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象中的西湖，永遠是蘇軾那首“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首詩寫于熙寧六年（1073）蘇軾在杭州任通判期間，此詩在當時影響之大，幾乎使后來詠西湖者擱筆。
“西子”即西施，春秋時有名的美女。書中多有描述西施無論素顏，還是濃妝艷抹，都一樣的美麗。蘇軾巧妙地把西湖之美比喻成“西子”，給人無限的想象空間。他是第一個以絕色美人喻西湖的詩人，自從這首詩誕生，再無人能超越。對于蘇軾這一出色的比喻，南宋詩人武衍曾這樣贊道：“除卻淡妝濃抹句，更將何語比西湖？”清查慎行《初白庵詩評》卷中云：“多少西湖詩被二語掃盡，何處著一毫脂粉顏色。”甚至被宋人稱為“道盡西湖好處”的佳句，以至于使“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別名。如今，每年來西湖的游人如織，無不是為著一睹蘇軾筆下的“西子湖”而來。某種意義上講，蘇軾與西湖，是一種詩意的存在。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蘇軾在杭州任職期間，曾創作詩篇三百余首，其中有不少詩因西湖有感而發，可見蘇軾對西湖有多喜愛。也許，正因為獨愛西湖，才使他與杭州和西湖之間，似乎有著不解之緣。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蘇軾再次被派遣到杭州任職，此距他第一次熙寧四年（1071）到杭州，已相隔二十年。雖闊別多年，但他始終未忘記西湖，這次到任后，他大興水利建設，整治西湖淤塞，消除水患。在蘇軾的帶領下，從西湖挖出的淤泥和雜草，被筑成一條跨越西湖南北的長堤，還在堤上修了六座橋和九座亭子，他又讓人們在河堤兩岸種了花草樹木，這樣不僅可以讓北山與南屏的人往來方便，還使西湖多了一道美麗的風景。
蘇軾以誠摯的熱愛敬獻于杭州，同時得到了杭州人民深切的愛戴，為了紀念他，人們就把這條長堤命名為“蘇堤”，也就是今天西湖十大美景之一——“蘇堤春曉”。西湖與詩人之間，仿佛有著某種淵源。早在唐朝時期，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時，也曾對西湖的淤塞進行過治理，后來人們為了感謝他為百姓造福，將原本的白沙堤更名為今日的“白堤”紀念白居易。
蘇軾與白居易，雖不是生在同一個時代，但他們卻有著相同的氣質，那便是他們都鐘愛自然山水，都擁有一份博大胸懷。正因為如此，才使他們跨時空也能達成共識，為杭州人民做了同一件好事。兩人不僅心靈默契，人生經歷也有幾分相似，政績和思想情趣，以及詩的創作上，也有許多相似之處。蘇軾和白居易都是因文采出眾得到皇帝的賞識和提拔，同時又都是栽在自己出眾的文采上，尤其蘇軾的“烏臺詩案”是北宋時期一起有名的文字案，還引發一場大規模的營救。湖州、杭州的百姓自發地組織起來，連續數月為蘇軾作解厄道場，乞求神靈保佑他平安；弟弟蘇澈上書宋神宗，請求解除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宰相吳允勸諫神宗追隨圣賢遺風，不應以言論定罪；連對立派王安石、章惇都紛紛為他求情。幸得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的庇護，蘇軾才平安出獄，后被貶謫黃州。
蘇、白兩人仕途不順，都是吃虧在正直的秉性上，他們遇到不公正的事不平則鳴，面對當局從不趨炎附勢，所以總遭小人誣陷，皇帝對這樣的人才也是又愛又恨，欲罷不能。白居易的人生還算樂觀，晚年休官洛陽與僧人結香，清心寡欲過了二十余年“窮則獨善其身”的生活，最終長眠于香山。而蘇軾則就沒有那么幸運，他晚年最向往能像白居易一樣，找一處僻靜的地方，過自己隱居的生活。可惜比起白居易，蘇軾不僅前半生仕途坎坷，后半生也沒有擺脫仕途曲折，生活一直處于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終其一生，都未能如愿隱去。蘇軾的仕官生涯中，要么被重用，要么被貶謫或流放到偏遠的窮鄉僻壤，可謂是大起大落。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有機會走遍大江南北，能夠更多地與大自然接觸，領略自然界異彩紛呈的奇異風光。沿途的風物、景色，盡收于他的筆下。在蘇軾的詩詞中，曾出現過無數個地名，不同風采的山山水水，為中國文學史和文化史，留下了不可泯滅的印跡。
某種意義上，蘇軾是一個落魄的詩人，有著輝煌的過去，也經歷過窮困潦倒。這也正是他的難能可貴之處，無論處于逆境還是順境，始終保持一顆初心。
就物質生活而言，蘇軾過得非常清苦，但就精神生活講，蘇軾過得悠然自得。這一點，從他的詩詞中便可以看到，“嗟我五畝田，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字蓺。”“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這寫的是蘇軾在黃州的農耕生活，自經歷過“烏臺詩案”的痛楚后，蘇軾很久不再寫作，再次動筆，寫的都是柴米油鹽。這時的他，其實生活尤其困苦，由于剛到黃州，又囊中羞澀，連饑飽都成問題。即使在這般窘迫的環境下，他的詩作也是充滿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也就是在黃州，蘇軾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蘇東坡，此名來源于他討來的那一塊荒地，位于黃州城東面，故取名“東坡”。由此，蘇軾從一個“平生未嘗作活計”的官吏變成了“脫冠還作扶梨叟”耕田種地的農夫。
蘇軾在黃州一共度過四年，在這四年的時間里，他的生活全然變成了莊稼人的日常，日子雖然凄苦，但他對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非常滿足。這種自給自足的快樂，是千金難買，是仕官生活永遠無法擁有的。自種地以來，他發現不少農事中的樂趣，尤其辛苦種下的農田到了該收成的季節，看著滿地成熟的莊稼，他終于了解了農民的喜悅，也真正地體會到了農民的艱辛。在這段時光里，蘇軾的作品大多寫的農事詩，細碎間飽含著那些無法訴說的情感，太多的難言之隱，唯有訴諸筆端。也許，在外人看來“烏臺詩案”給蘇軾帶來一場災難，而在他自己看來卻是因禍得福，他在“種棗期可剝，種松期可斫”的樂趣中，尋得了心靈的安定與平和。種地雖然苦和累，但心是快樂的，身體疲乏，精神自由。這樣的日子，無需蠅營狗茍，茍且偷生。他甚至覺得，人生，若是能回歸田園生活，也是一個很好的歸宿。
然而，命運總是難以預料，蘇軾的好日子才剛開始，一道圣旨便又召他回京。雖不舍離開剛剛建立的家園，但那顆燃燒的赤子之心，還是促使他奉旨還朝了。期間，他又被調到登州等地，幾經輾轉，再次來到杭州，也就是文章開頭所說元祐四年（1089）。此時的蘇軾，已是兩鬢風霜，經歷了太多浮浮沉沉。這次在杭州，他不談風月，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做事上，疏浚西湖，建堤橋，整治太湖泛濫。蘇軾自做官以來，從未在一個地方住過五年以上，卻機緣巧合兩次任職杭州，或許這便是他與杭州的緣分。他曾說：“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湖山”，可見蘇軾對杭州的喜歡。
白居易曾寫下“憶江南，最憶是杭州。”然對蘇軾來說，何嘗不是呢。他甚至愿意長眠于此，“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足以說明他對杭州的熱愛。如果說杭州是蘇軾最愛的城市，那么，西湖便是蘇軾的摯愛。從最初邂逅西湖的“淡妝濃抹總相宜”，到如今美名遠揚的“西子湖”，蘇軾與杭州和西湖，早已不是彼時的初識，而是此時的久別重逢。半生渴求隱居山林，終未能隱去，西湖賦予了蘇軾短暫的“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愜意時光，也算是得到了上天眷顧。
繁華萬千，終將抵不住似水流年，如今，我們唯有在蘇軾的詩詞中，去體味他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放曠豁達，“似花還似非花”的溫柔婉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憂傷情懷，“惆悵東欄一株雪”的幾多愁緒，“老夫聊發少年狂”的奔放豪邁，“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從容灑脫。正如林語堂所說：“蘇東波已去，他的名字只是一個記憶。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是他心靈的喜悅，是他那思想的快樂，這才是萬古不朽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