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何為循吏？相比于循吏而言，我們更熟悉酷吏一詞。確實，司馬遷在《史記·酷吏列傳》中為我們細致刻畫了十幾位漢朝酷吏，他們舞弄刀筆、巧言令色，給人留下了嚴苛殘忍的深刻印象。而循吏和酷吏恰恰相反，在司馬遷筆下，循吏是官員中清正廉潔、重農宣教的代表，是司馬遷心中的理想官員形象。 從循吏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層面上看，我們大致可以將其分為三個方面，即經濟民生方面、思想教化方面和律歷理訟方面。  循吏是官員中清正廉潔、重農宣教的代表 一、恢復市場秩序、不與民爭利，循吏成為當時的“經濟大腦”孫叔敖是春秋時期楚國大夫，在他成為楚國國相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的政策。在他的治理下，楚國國力益增，百姓生活富足。 當時的楚國國君是楚莊王，在對外攻伐上，楚莊王是“問鼎中原”的春秋霸主。但在對內治理上，楚莊王卻是實實在在的外行。不知出于什么考慮，楚莊王下令在不改變錢的大小重量基礎上提高其面值，這給百姓的日常使用帶來很大不便，于是紛紛放棄了自己的本業，造成了市場的混亂局面。 孫叔敖在接到管理市場官員的匯報后詢問官員這種現象持續了多長時間，在得到已經持續三個月的回答后，孫叔敖自信滿滿地向官員保證自己會盡力扭轉這種局面。
五天后，孫叔敖在上朝時將情況匯報給楚莊王并請求恢復原來的貨幣制度。在得到楚王的同意后，孫叔敖立即下令恢復舊有幣制，效果立竿見影，在恢復舊有幣制的三天后，市場就恢復了往日的秩序，楚國的經濟也再次回到正軌。可以說，孫叔敖幾乎用一己之力將楚國的經濟從懸崖邊拉回來，堪稱那個時期的經濟專家。  楚國大夫孫叔敖 公儀休是春秋時期魯國宰相，他堅持奉行不與民爭利、不占小便宜的為官準則。他覺得蔬菜好吃，于是回家將自家院中的蔬菜全部拔了扔掉。看到自己妻子織布手藝好，怕因此影響了以織布為生的百姓的生路，于是將妻子逐出家門并將織布機燒掉。
公儀休用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不與民爭利、不占小便宜的為官準則，同時也詮釋了什么叫“對自己狠，對家人更狠！”  魯國宰相公儀休 二、天道遠，人道邇，循吏成為當時的“思想明燈”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大夫，在他上任前，鄭國的國政可以用“糟糕”來形容，《史記·循吏列傳》的記載是：“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正是在這種不利的局面下，子產被任命為鄭國國相。上任后的子產采取了一系列整頓改革措施： 在政治上，他頒布法令限制貴族特權，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在經濟上，他整頓田制，劃定王室公卿的土地疆界，將農戶按什伍加以編制，對私田按地畝課稅； 在法制上，他鑄刑書于鼎上，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譽為“法家思想之始”。 子產最為人稱道的貢獻是在思想教化方面。他主張“寬猛相濟、互相調和”的施政理念，將鄭國的國政始終維持在穩定有效的運行區間，而他“擇能而使”的用人觀和“不毀鄉校”的教化思想更是突出體現了濃厚的民本思想，為后世所稱頌。在子產的勵精圖治和思想感召下，鄭國的面貌為之一新，幾乎是一年一變樣。
子產在鄭國為相二十六年，百姓十分擁戴他，將之視為救民于水火的圣人。
 鄭國大夫子產 三、石奢縱父而死、李離過殺而亡，循吏成為當時的“法制楷模”石奢是春秋時期楚國國相，他為人剛正不阿、清正廉明，既不阿諛奉承，也不膽小怕事。一次在外巡查的時候，石奢正巧遇上行兇殺人，結果追捕下來，兇犯竟是自己的父親。 作為國相，石奢本可以利用自己尊貴的身份用金錢替自己父親開脫罪名，但那樣就觸犯了國法。而如果依法逮捕父親治罪又落下了不孝的惡名，觸犯了家規。在這種兩難的局面下，石奢毅然決定放下功名利祿和自己所獲得的一切，選擇用自己的生命替父親贖罪。 楚昭王知道此事后極力勸說石奢既然沒有追到兇手就不必認罪，允許他繼續履行國相的職責。但即使這樣，堅守信念的石奢還是自刎而死，他選擇用自己的生命捍衛國家的法制、保留內心的尊嚴。 李離是春秋時期晉國的法官，由于聽信了錯誤的口供和意見，他枉殺了人命，辦了冤假錯案。此事理應治罪但絕不至死，晉文公也認為“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 可李離卻堅持認為自己應該為此負主要責任，和下屬無關。晉文公甚至說出了：“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的話勸李離回心轉意，但李離拒不受命，他激昂慷慨地說道：“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然后揮別晉文公，伏劍而死。  石奢和李離是春秋時期的“法制楷模” 四、重循吏而輕酷吏，司馬遷最反感的其實是自己生活的朝代通過以上司馬遷在《史記·循吏列傳》中描寫的循吏，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他們都生活在春秋時期。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春秋是亂世，既然是亂世那必然是爾虞我詐、民不聊生。可歷史的全貌是復雜的，亂世之中也會有治世、也會有治世能臣，而春秋時期就是這樣一個復雜而特殊的歷史時期。 春秋時期充斥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紛爭，但也誕生了無數思想流派和圣人先賢，諸子百家在春秋時期爭奇斗艷，為后世留下了無數寶貴的文化遺產。歸根結底，司馬遷眼中的春秋時期是自由的、美好的。因此，他選取了春秋時期五位著名的循吏為代表寫進了《循吏列傳》。 反過來看，《史記·酷吏列傳》中寫到的十二位酷吏皆為漢朝大臣，而細數下來，更是有多達十人為漢武帝時期的大臣，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司馬遷對當時他所處歷史時期的態度。  太史公司馬遷 結語：從本質上看，司馬遷的思想中存在著儒家和道家兩種思想，而其中又以道家為重。相比于漢武帝時期的嚴刑峻法和窮兵黷武，司馬遷無疑更主張道家所倡導的小國寡民和無為而治。而從《史記·孝文本紀》中對漢文帝的贊頌和推崇我們也可以發現，寬厚仁和的漢文帝更符合司馬遷心中完美帝王的形象。 從個人角度講，我們無法苛責遭受莫大屈辱的司馬遷會對酷吏有什么好印象。事實上，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司馬遷對一些酷吏表現出的秉公執法和剛正不阿還是肯定的，這足以證明司馬遷的秉筆直書，本無可厚非。 從歷史角度講，到底是仁治還是法治抑或是無為而治始終是歷史進程中不斷爭論和探討的可行性選項，只不過在不同時期或不同階段，不同的人持不同的觀點而已，并無定論。漢武帝取得的宏偉功績無疑是值得載入史冊的，但作為一名飽受屈辱的普通史官，司馬遷能從百姓疾苦的角度出發懷有悲天憫人的深厚情懷無疑是值得欽佩的。 本文由“大瀚聞史”原創，歡迎關注，有更多獨家內容等著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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