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雨辰：那些被歷史碾壓的生命，誰來紀念？——讀高適《燕歌行》|【文化一瞥】

《燕歌行》詩前小序謂：“開元二十六，客有從御史大夫張公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這里提供了幾個信息：首先，《燕歌行》是一首“和作”，即“客”先有詩，高適“感征戍之事”，在原作基礎上生發(fā)己意而作。其次，“客”從“御史大夫張公”處來，而“張公”一般被認為是張守珪。至于“客”的身份，王運熙懷疑是高式顏，而戴偉華則推測是王悔，彭蘭以為是暢當，總之眾說紛紜。

“客”的身份雖然糾纏不清，但主角“張公”卻很清楚，張守珪何許人也？看《舊唐書·張守珪傳》的說法，“開元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遂拜守珪為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是盛唐一位大將軍。那開元二十六年時，張守珪在做什么呢？岑仲勉先生說：“二十六年，擊奚，諱敗為勝，詩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也。”（《讀全唐詩札記》）

開元二十六年的一方主帥張守珪，在戰(zhàn)場上犯了兩個錯誤，一是輕敵。輕敵的結果當然就是是敗北，既而連帶引發(fā)第二個錯誤——隱瞞。當然，《舊唐書》的記載并沒有把首要責任歸咎于張守珪，而是說“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陁羅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判奚余眾于湟水之北，將踐其禾稼。”這樣問題就出在張守珪的手下趙堪、白真陁羅的冒進。“奚”是唐代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部落之一。白真陁羅等逼烏知義率部征戰(zhàn)奚部，烏知義本來不愿出兵，而白真陁羅“詐稱詔命以迫之”，于是烏知義不得不出兵，其結果是因為輕敵，所以“初勝后敗”。但問題在于戰(zhàn)敗之后，“守珪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把失敗的事情全部隱瞞下來，只上報勝利與戰(zhàn)功。

 但戰(zhàn)爭級別的真相，真能被主帥一人隱瞞嗎？

 果然，“事頗泄”，皇帝便派牛仙童作為督查去調(diào)查情況。張守珪的反應是古代官僚最習慣的應對方式：“守珪厚賂仙童，遂附會其事，但歸罪于白真陁羅，逼令自縊而死。”（《舊唐書·張守珪傳》）一邊是賄賂，一邊是找替罪羊，而且還是開不了口的替罪羊。但是結果還是沒能隱瞞，次年牛仙童因受賄事發(fā)而獲罪，“守珪以舊功減罪，左遷括州刺史，到官無幾，疽發(fā)背而卒。”

有意思的是，《燕歌行》到底是不是刺張守珪之作，還有不同的認識。比如蔡義江就認為所刺的對象應該是安祿山，因為“出塞而還”或許表示“客”說的不是當年之事，而是開元二十六年以前的事情。而且詩序里“御史大夫張公”幾個字說得非常恭敬，“若果為高適所諷對象，不應如此。”而開元二十四年，安祿山也有討奚、契丹輕敵而敗北的事情，所以蔡義江將諷刺對象說成是安祿山。

可是文學之所以為文學，而不是歷史，就在《毛序》所謂“主文而譎諫”。“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也看不出什么不敬，但是“譏失教也”。至于“不恤士卒”的諷刺，又不必限于開元二十六年還是開元二十七年。須知高適所寫不是“戰(zhàn)地報告文學”，我們開始就說了，高適本人沒去，他是聽說，是旁觀或遠觀，所以《燕歌行》寫得不是一時一地的戰(zhàn)爭，而是高適對于邊塞戰(zhàn)爭的整體性反思。如此，則反駁刺張守珪之說的證據(jù)恐怕就不是非常充分了。

我們再看另一種辯護，陳沆《詩比興箋》說：“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虜奄至，眾失色，守珪置酒城上，會飲作樂，虜疑有備，引去，守珪因縱兵擊之，固有‘戰(zhàn)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之句。”如此，那《燕歌行》中最膾炙人口的這句：

 倒好像是稱贊張守珪有奇謀，在大敵當前之際，用“美人歌舞”上演了一番“空城計”，維護了人心安寧、大局穩(wěn)定，并在其堅強領導下，最終一舉破敵致勝。這種思路或許出自明人鐘惺？其《唐詩歸》解此二句說：“豪壯中寫出整暇氣象。”受此影響，其后王闿運批《唐詩選》也說：“豪語，非刺語。”

不過，陳沆畢竟說得比較含糊，因為整首詩的“刺”意太明顯，把“戰(zhàn)士軍前半死生”句解作張守珪的奇謀好像也有些圓不過去，所以他最后又繞回來說：“或追詠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貴驕逸，不恤士卒之詞，均未可定。要之觀其題序，斷非無病之呻也。”陳沆還是讀懂了詩意，知道《燕歌行》絕非無病呻吟之作，總有現(xiàn)實針對性。鐘惺讀詩反倒有可能讀偏了味道。

拋開這些評點不談，從“戰(zhàn)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中，我們能讀出豪壯嗎？我讀出的首先是荒誕，既而是沉痛。唐詩有時候會故作豪壯語，但我們?nèi)粽嬷蛔x出一味豪壯，就未免有些悲哀了。就像王翰的那首《涼州詞》：

你覺得豪壯嗎？確實豪壯，確實曠達，但絕句的讀法必須看懂“三一格”，就是說第三句一轉(zhuǎn)，第四句流出主意。“葡萄美酒”一揚，“琵琶馬上”一揚，“醉臥沙場”甚至把快意灑脫，無所不懼的神情寫到極點了，最后突然頓挫下去，“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終于沉痛至極，于是你就明白了前面那些不是什么真瀟灑，不是真的不在乎，反而是沉痛至極之語。清人時常批評明人學問粗疏，不免有清人的偏見，但于此詩而言，他們到底還是看得明白：“故作豪飲曠達之詞，而悲感已極。”（沈德潛《唐詩別裁》）“詩意在末句，而以飲酒引之，沉痛語也。若以豪飲解之，則人人所知，非古人之意。”（朱之荊《增訂唐詩摘抄》）

不要誤以為盛唐邊塞詩都是瀟灑的、豪壯的、激昂的，好像不如此就配不上一個偉大的時代。恰恰相反，優(yōu)秀的詩人關注的是生命，不僅僅是那些站在歷史之上的生命，更是那些被歷史碾壓過去的生命。是“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的悲愴，是“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陳陶《隴西行》）的蒼涼。它告訴你，當戰(zhàn)爭過后，最真實的一面是什么。

《河岳英靈集》稱贊高適“性拓落，不拘小節(jié)”，“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在將帥眼中只有戰(zhàn)功，不惜士卒之際，高適看到了戰(zhàn)爭的荒謬，看到了人民的不幸，并行諸歌詠，這便是高適的氣骨，是詩的本色，也是使文學不至于流為“潤色鴻業(yè)”“曲終奏雅”的“雕蟲小技”，使文學之成為文學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