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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晉是我國書法史上由隸書向真、行、草書過渡，真、行、草書發(fā)展成熟的時期。正像漢代由篆而隸一樣，魏晉由隸而真、行、草的衍變和真行草書的發(fā)展，在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魏晉時期，書法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進入自覺的發(fā)展階段，向著多體匯萃、風格競美的方向邁進。書法藝術自覺發(fā)展的重要標志是書論和書法品評的發(fā)展，探索書法藝術發(fā)展的自身規(guī)律。同時，在民間書手如云、書法藝術普遍發(fā)展的基礎上，一批有成就有影響的書家涌現(xiàn)。例如漢有史游、杜度、崔緩、崔
寔、張芝、曹喜、蔡邕、劉德升，三國魏有鐘繇、韋誕，吳有皇象，晉有衛(wèi)瓘、索靖、衛(wèi)夫人、王羲之、王獻之……孫過庭《書譜》說：“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鐘（繇）、張（芝）之絕，晉末稱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之妙。”在眾多的書家之中，鐘、王可稱皎皎者。鐘、王的藝術實踐完成了由隸而真、行、草的過渡。并將真、行、草書的發(fā)展推上了一個新的水平和境界，開創(chuàng)了真、行、草書發(fā)展的新階段。他們在書學上的貢獻，猶如詩之李白、杜甫，散文之司馬遷，畫之顧愷之、吳道子，對中國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鐘繇（151——230）字元常，穎川長社（河南許昌）人。在魏封定陵侯，加太傅，世稱“鐘太傅”。他的書藝“師資德升，馳驁曹、蔡，仿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研。”（《書林藻鑒》）世傳鐘繇學書曾“畫地廣數(shù)步，臥畫被穿過表”，又于韋誕處學蔡邕筆法而不可得，韋誕死后，鐘繇發(fā)其冢而得筆法。學書的勤奮和執(zhí)著，使他能對前人傳統(tǒng)取精用宏，兼善諸體，而于真書有獨特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據(jù)南朝羊欣說，鐘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銘石之書指當時石刻碑銘的漢隸八分書，目前鐘繇有八分書《群臣上尊號奏碑》傳世，碑字結(jié)體方整，骨氣洞達，波磔分披，俯仰有翩翩之致。章程書應指當時書寫篇章法令的“八分楷法”書體，即真書初期的名稱。行狎書即行書，鐘繇行書未見有作品傳世，他的《薦季直表》具有濃重的行書筆意。在當時，他的隸體八分書很有名氣，衛(wèi)恒評為“最妙者也”。然而鐘繇在書藝上主要的貢獻在真書方面，張懷瓘《書斷》說鐘繇“真書絕世，剛?cè)醾溲伞保上гE無傳，后世叢帖翻刻的鐘繇真書，屢經(jīng)唐宋人輾轉(zhuǎn)摹刻，形跡失真，只能約略見其一斑。
梁武帝曾以“如云鶴游天，群鴻戲海”來表達鐘書特征，鶴、鴻皆有翼，飛翔分張，故“鐘書尚翻，真書亦帶分勢，其用筆尚外拓，故有飛鳥騫騰之姿，所謂鐘家隼尾波也。”（胡小石《書藝略論》）鐘繇處于由隸而真行草的過渡時期，真書帶分勢是時代使然，也是鐘繇真書的特點。世傳鐘繇真書如《宣示表》、《力命表》、《墓田內(nèi)舍帖》等，是王羲之的摹品，有較多的王書筆意，《淳化閣帖》收的《戎路表》雖也是后人所摹，但用筆波挑俯仰，有明顯分勢，故書家多以此表書法最能代表鐘繇真書面貌，“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余，秦漢以來，一人而已”。（張懷瓘《書斷》）鐘繇在推動真書的發(fā)展、完備和趨于定型上作出了重大貢獻，“典型已覺中郎遠”，完成真書初期典型形式的創(chuàng)造。
鐘繇創(chuàng)造的真書形式，曾風靡于魏晉，至東晉仍有不少書家如王廙、謝安、庾亮等恪守著鐘書風范，一直到王羲之崛起才沖破鐘書，“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創(chuàng)造出有別于鐘書的王氏新書風，并取代鐘書而風行于南朝，至隋唐達到極盛，世稱“書圣”。
王羲之（307——365）字逸少，瑯琊臨沂人，居會稽山陰。在東晉時官至右軍將軍，世稱王右軍。王羲之出身名門，其父、叔、伯、從兄皆善書，王羲之少年書學父叔，他自敘說：“予少學衛(wèi)夫人，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鐘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jīng)。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wèi)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于眾碑學習焉。”（《書林藻鑒》）叔王廙及衛(wèi)夫人的書法皆出鐘繇法，可見王羲之書學是由鐘法起步的。此后北游開闊心胸，又得江山之助，融會中原雄茂古樸之風，“增損古法，裁成今體”
（《書斷》）。他的今體是在“備精諸體”，善真、行、草、八分、飛白等的基礎上自成家數(shù)的。在當時“江左朝中莫有及者”。張懷瓘說王羲之“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指出王羲之在書法上的主要成就在真、行書方面。
王羲之在真、行上的主要貢獻，是經(jīng)篆筆入真、行書，從而改變了鐘繇書左右波挑的形貌和放逸的書風，形成王氏圓轉(zhuǎn)凝重的自家形貌和風格。《東觀余論》說王羲之的新風格“殊類鐘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梁武帝以“龍?zhí)扉T，虎臥鳳閣”來概括王氏書風，胡小石先生釋曰：“王出于鐘，而易翻為曲，減去分勢，其用筆尚內(nèi)擫，不折而用轉(zhuǎn)，所謂右軍‘一拓直下’之法。故梁武帝以龍?zhí)⑴P喻之。龍?zhí)暄眩⑴P之踡曲，皆轉(zhuǎn)而不折，真能狀王書之旨。”鐘書尚翻而有分勢，王書尚曲而有篆意，世傳羲之愛鵝，曾為山陰道士書《黃庭經(jīng)》換取白鵝，歸而甚悅。白鵝戲水，婉轉(zhuǎn)自如，鵝脛曲而筋骨內(nèi)含，與王書一致，可見“黃庭換白鵝”的書林佳話不為無因。
王羲之書法真跡無存，世傳真、行、草書均系后人翻刻、鉤填摹本。真書《樂毅論》、《黃庭經(jīng)》、《東方朔畫贊》等被孫過庭《書譜》稱為“真書絕致者”。王氏真書各帖感情各異而風格渾融一致，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不同情緒和書寫方法有機結(jié)合，提高了書法藝術的表現(xiàn)力，孫過庭認為：“寫《樂毅》則情多佛郁”，此帖筆勢精妙，被視為王氏真書第一。寫“《黃庭經(jīng)》則怡擇虛無”，其書溫潤遒麗，確有恬淡心境。“書《畫贊》則意涉瑰奇”，其書最顯晉人瀟灑飄逸的風神，用筆遒麗而峻秀，歐陽詢摹蘭亭序?qū)嵱纱颂猛鯐P意。王羲之真書在南朝時已膾炙人口，梁時已刻入碑石。《書后品》評王氏真書“如陰陽四時，寒暑調(diào)暢，巖廊宏敞，簪裙肅穆……可謂書之圣也”，“羲之萬字不
同”，“頭上安點，如高峰墜石；作一橫畫，如千里陣云；捺一偃波，若風雷震駭；作一豎畫，如萬歲枯藤；立一倚竿，若虎臥鳳閣；自上揭竿，如龍?zhí)扉T”。王羲之完善了真書審美意致的創(chuàng)造，將真書的發(fā)展推上了今楷的歷史階段，開唐楷之先河。
王羲之行草書對后世影響猶為廣泛深遠，草書得自張芝，自謂“猶當雁行”。實則與其父并稱“二王”的王獻之，在草書上的成就超過乃翁。后漢張芝的一筆書今草，“惟子敬明其深詣”，黃庭堅說：王氏父子草書“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這由他傳世的《鴨頭丸帖》，可以看出氣脈連貫，一氣呵成的特點。在筆法上變乃翁內(nèi)擫為外拓，后世草書多受小王影響。王羲之《蘭亭序》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號為萬世楷模，其影響在王書中最為深遠。王羲之處于行草書普遍發(fā)展的歷史階段，目前出土的漢晉竹木簡書、帛書等有大量行草書體，其中亦有與王羲之行草書近似的作品，他正是在廣泛吸取漢晉民間行草書的字型、結(jié)體、筆法等實踐經(jīng)驗的基礎上，集大成以為格式，創(chuàng)造了妍麗流美的自家風貌，把行草書提高到一個新的審美層次。“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李嗣真）這些在《蘭亭序》和暢優(yōu)雅的境界，舒展自如妍美流便的線條，氣脈條貫的章法和飄逸的風神中，可以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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