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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763年戰亂平定，持續8年的戰亂使唐朝的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雖然安史之亂最終被平定，但在叛亂的根據地河北道（大至今天的河北省一帶）還殘留著河朔三鎮。河朔三鎮無視唐王朝的存在，拒絕服從唐中央的領導，使得周圍藩鎮爭相效仿，漸漸疏遠唐朝廷。另一方面社會基礎分化，流亡的民眾造成戶籍制度瓦解，傳統的租庸調制及戶稅、地稅等征稅體系陷入名存實亡的狀態。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風雨飄搖的唐朝陷入內外交困的困頓。然而，唐朝并沒有一蹶不振，或是被歷史的車輪一碾而過，反而逐步走上中興之路，并延續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國祚。那么，唐朝是如何走入復興中興之路的呢？縱觀中后唐時代，其實是“兩稅法”與“藩鎮體制”將唐朝推向了短暫復興，也是唐朝向“財政國家”轉變之路，繼而使唐朝在看似“抱殘守缺”中屹立不倒。 河朔三鎮與平盧節度使，大唐王朝無可奈何的默認安祿山起兵之初，河北官民進行了很激烈的抵抗，一年之后叛軍得勢。自此，遂形成為一個為安史叛軍提供源動力的河朔三鎮反唐基地。其實河北一帶對西邊的關中一直抱有強烈的對抗情緒，因此安史之亂結束后，在幽州等地，安祿山和史思明在當地百姓心中仍然如神一樣的存在。可以說，正是這樣一種反中央的意識存在，從而刺激和激勵著河朔三鎮對抗唐朝的意志。  河朔三鎮： 一、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李懷仙是出生于柳城（營州）的胡人，曾效力于契丹。后參加了安祿山之派叛亂軍，最后在他擔任燕京（幽州）留守一職時投降唐朝。“李懷仙”是他在歸順唐朝之后，被賜予的名字，至于他之前的名字并沒有記載。 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李寶臣原為安祿山義子，原名張忠志，曾經使用過安姓，他最終的名字同樣是唐朝所賜。李寶臣是奚族人，安史之亂時期趁亂占據河北中部的恒州一帶，降唐后被委任節度使。介于李懷仙、李寶臣二人都是胡人出身，因此被唐朝廷一直視為不安定因素，實現上他們也沒有對朝廷心悅誠服。 三、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田承嗣是原來屬于平州（今屬河北省）盧龍軍的一個軍官，安史之亂時為安祿山得力干將。后來，田承嗣倒戈相向，在擔任叛亂方的魏州刺使時，被任命為唐朝的魏博節度使。 田承嗣是漢族出身，在節度使一職一直擔任到公元779年去世為止，因而奠定了堅實的統治基礎。也為他死后直至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前后為止的田氏世襲統治開辟了道路。田承嗣善于經營，他首先掌握轄區內的戶口狀況，以壯丁10萬人作為士兵，然后優選出1萬彪悍者組成強大的親兵，又稱“牙兵”或“衙兵”。其次，田承嗣在轄區里自行任命官吏負責稅收，表面上服從于唐朝中央領導，暗地里自成一國。由于，田承嗣軍事和財政兩手抓，故此培養和積蓄起對抗唐朝中央的實力。所以，唐朝廷對田承嗣無可奈何，只能采取懷柔政策，通過加官進爵以及聯姻等方式來加以籠絡。  榜樣的力量無窮大，平盧節度使就屬后起之秀。平盧節度使原設于營州（今遼寧省境內）由安祿山接任。安史之亂爆發以后，被唐朝廷接收，后由侯希逸出任節度使。寶應元年（762年），侯希逸率眾轉移到山東青州，從此平盧節度使進入另一個時代，而后迅速崛起。在李正己（高句麗人）為第二任節度使的時候，平盧發展更為迅猛，在配合唐朝中央政府的同時，勢力擴大到了整個山東。大歷十年（775年）前后，平盧節度使的實力已經與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旗鼓相當。特別是，此時的李正己已經被唐朝任命為“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負責渤海國與新羅的外交及貿易事宜。可以說，新的平盧節度使正是在唐朝的扶持下而達到如日中天的局面。 藩鎮體制的本質與歷史性及兩稅法產生的背景安史之亂結束以后，唐朝愈加“支離破碎”，所謂的節度使遠不止河朔三鎮及改頭換貌的平盧，而且它們都默契般的與朝廷對抗。比如今湖北襄陽的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存義、汴宋（今屬河南省）的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都“占山為王”般存在。接下來，唐朝只能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在全國大量設置節度使與觀察使。通常情況，我們可以把觀察使視為節度使的別稱，因為二者的性質基本相同，只不過是在兼任與軍事有關的經略使頭銜時更名正言順一些而已。因此，一般把這些擁有軍事和行政兩種權力并且割據于地方的勢力稱作“藩鎮”；將這種通過地方制約影響中央的狀況稱之為“藩鎮體制”。  據史書記載，截至唐末為止，節度使、觀察使已經達四五十個之多。唐朝中央能直接統治的地方只限于都城等有限區域。不過，即便是節度使和觀察使的藩鎮體制，并非所有的都是獨立存在或反對中央的。服從唐朝中央指揮的，所謂的“順地”藩鎮也很多。例如九世紀初期作為精通財務的文官而聞名于世的杜佑，李基甫等人，都是在擔任過淮南節度使之后，又作為宰相而進入中央政界的。唐朝廷這所以器重二人，除個人才干外，恐怕更多的目的是想通過二人在當地的影響力而繼續為唐朝服務。因此，對于經濟富裕的淮南地區和江南地區始終不放手，這正是唐朝能夠繼續存在一個半世紀的一個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唐朝中央對那些“順地”不實行直接統治，而是要通過設置監督室和觀察室來進行間接統治呢？ 原因很簡單，主要是歷史慣性。隨著中央權力的削弱，地方統治方面需要同時擁有民政和軍事兩種權利，以便隨機應變處理各種政務。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的統治是由帶有將軍稱號的地方長官或刺史等來執行的，同時在隋朝以及唐朝前半段，總管府、都督府等都同時兼有廣域的軍事權和行政權，并且幾乎一貫如此，只是各個時代的稱呼不同罷了。  因此，最初的節度使并不具備反叛中央的性質，而安祿山最終的叛變是因為身兼三個節度使的職位，從而將節度使的局限打破。因此，安史之亂以后，河朔三鎮系列的節度使們，盡管在一個時期之內呈咄咄逼人、凌駕于唐朝中央之勢，但結局卻仍然是一直是安居于唐朝體制的框架之內，并且一直持續到唐末。這一現象其實正是源于節度使本來應有的狀態，是基于節度使本質的一個必然性的展開。 所以，唐朝之所以向“順地”藩鎮妥協，只不過是維持了一種平衡，即節度使名利雙收，二者相安無事。而在這種形式之下，就不容易出現想要取代唐王朝的想法和邏輯。盡管如此，以河朔三鎮為代表的節度使還是積蓄了能夠與唐朝對抗的實力，并留下了制約唐朝統一的一些事實。而之所以形成這種局面的直接原因，乃是在于他們借鑒安史之亂的教訓，獨占了所有的征稅權的緣故。于是唐王朝遂決定以新的對策加以反制，這就促使“兩稅法”粉墨登場。 兩稅法的實施及其意義受武周政權的影響，唐朝開元初年開始出現逃戶，而且這種現象日趨嚴重，直接影響到朝廷的稅收。所謂“逃戶”就是通過依附于大地主豪強，隱匿戶籍，達到逃避稅賦目的的百姓。宰相兼勸農使宇文融通過括戶企圖改善這一狀況，但最終虎頭蛇尾，并未獲得成功。面對不斷增加的守衛邊疆所需的軍費和日益龐大的官僚機構開支，唐朝國家或是致力于確保增收現行的租庸調，以及戶稅、地稅，或是摸索擴大稅收種類，都始終未能改變慢性的赤字狀態。于是給多方協商，唐朝開始整頓和改革運河漕運、倉儲制度，全力以赴把滯留在江淮地區的租稅運來京城，漕運規模從20萬石左右猛增到200萬石。一般將此稱作“江淮上貢米”。這種來自江淮上的貢米，乃成為唐朝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  然而就在這時，安史之亂爆發了。好不容易才維持下來的唐朝課稅體系被打的支離破碎，主稅庸調制早已不起作用。乾元元年（758年），根據鹽鐵使的建議，唐朝開始實施專賣制度。其后又對其進行了一步進一步擴充改善，使鹽鐵稅成為國家稅收近半的主要稅種。因此，唐朝中央總算勉勉強強的應付了安史之亂以后已經破產的財政壓力。但是，為了籌措出龐大的軍費，還需要出臺能夠取代租庸調制的土地稅制。于是在這種情況下，兩歲法應運而生。 兩稅法的實施，是中國稅制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轉折。自古以來課稅制度的出發點都是基于下述想法： 即土地是國家公家的東西，作為土地的回報，土地的使用者將收獲實物的一部分和勞動交給國家。作為這種課稅制度的最高體現，有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征稅的對象是登陸在戶籍上的每個農民以及他們的家庭。 安史之亂以后，國家掌控的戶口大幅度減少，淪為逃戶的農民作為“客戶”被大土地所有者的莊園所吸收，而且很難再回到以前的狀態。于是承認這種現實的唐朝中央政府，遂決定按照現有土地面積大小實施每年夏秋兩季課稅，課稅基準由人轉變為土地。這就是唐德宗時期，根據宰相楊炎的建議于建中元年（780年）頒布的兩稅法。  兩稅法原則上規定，改繳納實物為銅錢，這是一個突破性的變化，也是對應唐代中期以來逐漸成熟的貨幣經濟的結果。如此一來，鹽、鐵專賣稅再疊加兩稅錢，結果極大地充實了國家的財政，國家又以這些金錢來負擔士兵和官僚的開銷，使國家步入良性循環。后來，江淮上貢米減少，首都以及邊防軍所需要糧食也施行就近購買，稱之為“和糴”。這種以金錢來運營整個國政的體制就是最終形成于宋代的“財政國家”，唐代兩稅法的實施，則是邁向“財政國家”的第一步。 在改善中央財政的同時，兩稅法也有抑藩的作用。兩稅法首先從唐王朝的直轄地開始實施，接下來是順地的藩鎮，進而向其周邊推廣。由于是按照事先定好的對象（稅目）和稅額來課稅，因而限制了藩鎮隨意擴大征稅的范圍。此外，藩鎮停止了一次性繳納轄區的上供的做法，改為由屬下的州縣分別上供。這是因為藩鎮要避免由一人承擔上供之事，同時也是由于藩鎮的影響力縮小至其直轄州內的緣故。兩稅法成功的推行，逐漸而形成了中央占據優勢地位的局面，并且在進入唐憲宗李純時代以后進一步鞏固了下來。  （唐德宗） 以兩稅法為后盾，唐憲宗的中興之舉兩稅法開始于德宗李適（779至805年在位）時期，初見成效后，德宗想趁此勢削減藩鎮勢力，于是便開始了一系列行動。首先要求魏博節度使消減兵力，接著又拒絕了成德節度使希望世襲的要求。結果導致這兩股勢力聯絡周圍的盧龍、平盧、淮西節度使等群起而攻之。在這一期間，還發生了涇原節度使的士兵與一個名叫朱泚叛亂頭目聯手占領長安，德宗無奈流浪的事件。最終壯志未酬。 事實上，兩稅法極大的發力于德宗的孫子憲宗（805到820年在位）統治時期。當時，國家財政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憲宗即位之初，宰相李吉甫就總結當時的財務狀況編寫了《元和國計簿》。根據其統計，與唐代最盛時期的天寶年間相比，單稅戶減少一半的條件之下，國家稅收方面確保60%至70%，達到了德宗初期約2.7倍的規模。這主要是食鹽專賣稅和兩稅法收入帶來的良好結果。憲宗隨即把這些錢用于擴充禁軍（神策軍），規模達十五萬人。以此為后盾，憲宗開始實施削藩事宜。  （唐憲宗） 元和元年（806年）憲宗討伐平定了盤居西南的西川節度使（今天的四川）劉闢，而后斬殺了夏綏銀流后（今天的陜西省）楊惠琳。 元和二年（807年）打敗了漸西（鎮海）。 元和四年（809年）制服昭義（澤潞）。 元和五年（810年）平定義武（易定）。 元和13年（818年）降服了義武旁邊的橫海（滄景）。 元和十二年（817年），憲宗成功的控制了在藩鎮中經常鬧事的淮西。 元和14年（819年）將平盧（青州）一分為三。同年，降服宣武（汴宋）；第二年結束了天雄（魏博）田氏的統治。 其中天雄（魏博）乃是河朔三鎮的中心，打敗田雄以后，憲宗去世。后繼的穆宗繼續進行補充性的削藩。 元和十五年（820年）成功降服承德（恒冀）。 長慶元年（821年）順利制服了盧龍（幽州）。 經過上述較量，藩鎮的氣焰被壓制，唐王朝因此在人事和征稅兩個方面獲得了相對的優勢地位。但是，盡管如此，唐王朝卻并沒有一鼓作氣撤銷節度使或整編藩鎮的軍事力量。因此有人批評說這是糊涂的姑息養奸政策，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唐朝根本具備這樣的實力。如果唐朝中央介入這一方面，就要由國家來承擔大部分費用，只要是冷靜的考慮一下才政上的負擔或社會的安定問題的話，自然會“英雄氣短”，不敢輕易出手。更何況唐王朝和節度使之間本來就是一種相互補充完善的關系。  結語：兩稅法的成功實施，給了憲宗銳意革新的勇氣，因此他終其一代致力于打擊抑制藩鎮勢力，從而為唐朝帶來中興局面。這就是唐朝能夠在安史之亂后，繼續延續國祚的主要原因。但是，憲宗作為中興的英主卻迷戀追求長生不老，與當年的太宗皇帝李世民如出一轍。最終因長期服用用水銀制成的被能稱之為“金丹”的長生不老藥，導致他的身體嚴重受損，陷入狂躁不安的狀態，最后被宦官所殺。因此，唐朝的悲哀遠不止藩鎮割據，更為嚴重的是將皇帝視為“門生天子”，并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宦官專權。 有人認為唐朝在安史之亂后就失去了歷史的存在感，其實后唐朝時代更是一個波云詭譎的時代，它的復雜性，它所呈現出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絲毫不遜色于漢朝后的三國時代。只不過，悲劇歷史背景下王朝的人們，不由自主地被賦予了那個時代特有的悲劇色彩，藩鎮割據、宦官專權、艱難抉擇的皇帝共同演繹了唐王朝最后的命運。 感謝朋友的點贊、關注！歡迎發表其他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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