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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就像曹操個人形象的“廣告語”，一句話道盡了千古奸雄的自私與殘忍，過往“品三國”、“解三國”的人多，這句話早早就是網紅詞句，翻翻裴注《三國志》就知道，原話其實是“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所以，有從說話時候的語氣入手“洗白”的，也有從古漢語翻譯入手“翻案”的。 對錯且不論，有個問題卻往往被忽略，那就是： 這句話到底是說給誰聽的？又是由誰記錄下來的呢？ 一 在《三國演義》第四回《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中，伴隨著“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出場的人物是“陳宮”。  《演義》中的文字是： 且說曹操逃出城外，飛奔譙郡。路經中牟縣，為守關軍士所獲，擒見縣令……縣令曰：“吾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今感公忠義，愿棄一官，從公而逃。”操甚喜。是夜陳宮收拾盤費，與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劍一口，乘馬投故鄉來。 ……宮曰：“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 這里設置了中牟縣令陳宮棄官跟從曹操的橋段，又讓陳宮旁聽了曹操的豪言壯語，前后邏輯完整，實則應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因為真正跟隨曹操的“人”，實在不能擔當此角色，所以才將陳宮安排至此，正好為日后其輔佐呂布反曹，做了“報應不爽”式的鋪墊。 歷史上的陳宮，見裴注《三國志》卷七《呂布張邈臧洪傳》引文：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后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 陳宮出身東郡，年少時已經交游遍及海內知名之士，待到天下亂起，方才跟隨曹操，后來“自疑”，略同于今天的“迷茫”、“意義喪失”，才跟隨呂布反對曹操，而他為呂布做參謀，呂布基本不聽他的建議。 這個“追隨”的最早時間，史書可見的記載是裴注《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引“世語”： 世語曰：岱既死，陳宮謂太祖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謂之然。 這是在初平三年，“兗州刺史”劉岱迎戰青州黃巾敗死，陳宮為當時還只是“東郡太守”的曹操游說謀得的兗州，此后，“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曹操至此才算有了“王霸之基”，可以說，陳宮居功至偉，屬于“首謀”，也是“頭功”。 而曹操待陳宮，也非常重視，參見曹操包圍下邳時，呂布之妻的敘述，非常有趣。見裴注《三國志》卷七《呂布張邈臧洪傳》引《魏氏春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于曹公…… 翻譯過來就是，曹操待陳宮就像父母呵護懷里的幼子，陳宮仍舊叛曹附呂，今天你厚待陳宮還超不過曹操呢！ 具體的行動見《三國志·呂布張邈臧洪傳》： 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 也就是說，陳宮得以獨立統帥一部兵馬屯駐在曹操的“老根據地”，屬于“守老營”的角色，沒成想，陳宮竟然“反了”。見《三國志·呂布張邈臧洪傳》：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太祖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鄄城、東阿、范為太祖守。 陳宮帶兵迎接呂布，兗州全境皆反，只剩下三個縣仍舊服從曹操，可見陳宮本人在曹操“得兗州”和“失兗州”中舉足輕重的作用。  當然，曹操最后還是逆勢翻盤了，并最終抓獲了陳宮，只不過倆人最后的訣別別有一番意味，在裴注《三國志》卷七《呂布張邈臧洪傳》引《典略》：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后，太祖待其家皆厚如初。 這段對話就不詳細翻譯了，只說說其中的要點，即陳宮自認“為臣不忠”，且“請出就戮”，什么意思呢？ 陳宮的“為臣不忠”，至少有兩次，一次是與張超、許汜叛離曹操，一次是在郝萌之變中與郝萌同謀聯合袁術反叛呂布，前一次成了，后一次未成，對于后一次，從他對曹操說呂布不聽他的計策所以失敗來看，并不看重呂布，那么，這里的“愧”，只能是對曹操了。 之所以“愧”，在于“叛”有“叛”的理由，“忠”有“忠”的道理。 二 只不過歷史上的真實理由，《三國演義》作為一部明代通俗文學作品，根本不可能給當時的市井讀者解釋清楚，只能用最簡單的、讀者能夠理解的“倫理梗”來“立人設”，一個是曹操的“人設”，一個是陳宮的“人設”。 因為曹操與董卓一樣殘忍、自私，所以陳宮棄之而去，甚至輔佐呂布對抗曹操，在他生命最后的慷慨激昂，也就變成了對曹操的“揶揄”，甚至是“道德綁架”，而并非對于自身行為的“愧疚”。 事實恰恰相反。  前文說到，陳宮“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就是個交游廣闊之人，社會關系豐富，所以能夠替曹操順利游說兗州的“別駕”、“治中”，按照東漢選官慣例，僚屬首領都屬于已故刺史劉岱私臣，且應為本州“名士”、“名族”出任，也就是地方“世家”的頭面人物，也就是說，陳宮和兗州本地的豪門世家大有交情。 如果曹操遵循東漢地方統治的“慣例”，能夠多方共治，陳宮并沒有理由背叛，問題是，曹操本人就不是個循規蹈矩之人，所以，他殺死了與孔融齊名的“名士”邊讓，具體見《后漢書·文苑列傳》：（邊讓）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于操，操告郡就殺之。 這個時間是錯誤的，因為陳琳為袁紹所作的《討曹操檄》中就提到了“邊讓之死”與“兗州之叛”的關系：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也就是說，邊讓因為經常言語侮辱曹操，讓曹操懷恨在心，借著其同鄉告發構陷邊讓，不但將他本人斬殺，還連累妻子家眷，等于是遭受了“族滅”，結果導致了兗州境內“舉州同聲”的反叛。 值得注意的是，邊讓的“本郡”并不在兗州治下，而是在“陳留郡”，也就是曹操的盟友張邈的地盤上，“告郡就殺之”，也就是“借”了張邈的刀，這一刀下去，一方面讓陳宮為了“全友道”主導“一夫奮臂”，也就是激發了陳宮與兗州士人社交圈子的同氣連枝，另一方面，也讓張邈只能與呂布“共牧兗州”。 也就是說，曹操逼張邈殺邊讓，很可能就是為了讓他“納投名狀”，將其“臣屬化”，也就是陳宮勸諫他反曹時說的“反制于人，不以鄙乎？”只是沒想到，當曹操東征徐州導致武力壓制暫時消失后，張邈、陳宮、兗州本地勢力一齊發難，反而造成了“雪崩式”的結果。 這些信息的指向，都說明陳宮本人“叛曹”的動機，根本不是為了個人權位或是與曹操的政治沖突，而是“自疑”，也就是對之前為曹操獲取兗州的舉措的正確性有所懷疑，因為曹操并不愿意延續東漢政治傳統，與本州士人“和諧”地共治，為兗州“保境安民”，反而在平定州內之后頻頻用武于四方。 但是，曹操作為“二元君臣”倫理中的“主君”，對于陳宮完全沒有虧待的地方，所以，當陳宮面臨“鄉情”、“友道”的時候，選擇了對曹操的“不忠”，要知道，這種行為在東漢的士林倫理下與“不孝”是并列的“劣跡”。  所以，陳宮在臨終前的“愧疚”和“自貶”，不是虛言，而完全是真情流露，他的本心，對曹操的“命世之才”一直都是欣賞的。 也就是說，《三國演義》中描繪的這個“報應不爽”、“輪回故事”從根兒上就是不成立的。 三 了解了以上的情況，自然就能明白，《三國演義》中關于陳宮“捉放曹”和“殺呂伯奢”后離去的描述，全都是虛構情節，兩者之間根本就對不上，而《三國志注》中的記載也說明了這一點，在中牟縣縱放曹操的實為不知名的“縣功曹”。 那么，問題又回到了原點，誰與曹操同行？ 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國》中說，曹操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時身邊沒有人，肯定是不對的，因為裴注《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引《魏書》中明確提及：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 也就是一行數騎，一同到成皋呂伯奢家，曹操不是孤身一人，至于這幾個人是誰，史書沒有明載，但是我們可以從行程上入手。  《三國志·武帝紀》記錄簡略，曹操在過呂伯奢家之后，行程為：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 注意，陳留郡屬兗州，而曹操家居沛國譙縣，屬豫州，其父及宗族均在譙縣，另見《三國志》卷九《諸夏侯曹傳》：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眾，為州郡所殺。 這一條后面還有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記載，豫州刺史黃琬要捕殺曹操，曹操躲避，曹邵被殺，說明曹操在陳留起兵之前曾回到本鄉沛國募兵，只不過他的親生父親曹嵩并不支持，見《后漢書》卷七十八《宦者列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瑯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曹嵩曾為太尉，是曹氏宗族的頭面人物，他對曹操的背棄，也就相當于宗族的背棄，所以日后曹操的起家，并沒有得到宗族真正意義上的支持，也就是賣了一部分家產募兵，而他大部分的軍隊則來自于陳留的富戶衛茲的資金支持，跟隨他的諸曹、諸夏侯，實際上是依與他個人的親近程度而加入的。 也就是說，曹操從洛陽開始的行程，應該是洛陽——成皋——中牟——沛國——陳留。 那么，只要是行動起點和終點與曹操重合，并明確地記載“從太祖”的，就一定是參與了“殺呂伯奢”的“從騎”，檢括《三國志》及裴注，會發現誰呢？ 符合條件的有這么幾個： 英雄記曰：純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同產兄仁別居。承父業，富於財，僮仆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黃門侍郎。二十，從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戰。（《三國志》卷九《諸夏侯曹傳》裴注引《英雄記》）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后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裴注引《英雄記》） 曹純十八歲為黃門侍郎，必然是在京師洛陽做官的，兩年后，隨曹操到襄邑募兵，襄邑為陳留郡屬縣，則其起點也是洛陽，終點是為陳留郡。 也就是說，曹純肯定是曹操的“從騎”之一。 后一條材料說，劉備也在京師洛陽與曹操同回沛國，招募軍隊，等到天下大亂后，也起兵一同討伐董卓。 只不過劉備的這條記載，時間上有些錯亂，靈帝末年，劉備確實是在洛陽，因為其鞭打督郵后棄官不當安喜縣尉，之后就跑了，此后，大將軍何進派出毌丘毅到丹陽募兵，劉備隨從，并在下邳立下軍功，受封“下密丞”，又去官。之后為“高唐尉”，升遷為“高唐令”。 這段經歷看似首尾相連，其實是有時間間隔的，何進派出張楊、鮑信、王匡、毌丘毅等五人外出募兵，時間在中平六年（189年）六月，也就是漢靈帝駕崩后2個月，而漢獻帝即位則在中平六年九月，此時董卓已然入洛陽主政，并表曹操為驍騎校尉，曹操逃亡，至當年十二月，才在陳留郡舉兵討伐董卓。 中平六年六月隨毌丘毅至丹陽，領兵回返時間不詳，但鮑信回京時遇上董卓大軍入洛陽，說明時間相差不遠，很可能是在中平元年八月何進被殺前，劉備已經回返洛陽，被任命為“下密丞”，還沒等赴任，就趕上了袁紹誅殺宦官、董卓進京廢立的大亂，所以，“去官”與曹操同行回鄉募兵討董。  而此時劉備身邊，可以肯定有關羽、張飛在側，則曹操一行“從數騎”中的知名人物已經可以確知： 曹純、劉備、關羽、張飛。 也就是說，當曹操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時，就是說給他們四位聽的，而劉關張三杰，也并沒有像《三國演義》中的陳宮一樣，半夜拔劍要“除賊”，或是憤然離去，而是跟隨曹操，至少要到沛國聚兵之時，至于有沒有參與陳留舉兵，則于史無據了。 那么，問題來了，劉關張這樣的“忠義之士”為什么沒有選擇和自私、殘忍的曹操“分道揚鑣”？ 四 道理很簡單，曹操的這句話、這件事并沒有《三國演義》中描寫的那么簡單。 《三國演義》中的故事描寫大體是這樣的： 曹操父親的結拜兄弟呂伯奢為迎接曹操的到來而出門買酒，曹操等候多時聽到了“磨刀之聲”，曹操就犯了疑心病，認為呂伯奢并非自己的至親，相當可疑，就去偷聽談話，恰巧聽到了有人在廚房中說：“縛而殺之，何如？” 曹操確信對方要對自己動手，就闖了進去殺死了男女八口，此時才在廚房看到了一頭綁好待殺的肥豬，曹操和陳宮心知殺錯了人，一路逃跑，恰巧遇到了呂伯奢，將他也一并殺死。 之后的故事，《三國演義》第四回《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賊孟德獻刀》中的描寫非常微妙：操不顧，策馬便行。行不數步，忽拔劍復回，叫伯奢曰：“此來者何人？”伯奢回頭看時，操揮劍砍伯奢于驢下。 曹操策馬不顧呂伯奢的挽留，走出幾步，突然拔劍返回，叫住呂伯奢，還非要“詐”他，待其回頭時，方才一劍砍過去，整個過程畫面感極強，這先執著，再猶豫，最后下狠心的過程極其有層次，讓觀眾仿佛看身邊人一樣。 進而導出陳宮對曹操的指責，曹操再用“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作答，大奸大惡的形象躍然紙上，屬于典型的“明知故犯、罪加一等”，整部小說中曹操的“人設”就此“立”下了，可以算是文學創作的“神來之筆”。 而文學的“長處”，也恰是史事的“短處”，因為屬于絕對的“復雜問題簡單化”以獲取“共情”和傳播，真實歷史的事件，往往要復雜得多，理解起來需要的背景知識也多得多。  見裴注《三國志》卷一《武帝紀》中關于此事的幾條記載： 《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覆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這三條史料的記載各有側重： 第一，是呂伯奢之子圖謀曹操等人馬匹和財物，被曹操親手殺死數人； 第二，呂伯奢家五個兒子熱情款待，曹操疑心有詐害自己，親手持劍殺八人離去； 第三，曹操聽到食器聲響，以為有伏兵，于是殺人離去。 這三條史料看似無關，其實是一個事件的三個視角的記錄，第一是“呂家動機”，第二是“曹操心理”，第三是“事發誘因”。 完整重構一下事實應該是這樣的： 曹操帶著曹純、劉備等人來到了他的朋友呂伯奢家，呂伯奢本人不在家，只有五個兒子在，卻對身為通緝犯的曹操非常熱情，引發了曹操的懷疑，而這五個兒子之所以如此，則是垂涎曹、劉等人的馬匹、財物，想要來個“黑吃黑”，反正通緝犯也沒法去找官府報官。 沒想到在呂伯奢之子和賓客部曲還沒有“發動”的時候，曹操等人因為聽到了“食器之聲”，以為是刀劍碰撞，先下手為強，戰況也非常慘烈，連曹操本人都手刃八人，可想而知，劉關張等驍將手上得留下多少人命。 殺完人之后，曹操等人肯定是通過“審訊”得知了呂伯奢之子的圖謀，否則，《魏書》中的記載也根本不會流傳下來，這就等于是事實有個兩重反轉的效果，因為“意外”而殺人，又因為殺人才揭破“陰謀”，所以，曹操的“凄愴曰”才算是有的放矢。 這里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實際上，是對這個“狗血”事件的無奈表態，甚至毫無“慶幸之情”，翻譯過來，也就是“寧可我先下手為強，也比后下手遭殃要好”，但又“凄愴”表態，可見曹操還是有“悲憫之心”的。 至于什么將“負”翻譯成“肩負重任”之類的說法，完全是胡扯，只不過是沒理解事件背景的夢囈罷了。 最后多說一句，為什么呂伯奢之子如此“利令智昏”呢？你都是有莊園、賓客的大戶了，眼皮子何至于這么淺？ 根子就在東漢末年的馬價上。 黃巾之亂前的漢靈帝光和四年搜括天下馬匹，民間一匹馬的價格高達200萬錢，當時的金價約為10000錢/斤，漢制一斤約合250克，也就是說，一匹馬價值50公斤黃金，以300元人民幣/克的金價粗估，一匹馬價值今天1500萬人民幣。 考慮到光和四年尚是黃巾之亂前，曹操過呂伯奢則在黃巾之亂后，馬匹更加稀缺，曹操又是比二千石高官，相當于今天的“副省級”領導，其騎乘的自然是駿馬，因此價格只會更高，劉備則以騎兵起家，又曾與馬販子交往，部下多有幽州騎兵，則其坐騎也不會是“凡品”。 也就是說，曹操、劉備、曹純、關羽、張飛等5人，每人開了1輛價值1500萬人民幣的布加迪進入呂家的莊園，總價在7500萬到1億左右，這筆財富在北上廣深買套好別墅還差點意思，可要是在“成皋”，也就相當于今天出北京到河北衡水買房，買下個莊園，應該還是不難的。  所謂財帛動人心，況且成皋還在董卓控制下，以這五人通緝犯的身份，呂家可以說是伸伸手就能把這筆巨額財富拿到手，曹操又只是呂伯奢的朋友，大不了求財不害命也就能和父親交代了，他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曹操的感慨，或許還有對“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不甘吧…… 至于劉關張三兄弟，又不是剛進社會的小青年，以他們相對熟稔“底層社會”的生活經驗來看，恐怕連曹操的這種“高官子弟”的詩性感慨都不會有，否則早就被“蹉跎的歲月”給慪死了，哪兒還有屢敗屢戰的“劉先主”？ - E N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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