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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統一的王朝，在思想上都會形成高度統一。秦朝建立后，“法治”思想占主流地位，為了維護加強思想專制，實行了“焚書坑儒”，儒學極大受損。而漢初，則實行“黃老之學”，但后來又實行董仲舒的“新儒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式把儒學列為正統思想，對國家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一、從“無為”到“有為”漢初，經濟凋零，社會動亂，百廢待興，統治者急需恢復發展經濟，安定人心。這時，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輕徭薄賦、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之學”受到了當時統治者的重視。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生息，漢朝的經濟逐漸恢復發展，百姓生活安定，政治穩定，文化繁榮。但是，繁華的表面也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內有諸侯，外有匈奴。 孔子 西漢建立后，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實行了郡國并行制，這就導致了在休養生息的過程中諸侯國的勢力也逐漸膨脹，土地兼并嚴重，逐漸形成了割據勢力。《漢書》有云：“?乃令民得賣子，……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同一顏色的四匹馬)，而將相或乘牛車。”諸侯并起，經濟殘破，百廢待興。 而外部的匈奴也是虎視眈眈，即使是和親，也是經常性騷擾，時刻威脅著西漢的穩定。 后來的“文景之治”給漢武帝留下了讓他盡情發揮的舞臺。“文景之治”解決了“王國問題”，穩定了國內的政治秩序，為后來漢武帝討伐匈奴奠定了豐富的物質基礎。 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滿足加強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需要、適應統一形式的進一步發展、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顯然不能滿足漢武帝的需要。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理念和君臣倫理顯然與漢武帝所面臨的形勢相適應。 但是，又為什么偏偏挑上儒學呢？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僅適合建國初期的休養生息，恢復發展；法家的“嚴刑峻法”則適合戰亂時期，例如春秋戰國這種社會混亂時期，秦朝奉行法治，才得以贏天下；而相較前兩個而言，儒家思想的“仁義禮”則適合國家政治穩定時期，即已經過了恢復發展時期的邁入正軌時期。這就很符合漢武帝繼位以后的時期，開始國家的發展階段。 董仲舒 二、新儒學的問世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漢武帝繼位后，“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國家經濟上是強盛了，但是政治上卻出現了一些問題。 漢武帝召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吏來商討自己的治國大略。董仲舒“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議，適應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被漢武帝聽從并在全國實行。 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指出，不在六經之內的各家學術，都應該被罷黜。 并且，董仲舒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君權神授”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來維護君主專制。君主的權利是上天賦予，作為臣民必須要聽從，否則就是違背上天的意愿，這就更加完善了“天子”的概念。而所謂的“天人合一”則是儒家講究“道德”的一種形式，這同樣告訴君主，不能失德，其實不單單是針對君主，也對普通人有了一定的規范。 又提出了“三綱五常”,來規范社會行為。“三綱”就是所謂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五常”，就是儒家道德規范“仁、義、禮、智、信”。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是為了規范社會秩序、形成正常社會倫理道德，從而鞏固統治。 漢武帝 董仲舒將神權、君權、父權、夫權緊密結合，形成了嚴密的帝制神權體制，鞏固了封建專制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董仲舒為儒學注入了新鮮血液，對漢代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發展起著長足的推動作用。 三、儒學確立獨尊地位漢武帝首當其沖，將新儒學運用到治國理政當中。他起用了許多儒者參與國家政治，也將儒學納入了政府選拔人才的標準之一。這就在社會上掀起了勤奮好學、讀經論道的學習儒學的風尚。 而君權神授的思想運用到政治領域中后，引申出了“忠君”思想，這是統治者所樂意看到的，在朝廷之上便形成了濃厚的“忠君”氛圍，諫言獻策的人多了，國家治理能力的到了提升。 公元前124年，漢武帝興辦太學，把儒家經典定為官方教材，還設立專門研究和教授“五經”的“博士”。所有貴族子弟也都要到太學學習儒學并且考試合格才能入朝為官，而非貴族子弟也可以通太學資格在朝廷做官，考試不及格者，即使是官宦世家，也不能入朝為官。這足以體現了儒學在當時的重要性，并且，太學考試制打破了世家大族壟斷“官源”的情況，提高了官員的整體素質，讓真正有才能的人能夠真正的在朝廷之上有所作為。 后來，漢武帝在全國各郡縣設立學校專門講授儒學，儒學在民間興盛起來，這更加助推了儒學走向獨尊地位。所以說，太學的興辦，彰顯了國家對儒學的高度重視。提高了官員質量，讓全社會形成了尊師重道、勤奮好學的良好社會風尚。 四、總述儒學在漢代確立了獨尊地位的確立，取決于當時的社會大環境。經濟發展繁榮；政治上內憂外患，需要加強中央集權；思想上，黃老之學已經不適應當時社會的發展。 董仲舒的新儒學剛好適應了統治者的需要，被漢武帝采納。在政治上“以儒治國”，在中央設立“太學”、設“博士”，在地方各郡、縣設立學校。這都體現了他是如此的重視儒學。 儒學給他帶來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儒學的獨尊地位有效的鞏固了統治，加強了封建專制統治中央集權制度，而儒學的進一步傳播也促進了民族歷史文化的發展，讓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占據思想主流，同時也抑制了文化的多元發展。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直接遏制了學術爭論，學術界沒有了“百家爭鳴”，這就達到了統治者想束縛人的思想的目的。“天人感應”學說，又時刻提醒君主要實施“仁政”，這就有效減少了暴政的發生。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后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后世在治國理政中也將儒學列為主流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思想，乃至對今天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法律等層面也有著深刻影響。但其總體上還是服務于封建社會的，所謂“物極必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儒學獨尊也是有一定消極性的——那就是思想文化專制。 任何一種歷史行為都會有利有弊，但是漢武帝得這一舉措在當時顯然是利大于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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