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曬一曬大學的課堂筆記，說一說當下的學術圣地。 我是50后，大學畢業30多年了，一直保存著當時的課堂筆記冊，偶爾還會拿出來翻閱一番，并依此找回一些難忘的記憶，今天拿出來曬一曬，愿與讀者分享。 那是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最難忘的就是聽過眾多教授或副教授的課，比如鐘敬文先生講民間文學、黃藥眠先生講文藝理論、郭預衡先生講先秦散文、聶石樵先生講魏晉兩漢、李道英先生講隋唐五代文學、楊敏如先生講唐詩宋詞、李清安先生講外國文學、啟功先生講《紅樓夢》（紅學）、許嘉璐先生講訓詁學、李修生先生講《水滸傳》、劉錫慶先生講當代文學、馬新國先生講文學概論、張銳先生講教學教法等。 必修課和選修課課堂筆記 記得啟功先生講《紅樓夢》是在500人的階梯教室，不僅教室里面座無虛席，教室外也站著許多人“蹭課”，其中有不少青年教師，那可是在隆冬時節啊！ 許嘉璐先生的訓詁學是小班授課，三五十名學生在教室里上課，前后門外也站著許多“蹭課”的人，據說不僅有本校的師生，有的還是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和教師。 課堂筆記掠影 需要說清楚的是，從我留存的課堂筆記可以佐證，講課的老師不僅有真才實學，個個學富五車，而且十分認真和負責，以我從事多年書刊編輯的資歷判斷，把這些課堂筆記加以整理后，都具有出書資格和學術教學價值。 大學畢業后先是留校執教，又從事教育行政，再從事媒體記者編輯，直至現在的書刊編輯工作。在專注本職的同時，一直關注著大學教育，鑒于我國大多數高校都屬于應用型大學，因此更多關注大學的課堂教學，實話實說，近幾年除外，對前些年教授不授課、學生課堂上睡覺的普遍現象十分不忿，何以如此？ 文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計劃》（1982.6） 我堅持認為，初高中階段的高強度應試教育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考入大學后的學生厭學問題，直接表現在逃學翹課，即使坐在教室里，也沒有專心致志地聽課，有官媒曾發布課堂上睡倒一片的圖文報道，其實這只是見微知著的一個縮影，卻反映出學生缺乏學習動力，更遑論責任心和使命感，這與當年“為中華崛起為讀書”的激情澎拜有霄壤之別。 必修課課堂筆記 還有一個造成大學生厭學的重要原因，就是大學教師“厭教”，不是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大學教授不授課，上課的多是講師乃至助教，有的課堂上照本宣科念講義，有的“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更有的把必修課或選修課變成自習課，如此這般，對得起教師這一“太陽底下輝煌的職業”的榮耀嗎？對得起那些學費成為全家負擔的莘莘學子嗎？對得起那一座座豪華壯觀的高樓大廈之校舍嗎？最重要的是對得起國家的重托和民眾的期望嗎？ 沒有人否認教育改革的成就，但也不能無視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存在的問題，在這一次突發的新冠肺炎的疫情進程中，少數專家學者的差勁表現，再一次把大學教育包括研究生及博士生教育存在的嚴重問題凸顯出來，大的上綱上線問題筆者沒有資格多說，必須指出的問題還是教學問題，即老師如何教和學生怎樣學的問題。 課堂筆記：隋唐五代文學 學生以學為主，教師以教為職，這是多么簡單的問題，卻成了最難“變現”的問題。大家都看到的是，這些年來，出臺了多少激勵獎掖政策和措施，制定并公布了多少“學者計劃”和“人才工程”，出發點絕對正確，但實際效果卻令人質疑唏噓，有的學者不學無術，有的專家專精于跑項目拉資金搞公關，更有不少高精尖人才“走出了國門”。 最有必要指出的是，不是個別的博導、院士和學科帶頭人，起到的是壞的榜樣作用。這些人把學問當成了爭名逐利的資本，把本科生當成愚弄的對象，把研究生、博士生當成可以任意驅使做私活的奴隸，一句話，把大學校園學術圣地象牙之塔當成了生意場！ 選修課和必修課課堂筆記 沒有必要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偌大的中國怎么能放不下一張課桌？讓學生回歸教室課堂，讓教師占據三尺講臺，學生安心學習本分，教師安心執教本職，如果這最簡單的道理都不明白，這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又何談培養出報效國家社稷、奉獻人類福祉的合格人才！ 需要說明的是，我是知青返城后通過補習考上的大學，在年級和班里年齡居中，比我年長的有1/3，比我年輕的有1/3，在功課成績上我也是屬于中間靠下，也就是說，做課堂筆記至少有一半的同學比我要好，比我更加認真、規范和整齊，可想而知，那才是值得各位讀者瀏覽的課堂筆記，我至多算是拋磚引玉，有保存課堂筆記的同學不妨也曬一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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