景山就編寫了《施今墨醫案解讀》、《施今墨對藥》等書。 施小墨說：“我們作為這一脈的傳人，是有責任、有義務去將父親的學術思想傳播出去，讓其醫術、醫學理論得到更好的傳承。” 學派的繼承人使得學派得以延續，但簡單的延續不是學派長期生存的依托，在延續中發展學派才是一個學派應有的態度。  施小墨說：“在當今社會，與時俱進地發展才是施氏學派依然立足于社會的原因。” 比如一個腎結石的患者，他沒有任何不適的反應，中醫號脈之后也認為他很健康，但是西醫檢查結果卻顯示尿液里紅細胞超標，這就是沒有痊愈的表現。 這時我們就不能固守傳統方法來斷定患者已經痊愈，畢竟時代不一樣了，我們需要將中醫的原則靈活處理現在的疾病，堅持“西醫辨病、中醫辨證”的方法。 施今墨善用“對藥”，施小墨表示自己現在也常常會用對藥。 但由于現代的看病方式較過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開藥方都用電腦打印，所以對藥的形式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兩個一組的形式，但實際內容沒有改變。 施小墨認為，這就是一種適應時代發展的學術改變，但本質沒有改變。 說起施氏學派，施小墨謙虛地說：“我認為我們算不上一大學派，我們就是在堅持著父親的中西醫結合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繼續創新和發展。許多人認為中西醫結合是不倫不類的體系，畢竟中醫和西醫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理論體系。但是我們還是堅持‘西醫辨病、中醫辨證’的方式，這是對患者負責，而且這么多年的實踐證明這個方法非常有效。” 現在，除了平時出診以外，施小墨多數時間都在家里研究父親施今墨先生的醫學理論，希望通過他的研究、整理，在不久的將來成書出版，讓施氏學派在傳承中繼續發揚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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