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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2018年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郵發代號1-201 今天的中國大學急切地把“全球化”作為創建二十一世紀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指標。但這遠不是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第一次試驗。早在民國時期就有許多中國大學致力于與世界前沿教育接軌。用庚子賠款建立的清華大學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子。另一個就是在美國和歐洲教會幫助下建立的一系列新教和天主教大學。這些面向全球化教育的嘗試引發了許多爭議。其初衷與如今的中國大學相似，即學習國外先進教育與發展適合中國的教育模式，這兩大需求要努力達到能讓人接受的平衡。 從民國時期到現代，哈佛燕京學社（以下簡稱“哈燕社”）都是大力推動高等教育領域中西交流的有影響的支持者。哈燕社于1928年成立，到1951年其主要活動在中國大陸停滯。樊書華教授《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一書基于豐富的原始檔案資料，極具洞察力地闡釋了哈燕社早期歷史中鮮為人知的故事，一些是光榮的，而另一些是不光彩的。樊教授著作圍繞哈燕社的主旨與經營中的矛盾，反映了理念與利益的沖突不僅在國家之間，更在國家自身當中。應如何開展中國研究——是用英文還是中文，是運用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還是遵守中國傳統的研究思路，是將范圍限制于人文學科還是將社會科學學科也涵蓋在內，它是否是實現其他目標的工具（福音主義、民族主義、大同主義等等）——都是嚴肅的學者們從當時到現在仍在爭論的議題。最近，北京大學新設燕京學堂引發的爭議表明這些議題即使在今天仍很敏感。  《文化工程——哈佛燕京學社與中國人文學科的再建：1924—1951》，樊書華著，方堃楊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49.00元 新發展 從哈燕社1951年在大陸工作終止到現在已六十五年，現在她已極大地改變和擴張了它在亞洲的學術活動。在日本史專家賴肖爾教授（Edwin O. Reischauer）的領導下，除了中國大陸，哈燕社還將學術合作的大學以及研究機構延伸到了中國港臺地區、日本及韓國。接下來哈燕社也將在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建立聯系。除此之外，與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哈燕社在亞洲的活動僅限于支持在中國的教會大學開展國學研究不同，她從1954年開始了訪問學者項目，專注于從亞洲大學挑選和支持年輕有為的學者在西方（主要是哈佛大學）進修。今天，訪問學者（主要是來自亞洲合作大學的學者）以及訪問研究生（來自亞洲合作大學的博士研究生）仍是哈燕社的重要項目。 自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后，哈燕社恢復了與中國大陸的大學以及研究機構的合作關系。今天哈燕社同中國二十所高等教育機構建立了伙伴關系（此外還和亞洲其他地區的三十所大學建立合作關系）。哈燕社因此擁有來自亞洲地區主要大學的幾千位學者組成的卓越而且活躍的校友網絡。在同香港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合作中，哈燕社為在東南亞攻讀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開設了獎學金項目。在和德里的中國研究機構合作中，哈燕社為在中國研究領域攻讀博士學位的印度學生提供獎學金，使這些學生能夠在中國和哈佛學習中文以及撰寫博士論文。在和亞洲地區友好大學的合作中，哈燕社為新興研究領域（例如城市研究、人文醫學、大眾政治、世界文學等等）的年輕學者以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提供有關人文和社科的“學科拓展”訓練課程。在這些項目中表現突出的研究者將有資格獲得獎學金，繼續在哈佛一年的研究和學習。 在哈佛大學，哈燕社（一直是一個獨立的組織，在法律和財政上同哈佛大學分離）努力在更廣闊的學術環境中為訪問學者和訪問研究員提供更多的獎學金。所有訪問學者以及研究員都能從哈佛的教員中分配到一位導師，鼓勵他們同導師一同進行定期的學術研討。訪問學者會在研討會中展示他們的研究，導師主持會議，研討會在哈佛公開進行。訪問研究生將同哈佛人文和社科領域的博士研究生一同參與論文寫作訓練課程。哈佛教員、碩士生及博士生發現他們通過和哈燕社的緊密聯系，比原先僅有的師生互動學到了更多東西。 哈燕社所在的紅磚小樓。趙曉霞攝 在哈佛之外，哈燕社致力于支持具有影響力的亞洲學者面向西方聽眾。例如，資助他們在由一流亞洲研究學者參與的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上演講。哈燕社還資助了一批出版項目（英文以及中文的學者專著和期刊，用亞洲語言寫成的針對重要學者著作的在線書評等等）。哈燕社同樣針對亞洲本土學者在哈佛大學、美國亞洲研究協會以及其他地區舉辦的重要亞洲研究會議提供旅行資助。 中心任務 盡管有了這些新的發展，哈燕社的中心任務并沒有變化：在亞洲人文和社科領域推動高等教育。 哈燕社的捐助者，查爾斯·霍爾（Charles Martin Hall）于1914年逝世，在他最后的心愿和遺囑中明確承諾要在后來廣為人知的“東方”（“日本、亞洲大陸、土耳其以及歐洲的巴爾干國家”）推動高等教育。十四年之后，他的愿望隨著哈燕社成立而實現。哈燕社的主旨是：“支持有關中國文化、亞洲大陸和日本、土耳其以及歐洲巴爾干國家的研究、教學及出版工作……”哈燕社明確承諾“為訓練有素的中國和西方學者提供研究資助，并開展文理學院研究生的教育工作……在中國，支持探索、發現、收集和保護文物，或是資助博物館及其他機構從事前述工作。”（哈佛燕京哈燕社協定（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greement of Association），1928年1月4日） 哈燕社成立于中國軍閥割據的混亂時期，當時中國許多古代文化遺產受到戰亂毀壞的威脅，哈燕社認識其使命即保護與闡釋——而不是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诖?，哈燕社同當時在華傳教的西方勢力有本質的不同。在最后的遺囑中，霍爾先生對于他在亞洲地區教育事業的支持有明確要求，“任何財產都不可用于神學教育”。盡管霍爾以及其財產受托人傾向同中國的教會大學（特別是燕京大學，也有美國教會支持下的其他教會大學）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他們這么做并不是因為想要使中國皈依基督教，而是贊同教會學校自由教學的辦學主旨?；魻柋救司彤厴I于基于宗教信仰成立的文理學院（奧柏林學院）。作為一位科學發明家和成功商人，他堅信這類教育機構的優勢。同理，哈燕社也認為中國的教會大學為保護中國文化提供了最大的希望。他們重視建立圖書館、博物館作為保存文化價值的場所，為了激發批判性思維以及縱覽全球的視野而開設多元文化課程，這些都與哈燕社的追求目標相一致。 哈燕社2011-2012學者、學生合影。趙曉霞攝 對中國教會大學而言，同哈燕社合作以加強國學研究，是被看作讓中國人皈依基督教這一更高宗教目標的途徑。但對哈燕社而言，同教會大學合作則是其實現學術追求這一更高世俗目標的途徑。在哈燕社眼中，教會大學的角色就是把“西方科學方法”運用到中國文化研究中去。這樣的研究方法，在哈燕社受托人看來，不僅對中國的未來一代，對整個世界文明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貢獻。 但是哈燕社的領導們從來沒有清晰地闡釋過“西方科學方法”運用到中國研究的準確內涵，而呈現出某種未經檢驗的文化帝國主義，即認為哈佛學者（以及他們在燕京和其他教會大學的學生）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理所當然地優于中國本土學者的研究方法。就像樊書華所說，雖然許多重要的亞洲研究成果——不管是在亞洲還是哈佛，部分歸功于哈燕社，但它同時也要為很多表現為文化遲鈍以及令人討厭的越軌行為負責。多數不幸的歷史插曲可以歸結于哈燕社早期領導者自以為是的科學優越主義，他們信奉精英和卓越學術分層化的觀念，而哈佛確立了全球標準。雖然哈燕社沒有試圖改變中國文化本身，但它確實試圖改變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方法，從而能更好地適應西方學者所認為的最先進的國際學術標準。 今天的哈燕社意識到哈佛大學師生應該從從亞洲本土學者身上學到的東西至少和其他地方學者那里一樣多。雖然哈燕社的創立目標——通過中國和亞洲文化的深入研究來推動高等教育——依然沒有改變，但哈燕社不再認同自己是霸主的地位：哈佛的教授高居學術頂層，受過哈佛教育但在其他高校的學者屈居第二，而其他人叨陪末座。哈燕社新啟動的項目，如本地工作坊和聯合培養計劃，都是以與亞洲數十所友好大學密切合作的方式開展，因此哈燕社認可有多個充滿活力、杰出的亞洲文化研究中心。 最近在大中華主要高校中開展的多個跨學科中國學研究院項目（和在日本一流高校開展的日本學項目類似）令人興奮，她挑戰西方現存的對這些領域的限定。這些項目無論是用英文還是亞洲語言開展，無論對國家軟實力或純學術貢獻多大，也不論是促進文化多元化還是全球同質化，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議題。哈燕社在這些復雜和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上并不占據任何權威地位。但哈燕社歡迎在當前趨勢中所展示出的更新中國學的努力。哈燕社希望在其創立九十周年之際，能為在中國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復興中國文化研究貢獻微薄之力。 作為哈燕社社長，我謹表示對斯克蘭頓大學（University of Scranton)樊書華教授書寫哈佛哈燕社早期歷史，以及山東大學劉家峰教授認識到其學術價值并及時促成本書翻譯出版表示真摯的感激。 （作者為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社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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