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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對于現代人來說已經不再是陌生的詞匯。早在1993年，聯合國《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就對“家庭暴力”做過明確定義：“（包括但不限于）在家庭內發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為，包括毆打、對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妝引起的暴力行為、配偶強奸、陰蒂割除和其它有害于婦女的傳統習俗、非配偶的暴力行為和與剝削有關的暴力行為。”同年，聯合國在《應對家庭暴力策略：資源手冊》中敦促世界各國將家庭暴力視為犯罪行為，這對全球的立法活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現在人們已經明晰，家庭暴力可能會發生在親密的伴侶（有可能是同性，也有可能是異性）之間，可能會發生在曾經是伴侶的人們之間，也可能發生在兒童和老人身上。家庭暴力有非常多的方式，它可能發生在肉體上、語言上、精神上，也可能發生在經濟方面、宗教方面、生育方面以及性方面。家庭暴力的程度不同，它有可能是輕微的脅迫，也有可能是婚內強奸或者是暴力性虐待……這些看似是常識的認知，看似是常設的體系架構，是一代代人努力的結果。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兒童虐待相關問題研究專家戴維·芬克爾霍曾經提出這樣的觀點：一個地區對性虐待問題至少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知和關注不夠，存在忽略和否定；第二階段，認識階段，人們高度警覺，通過運用常規模式和生動案例教育人們；第三階段，人們開始著手解決問題。”歐美的反對家庭暴力相關運動，正是完整地經歷了這樣的階段。上千年里，歐美文化中對于虐待妻子或者其他家庭成員的罪行并沒有足夠的認知。在古羅馬，父親可以合法地殺死自己的孩子，或者將其轉賣為奴。在中世紀的文藝作品中，男人毆打妻子的插畫和故事屢見不鮮，這個時代也被人稱作“棍棒的黃金時代”。一直到18世紀，許多法律系統還賦予丈夫毆打妻子的權利。英國法律有“拇指法則”，也就是允許丈夫用不超過拇指粗的棍棒毆打妻子，匪夷所思的是，這個法則的發明者是英國法官弗朗西斯·布勒爵士——他因此得了一個“拇指法官”的外號。甚至到了19世紀，法國諷刺漫畫家約翰·格蘭德維爾在他的《箴言》一書中還公然宣稱：“愛得深，打得重。”唯一的例外，可能是1641年的美國馬薩諸塞灣移民者的一個自由機構，它發布宣言說，已婚女性不應該受到丈夫對其身體施展的暴力行為。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令女權主義藝術影響了社會文化態度，不僅建立了新興藝術世界，而且還改變了女性的日常社會交往方式。 19世紀后半葉，女權運動開始興起，這是反家暴運動史上的關鍵轉折點。婦女取得了政治上的投票權后，開始關注就業、教育、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平等。相應地，伴隨著民意的變化，英美等國開始在立法方面做出修正，禁止丈夫毆打妻子，同意受虐的妻子和丈夫離婚，并給予她們在訴訟和財產分割方面的權利。
英國是歐洲最早實現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國家，而婦女的法律權益也因為工業化浪潮的影響，開始從家庭內部走向現代社會，成為和男性平等的獨立勞動者。 概念和定義的明確，往往是問題解決的關鍵點。Domestic Violence（家庭暴力）這個詞組，以前是“國家內亂”的意思。1973年，一名叫杰克·愛施禮的男爵，在英國議會的一次演講中把“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這個詞組用來形容發生在家庭內部的暴力，從而賦予它真正的現代語境中的概念。愛施禮自己出身于勞工階層，曾經長期擔任下議院的國會工黨議員。因為一次醫療事故他徹底地失聰了，卻因此成為了長期關注殘疾人、弱勢群體權益的政治家，在英國廣受尊重。伴隨著名稱的確立和各類組織和個人的努力，英國在接下來的數年內，連接通過和修改了《反性別歧視法》《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法》等法律，建立了對家暴受害者進行保護的體系。如今，英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已經構成了一張緊密的網絡。政府致力于通過司法系統對待暴力和虐待行為；非政府組織以更加靈活的方式來解決家庭暴力的問題。從預防、保護到支持，英國的警察、社會服務、住房服務、衛生服務和法律專業內的人士聚集并共同努力，建立從上到下的應對家庭暴力的系統。在美國，“運用常規模式和生動案例教育人們”這一階段發展得較為充分。許多經歷過家暴的女性選擇寫下自己的故事、呼喚社會關注的同時，也相互鼓勵。作家、婦女權利倡導者萊斯利·摩根·斯坦納就是其中一位。她出版于2009年的自傳《瘋狂的愛情》一經推出，就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盤踞了三周時間，此后，讀者們源源不斷地從這本書里感受到了力量和勇氣。萊斯利在她著名的“TED大會”演講中揭示了一個家庭暴力的秘密：“為什么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離開？”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回答了這個疑問。
萊斯利是一位有經驗的主講人，她所策劃的主題演講鼓舞人心，幫助人們克服、平衡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難。 萊斯利首先跟廣大女性分享了一個事實：無關種族信仰、收入和教育水平，家庭暴力可能會發生在每個人身上，她自己就是一個例證。和人們的普遍印象相比，萊斯利實在不像是一個家庭暴力受害者。她受過良好的教育，在哈佛大學取得了英語學士學位，還有沃頓商學院的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22歲大學畢業之后到了曼哈頓，第一份工作是在雜志社當編輯和撰稿人。萊斯利在紐約的地鐵上遇到了一個畢業于常春藤盟校、在華爾街做銀行工作的精英男康納。康納聰明又幽默，長得還帥，非常討人喜歡。接下來，他開始了自己家庭暴力計劃的第一步——引誘和迷惑受害者。康納不斷地對萊斯利強調說自己多喜歡她。慢慢地，萊斯利覺得自己在這段關系中是強勢的一方，兩個人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奇特的相互信任的氛圍。
1970年美國女性擁有選舉權50周年，女權運動再次提出墮胎、生育控制、停止戰爭等，這成為第二次女權運動的主要問題。家庭暴力的第二階段是“孤立受害者”。萊斯利說，孤立的步驟往往從非常溫和的地方開始。具體到她自己的故事就是，一個周五的晚上，康納回到家，告訴萊斯利說自己已經辭職了，因為“萊斯利讓他感到無比的幸福和安全，所以他不再需要用華爾街來證明自己。”雖然萊斯利熱愛自己的工作，也不愿意離開紐約，但是為了“靈魂伴侶”，她做出了犧牲，辭掉工作，跟康納一起離開了曼哈頓。單純的萊斯利以為自己陷入了瘋狂的愛情中，卻不知道自己懵懵懂懂地走進了一張精心編織的，控制她身體、心靈和經濟的大網——家庭暴力模式的第三階段就是“用暴力威脅受害者”。萊斯利和康納搬到了新英格蘭小鎮之后，康納買了三支槍，一支放在車子后備箱里，一只放在枕頭下面，第三只放在口袋里。他對此解釋說，小時候自己受過許多精神創傷，所以需要用槍來保持安全感。實際上，槍是一個明顯的信號，但萊斯利并沒有意識到自己處在危險的邊緣。很快，康納露出了自己暴力的一幕：婚禮前5天的時候，康納突然因為一件小事爆發了，他用雙手死死地掐著萊斯利的脖子，一次一次地把她的頭往墻上撞。
雖然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但萊斯利相信自己以后能幸福地生活，這一方面是因為她認為兩個人非常相愛，另一方面，也因為康納表現出了巨大的悔恨。萊斯利相信丈夫以后不會再傷害他，但是她錯了。從蜜月開始，她就一次又一次地被丈夫毆打。康納曾經用上膛的手槍指著萊斯利的頭，把她從樓梯上推下來，并且威脅殺掉他們的狗。康納曾經在高速公路上拔掉車鑰匙，在萊斯利面試之前把咖啡粉從她頭上倒下來。兩年半的婚姻生活之中，萊斯利每周都會被打一到兩次。萊斯利雖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但是她對于家庭暴力所知甚少，這是她沒有及時離開的重要原因。當時，她沒有清晰地認識到自己在遭受家庭暴力，她只是認為自己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現代女性，而丈夫備受困擾，需要自己的拯救。在演講中，萊斯利分析了一個問題，自己為什么不離開這個讓她感到傷心和痛苦的關系？痛定思痛之后她這樣回答：受虐者最清楚，離開施虐者是多么的危險，因為家庭暴力的最后一步就是：殺掉她。萊斯利告訴觀眾，僅就美國的女性來說，每三名女性就有一個曾經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者潛在的目標。有超過70%的家庭暴力引發的謀殺發生在受害者和施虐者關系結束之后。
在美國，常年有不少家庭因為各種政策或者社會因素的干擾，造成父母被驅逐出境，但孩子卻留了下來，這無疑也屬于一種暴力形式。萊斯利最后決定離開，是因為康納殘暴地毆打了她，這突破了自己能夠承受的極限，她終于打破了沉默，向所有的人求助。幸運的是，警察、鄰居、朋友、家人給了她幫助，使她脫離了婚姻，開始自己新的生活。萊斯利說，人們傾向于將受害者描述成作賤自己、自作自受的人，但是，生活遠非如此簡單。遠離暴力只能靠打破沉默，因為虐待只能活在沉默中。萊斯利說，每個人都有能力制止家庭暴力，只需要點亮星星之火，讓大家理解家庭暴力的秘密，將虐待曝光，才能幫助幸存者重新找回未來。
和歐美相比，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婦女運動進展較為緩慢，但是，印度和墨西哥也呈現了一些積極的因素。“榮譽處決”是一個駭人聽聞的詞，但在印度，這并不鮮見。從歷史發展來看，印度的女性地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在東印度公司和英國統治時期，許多旨在改善的法律得以實施，女性的權益也受到憲法的保護，但是，印度的家暴并不鮮見，源于婚姻的“榮譽處決”“榮譽謀殺”就是一個種類。
家庭暴力遠遠超過身體上的暴力，它往往是無聲的，甚至看不到身上的傷痕。 英國《每日電訊報》曾經報道過一起悲?。?/span>妻子是軟件工程師，丈夫是銀行職員，兩個人本來十分般配。可是，因為丈夫來自低種姓，遭到了妻子家族的齊力反對。兩人私奔結婚之后，當地保守勢力懸賞5萬盧比（近5千人民幣）買丈夫的命， 20萬盧比買這對夫婦的命。最終，丈夫被捉住之后遭到殺害，妻子也受到了懲罰。根據官方報道，印度每年發生的“榮譽處決”可能有上千例。但是據來自民間的數據，這個數字可能是每年上萬例。2010年7月，一個叫哈什的大叔成立了一個秘密的組織“愛情突擊隊”，以保護情侶，反對“榮譽處決”。“愛情突擊隊”總部在德里，在班加羅爾、海得拉巴、晨奈、加爾各答、孟買和賈達普等城市都有分部，成員有記者、商人、律師和人權活動家。這個組織致力于為尋求庇護的年輕情侶提供住處、法律援助和保護，使他們免遭“榮譽處決”甚至自殺的厄運。和印度相比，墨西哥的兩性平等程度也不容樂觀。據《社會科學和醫學》雜志的數據，在墨西哥的婚姻關系中，對婦女的家庭暴力發生率在30％至60％之間。2014年，墨西哥是世界上針對婦女的兇殺案率排名第16位的國家，自2007年以來，這一比率一直在上升，每一年都有數百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據墨西哥國家統計局的報告，墨西哥的女性在就業人口中仍然處于少數和邊緣化的地位，收入甚至不到同一職位男性的一半。不過，墨西哥的有識之士仍然在竭力扭轉這種情況。
越來越多的攝影師，不僅將鏡頭的焦點集中在家暴事件上，而且對于事件背后的社會階層問題進行反思。 墨西哥的女權組織也一直在努力，20世紀90年代之后，活動尤為增多。現在，人們可以在墨西哥的街頭和公車站牌上看到相關的宣傳圖片，海報、廣告，它們都在呼吁人們反對家庭暴力，喚醒男性尊重女性的意識，讓女性脫離被拳腳相加時只能忍氣吞聲、不敢求助的困境。僅以2019年來說，首都墨西哥城就展開過各種形式和規模的集會。“三八”國際婦女節當天，墨西哥城的“反性別暴力游行”在聯邦警察和國家人權組織的護衛下舉行，來自各個職業、階層和地區的女性與志愿者高舉反對性別暴力和主張女性權利的標語，沿著主干道一路向前，引發了國內外媒體的大幅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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