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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王氏族譜》考 ? 作者：張海鵬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原載：《尋根》期刊2016年第4、5期及2017年第1期 一、序言 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鎮王家河村（群富村），王姓聚居，共分五分（房）。從一世祖開基以來經歷了大約650年。王姓族人祖傳“倒爐”手藝，多以鑄造為業，現在冶金行業稱為“翻砂”。這種手藝起于何時，現在已無從査考，我在光緒八年（1882年）編纂的《孝感縣志》》上找不到任何蹤跡，1959年出版的《孝感縣簡志》上也未見明確記載。從采訪族人看，至少晚清以來即以此手藝謀生。早年主要生產犁面、犁尖等農具和鐵鍋，20世紀七八十年代，轉而生產鋁鍋、鋁水瓢等日用品。為謀生起見，村中許多男丁到湖北、河南、安徽各縣開爐鑄造，20世紀50年代以后成為各縣鐵工廠、農具機械廠的技術工人，為我國現代化事業的起步貢獻了力量。20世紀60-80年代初，我曾看到王家河家家開爐，處處起火，稻場上曬著翻砂用的模子，人人經營鋁制品生意的局面。在一段時期里，王家河是周圍各村莊中較為富有的，是為周圍各村莊羨慕的。隨著國家現代化的進展，耕田農具逐漸機械化，生活用品也轉由機械生產，犁鏵沒有市場，鋁制品鍋、鍋蓋、水瓢等農村家用工具也逐漸失去了市場。今天的王家河，這種流傳幾百年的手藝，除一戶為外地工廠加工零配件還在“開爐”生產外，其他各家皆已斂手。還有幾家王姓后人在外地開了工廠，那已經是較為現代化的生產了。這種傳承了幾百年的手藝，在王家河也只是留存在人們的回憶中了，再也看不到開爐、起火的轟轟烈烈景象了，現代化生產極大地摧毀了農耕時代的手工業生產和相關技藝。寄居各縣的“倒爐”手藝人也都落籍各地了。 近年各地農村發起修譜。王家河王氏二分王順凱（朗清）十年前開始籌備，做出了相當努力，打算修出二分續譜，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及身而成。五分在族人王心棋（潤琴）全力推動下得以修成，潤琴先生所修之譜稱《王氏五分相邦公長房克繩公支下續譜》（以下簡稱“五分續譜”）。潤琴先生修譜過程中，發現了五分族人收藏的《王氏五分支譜》（以下簡稱“支譜”），他參照“支譜”和光緒十一年（1885年）所修《王氏族譜》（以下簡稱“光緒乙酉譜”），完成了五分族譜的修訂。“支譜”與“光緒乙酉譜”最大的不同，在于“支譜”多出了九代。王氏族人各分在續修中對是否應多出九代存在不同認識。 我作為王氏二分女婿，受托擔任二分譜編纂，在寫給潤琴先生的信中我是支持九代的。可惜的是，王氏族人大多不支持九代之說。我作為此次修譜的客卿，自不能勉強。但是，我在認真研究了孝感王氏來歷及其演變歷史后，堅持認為孝感王家河（群富村）自明初以來人口繁衍，應不止現在所說的22代，應該再增加4-7代，才符合歷史的事實。因此，我在此僅憑可能得到的王姓族譜資料，寫出一點考證，以求盡可能復原歷史的真實，是否在修譜中采納，只好留待王氏賢達和后人卓裁。 二、孝感王姓族人的由來 考證本題以前，首先要搞清楚孝感王氏的由來。 據傳，王姓族人先祖起自于周靈王。后以王為氏，綿延繁衍。魏晉時期，代有聲名。北宋時，王姓族人曾為相，宋代大文學家蘇軾曾作《三槐堂銘》予以稱贊。《三槐堂銘》記述王氏先人曾手植三槐于庭，以激勵后人上進。王姓族人遂以三槐為堂號，分居各地的王氏后人常以三槐堂自居。據王潤琴先生記憶，王家河王氏宗祠里即懸掛“三槐堂”匾。五代時期，北方戰亂，王氏族人南遷各地，其中一支輾轉來到江西，江西王姓情況如何，資料不足，難以盡述。 江西王氏族人遷居湖北孝感，是一個大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宋元之交和元明之際，政治腐敗，災荒嚴重，導致農民起義不斷，戰爭頻發，各地梟雄爭奪天下。湖北成為朱元璋、陳友諒、徐壽輝爭奪的大戰場，殺人盈庭，血流于野，人口財力嚴重損失。湖北《喻氏宗譜》卷一載：“徐壽輝之亂，楚地榛莽千里，虛無人跡。”朱元璋取得最終勝利，定鼎南京，統一全國。明洪武元年，高祖朱元璋頒布詔諭，令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這一舉措是政府行為，造成全國人口的大流動。但是，據有關學者研究，這一次全國性的有組織的人口大流動，卻在正史上沒有留下過多記載。反映這一歷史事實的，多存在于湖北、四川等各地的方志和族譜記載，也存在于移民后裔的口耳相傳中。據復旦大學人口史學者曹樹基所著《中國移民史》第五卷估算，在洪武大移民中，從江西遷往湖南的移民約有57萬，江西遷往湖北的移民約為69萬。由于江西未經歷大戰亂，人口繁盛，財力豐沛，形成了洪武人口大遷移的物質基礎。據學者依據大量族譜和地方志材料的研究，鄂東北的江西移民占到全部人口80%，鄂東南和江漢平原一帶約占77%，襄陽一帶占到67%，鄂西北也占到30%。可見，湖北人大部分都是江西人的后裔。 由于是政府行為，遷居湖北的多是江西士族大姓，在這種形勢下，往往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在政府的動員安排下集體遷移。 江西王姓先祖遷來孝感，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發生的。據“光緒乙酉譜”，一世開基祖宗二下載：“公行二，號括伯，始麻城來于元末。積功累德，塑像于東岳廟中，咸豐年間慘遭兵燹。”他是先到麻城，后定居孝感。此外，“光緒乙酉譜”沒有提供王姓由來的其他材料。 據民國17年隨州《王氏宗譜》（以下稱“隨州譜”）所載，隨州王姓族人禮富、禮貴、禮榮于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所撰《王氏宗譜》卷一《譜牒敘》：“宗一、宗二昆友二人，原系江西民籍，至明皇洪武二年始徙于孝感白云鄉白沙鋪楊橋村，居住二百余載。”另據民國17年《王氏宗譜敘》：“先君曉之曰：吾先祖肇自江西，明洪武初年始遷孝感，繼遷隨邑，歷經數世，人丁漸繁，源流漸遠，若無宗譜，世系將失。”從嘉慶十八年到民國17年，中間經歷了100多年，口耳相傳，大體是一致的。元末明初來到孝感，這基本上來自于歷代口耳相傳。宗一、宗二兄弟離開江西來孝感白沙鋪楊橋村定居，歷代人口繁衍，乃將此地定名為王家河。康熙年間，王家河王姓三分族人中有繼宗公，其二子之佐、之佑二人，之佐自孝感遷居纏山店（據“光緒乙酉譜”，此地名現已不可考），這一支族人實際上到了隨州南山損川鄉紫里九甲灣楊河姚家畈落籍，之佑遷陜無考（見“隨州譜”卷一《建祠碑文》）。上述《譜牒敘》所指二百余載，應是康熙初年孝感王姓兄弟遷徙隨州的時間，其實，從洪武二年到康熙初年差不多三百年。 至宗一公，據“隨州譜”《創修宗譜總序》載，“宗一公之后裔，另有祠宇，支派自成一宗”。這是隨州王氏在民國17年到孝感王家河訪問族人后，從王自安、王少初那里得到的消息。現據說，宗一公后裔在孝感城附近自成一宗，修有族譜。 根據現在所獲得的王氏族譜資料，從江西來到湖北的不止一支，來到孝感的王氏族人，也不止一支。據上海圖書館編《中國家譜總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所載，元末明初從江西臨川遷居湖北漢陽一支，由吉安府遷居湖北黃陂一支、漢川一支，黃岡數支，麻城一支，紅安一支。還有洪湖、公安、沔陽等各縣均有來自江西的移民。《中國家譜總目》還載有王祥徽纂修孝感《王氏宗譜》八卷，同治八年版，始祖明代人，其他未詳，此譜藏于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筆者未曾親自披覽，不知此族今日位于孝感何處。近來發現孝昌(原屬孝感，20世紀90年代析出）還有—部《澴川王氏宗譜》，明代天啟年間修，1920年重修，分成七卷。這家王氏后人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屢次修譜，至2011年5月完成出版新譜三巨冊。根據《澴川王氏宗譜》披露的明代天啟元年（1621年）譜序，這家王氏遷居孝感縣白云鄉后，分成十分，天啟年間“聚族于白云鄉興讓北會東西南北，在祖建靈臺寺地方居住者，惟六分、三分、四分、五分、七分、九分、十分，此同承納匠貼銀之族”。承納匠貼銀是指按戶籍向政府交納稅銀的意思。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家族。據1921年版《澴川王氏宗譜》記載，參加續譜的村莊有54個；2011年版《澴川三槐堂王氏宗譜》記載，參加續譜的王氏族人今天分居孝感、孝昌、漢川、漢陽、仙桃、大悟等市縣87個村莊，人口數以萬計，一說20萬。1921年版《澴川王氏宗譜》在序言后，印有遷居孝感始祖宗仁公遺訓。這個遺訓提供了江西王氏先人遷居孝感的經過，極為重要。因為這個遺訓重要，我把它全部抄錄如下： 吾先祖相傳世居揚州九江豫章郡臨川縣金井灣，累世簪纓，宗族繁衍，分八大房。其一分裔至吾高祖諱士祺，當宋南渡后，以光祿大夫拒元兵于江漢之間，晉封統文顯武將軍；吾伯曾祖諱元偉，字仁杰，居義烏郡，生堂叔祖諱偉，字子允；吾曾祖諱元愷，字仁豪，籍居麻城五老山下張七相公村滾子河，生吾祖諱禱，字子誠；吾父諱之勉，號復齋，舉茂才遇濁世，未上第，于元至正年間選為麻城諸生訓教，著有《閑道錄四子書注疏講義》行于世；吾兄宗性，字天一，自吾祖父迄吾身，甫三代而元亡。 大明洪武元年0368年）十一月，皇詔限一月內撥發麻城士民于外府州縣墾種時，吾兄年五十余，乘票撥吾于孝感縣白云鄉西觀村白水堡，經兵燹報絕戶之李家村棗柏林中茅屋三間。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偕段氏攜一子與二仆申兒、旌兒至李姓家，神主猶在。 次年已酉年（1369年）正月初二日，插草標記土界，吾年方二十五歲，秋八月，乘納戶丁銀三兩三錢八分五厘。 五年，吾母薛氏卒于麻城十一月初八日午時，歸葬于滾子河吾父墓右，上勒碑一塊。 六年，吾兄分匠銀一-1·二兩，始納票一紙，另注吾名天二。 二十二年（1389年）造瓦屋十間，二十五年（1392年），立水砦一所（按：即今孝昌縣周興東南王家砦）。段氏卒，續娶彭氏，彭氏卒，續娶余氏，各育有子女，惟九官、十官尚幼，吾年衰邁，理應頓養。爾眾兄弟當體吾志，訓詁成人，戶丁匠銀，異后不得逃避推諉以累一二人，后世子孫若有志建立祠宇，撰修家乘者，欲知歷代世系祖宗名爵，須往臨川縣義烏郡二處祠中查之，木本水源彰彰可考。 吾本華胄，家風清馥，后世當體吾言，男子以耕讀為務，女兒貴冰雪自持。男勿失業為下賤之子，女勿冶容蹈污穢之名，清白守己，勤儉持身；勿恃己勢而恐嚇鄉鄰，勿挾己智而厭薄兄弟；喪祭斟諸禮豐險合其宜；誠于交人接物，嚴于省身自修。 孝為百行之首，鲇為萬惡之魁，遵吾言者，麒鱗應瑞，背吾言者，梟獍隨生。數傳而后，譜系當清，子子孫孫，拳拳服膺，庶幾螽斯蟄蟄，瓜瓞綿綿，于以繼槐堂之家聲，歷久弗替，不卜可知也。其慎之勉之！ 宗仁生于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卒于明永樂元年（1403年）。他是從江西臨川遷麻城，轉孝感的第一代，他的遺訓所反映的歷史價值是很高的，是說明孝感王氏來歷的第一手資料。為此可以有以下各點評論： 第一，宗仁說：“吾先祖相傳世居揚州九江豫章郡臨川縣金井灣”，這里所說的先祖，明確指為“傳說”。宗仁對先祖的敘述不是親身經歷，也不是根據文字記載，所說揚州九江豫章郡，是沿用古老的傳聞。作為地方行政設置，郡縣制是秦代設立的，兩漢及魏晉時期實行，隋唐以后廢郡留縣，元明兩代均不實行郡制。西漢時，豫章郡屬揚州刺史部，王莽時改稱九江郡。豫章郡大致相當于后世的江西，郡以下分成若干縣，這里只有臨川縣金井灣這個地名應該是可靠的。 第二，臨川縣金井灣王氏先祖宗族繁衍，分八大房。宗仁的曾祖元愷已經遷居湖北麻城。乃父之勉以秀才未能中舉，擔任麻城諸生訓教，有著錄，擔任諸生訓教，是被麻城知縣選拔為鄉學(古稱“庠序”）教師。這說明，元朝末年，王元愷一家已從江西移居麻城。 第三，“大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皇詔限一月內撥發麻城士民于外府州縣墾種”。這說明，遷移麻城士民到外府州縣墾種是洪武皇帝的命令，而且要在一個月內完成，這條史料為明朝正史不載，填補了明代歷史中有關移民的重要情節。這也說明，孝感王氏不是直接來自江西，而是來自麻城。這與“光緒乙酉譜”里籠統而含糊的描述大體相符合。王家河王氏族人至今還有口傳資料，比如先世居住在麻城筷子巷，睡覺稱作“過麻城”，至今保有對先祖麻城過籍的古老記憶，這與湖北其他地區江西移民后裔的記憶大致上是相同的。湖北各地的許多族譜都記載了瓦屑壩、筷子巷、瓦子角等地名，不僅江西有瓦屑壩、筷子巷、瓦子角這些地名，湖北境內也有瓦肩壩、筷子巷、瓦子角的地名。 第四，“乘票撥吾于孝感縣白云鄉西觀村白水堡，經兵燹報絕戶之李家村棗柏林中茅屋三間”，這也是一條重要史料。這表明當時的移民不是自愿的，是政府組織的。被移民戶需要手執“乘票”，被撥往孝感白云鄉。明朝政府實行里甲制，對居民有嚴格的戶口管理，隨意遷移是不被允許的。 第五，宗仁有兄弟二人，長兄宗性，字天一，宗仁字天二。宗仁遷居孝感時已25歲，帶著家人和仆人來。宗性長宗仁二十多歲。 第六，宗仁被撥到孝感白鄉，住進李姓絕戶家中，此家神主還在。這說明當年孝感遭破壞的慘景。宗仁第二年插草標明地界，完納正稅。正式成為湖北孝感民籍。插草標明地界，表明白云鄉一帶很荒涼。 第七，經過了20年的努力耕耘，才得以造成瓦屋十間（即今孝昌縣周興東南十王垮），再過三年，建成水砦一處(即今孝昌縣王家砦）。這時候，宗仁的10個兒子都已出生。于此可見創業之艱難。 第八，令我們最感興趣的是，這個遺訓中所反映的歷史過程與孝感市蕭港鎮王家河（群富村）的王氏來歷有驚人的相似，都是由麻城來，都是定居在孝感縣白云鄉。一是定居在白云鄉西觀村白水堡，另一是定居在白云鄉白沙堡楊橋村。前者是宗仁、宗性兄弟，后者是宗一、宗—兄弟。則者說兄長宗性留在麻城，后者說兄長宗一另成宗派。王家河的王姓和隨州南山的王姓都堅稱宗一另立宗祠，宗二是他們的始祖。令人懷疑那個定居在白云鄉西觀村的王姓是否就是宗一的后人呢？ 當然，宗仁的遺訓是他本人交代的，是印在明朝天啟年間的《澴川王氏宗譜》上的，這是可靠的歷史文獻。 “光緒乙酉譜”和隨州《王氏宗譜》相比而言都是晚出的，是后人對先祖的追憶。 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證明宗二與宗仁是親兄弟，我們是否可以合理地推測：經江西來自麻城的宗仁以及宗一、宗二兄弟都是祖居江西臨川縣金井灣的同輩兄弟呢？ 如果宗仁不是宗一，那么王家河王氏與隨州南山王氏所說的宗一還在孝感嗎？又在孝感何處呢？ 三、“光緒乙酉譜”與“隨州譜”的纂修 王家河現存《王氏族譜》是光緒乙酉年（即光緒十一年，1885年）由十一世孫珪如、兆康公主持修訂的。按“光緒乙酉譜”凡例，“序文條規凡例世系，共計一百頁”。我手里是復印本。從復印本可見，這本族譜是用毛筆抄寫，用刻版印制的豎行格式，每頁10行。譜系按行填入。首列十一世孫珪如公序，其下是十一世孫兆康公序，再次是四大條規、凡例，其后是譜的世系正文。 此次修譜，應是孝感王姓族人第一次正式修譜。十一世孫珪如公在序言中提到乃父晴川公“情殷收族，而有志未遂”，曾囑咐子弟修譜。兆康公序言也說“先父晴川公有志創建，未果而卒”。兄弟二人在同治庚午年（1870年）始商議“建祠序譜，我輩之責。茍視為緩圖，將有愈遠愈難者”，庚午年冬月帶頭捐錢，發動首人，決定先建祠，后修譜。同治辛未年（1871年）祠堂建成。兆康公建祠七律注文說“同治辛未年迎祖入祠，族內百余家，莫不備其禮，內揭其誠”。到光緒十一年(1885年）“光緒乙酉譜”修成。從籌劃到修成，前后近20年。 凡例第一條說“歷代名諱姓氏及昭穆次序，俱從舊本核出，間或訪求遺老，不敢臆斷”，這是說世系來歷。在本譜修前，各房分支可能有各自記錄的“舊本”，歷代名諱及昭穆次序大抵是依據這些“舊本”，有時也訪求遺老。所謂遺老，指在世的老輩。所謂“舊本”，不大可能指以前正式修出的譜，而是各分、各房甚或個人記錄的歷代先祖世系。因為，從“光緒乙酉譜”序言可知，在清朝同治以前未曾修過譜。 “凡例”明確指出：“總譜一部存管祠首人手。”有總譜，是否有分譜或支譜？除管祠首人保存總譜外，五分中各分首人是否保存抄本？從族人中了解，以往各分首人是保存有譜的，這個譜，可能是分譜，也可能是總譜的抄本。由于沒有找到足夠的實物資料作證，這還只是推測，盡管這個推測不是毫無根據，如“支譜”的發現可以證明。現存“光緒乙酉譜”是否是管祠首人保管的那一本“總譜”？值得研究。我懷疑，這不是那一本總譜。 我看到的“光緒乙酉譜”是復印本，折疊裝，分兩冊。第一冊86頁，第二冊90頁。“凡例”說總共100頁。現有兩冊如果不用折疊裝，而是打開裝訂，兩冊加起來，不到100頁。這可能是保管人損毀了最后幾頁的緣故。 為什么懷疑不是“總譜”？我的理由如下。 封面右上題署“光緒乙酉年”，正中大字書寫“王氏族譜”，左下寫“十一世孫兆康訂”字樣，毛筆書寫，字寫得不怎么好。相比而言，兩個序言、四大條規、凡例，用標準館閣體楷書，字寫得漂亮。顯然，封面與序言等不是同一人所寫。譜中世系正文又與前述館閣體楷書不同，應是不同人抄寫。八世以后，抄寫筆跡又有變化，且有多人筆跡。十五世、十六世都有后人補寫筆跡。十六世四分是空白，缺十六世五分。十七世只有大分，缺其余各分。這說明，十六世尚未抄完。十七世可能也沒有抄完，也可能二分以后各頁缺失了。總之，世系正文較之序言等文字，寫得比較潦草。可以肯定，現存的“光緒乙酉譜”不是在光緒乙酉年一次抄成的，而是經多人之手。照道理，第一次修譜且存在祠堂管事首人之手，應該是抄寫工整，像序言一樣一筆不茍，一氣呵成。這也是對先祖的恭謹與敬意，不容馬虎、輕率。 這里要說一下“隨州譜”。隨州南山王氏自康熙年間從孝感王家河遷居隨州，到嘉慶年間一百三十多年，未曾修譜。據“隨州譜”所附“譜牒敘”，禮富、禮貴、禮榮三位于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采錄族人資料，汲汲皇皇，準備修譜，并寫下了序言。可惜，主張修譜最力的禮貴于嘉慶十九年（1814年）辭世，“隨州譜”并未修成。這個消息是光緒十五年（1889年）王克順寫的序言中透露的。隨州王氏修譜的努力一直在進行，光緒十五年的“隨州譜”序言宣告，隨州王氏宗譜修成。從1813年禮貴公草創于先，到1889年克順公增輯修成，其間經歷了76個春秋。那個時候，隨州王氏丁口尚少，經費有限，只能抄錄一簿存于宗祠，未能印制以廣傳播。 民國17年（1928年）春，族人議論，隨州奉為始祖的繼宗公墳墓還在孝感，便決定派族人到孝感調查。隨州王氏族人派出恢啟、槐寶、槐普三人前往孝感調查，詢考世系。孝感王氏族人自安、少初等熱情接待，殷勤款洽，歡愛異常。調查發現繼宗公墓地尚在，查看孝感王氏譜牒發現，隨州王氏奉為始祖的繼宗公不是繼宗二公之后的第二代，而是欽若公之長子，宗二公六傳之孫(“隨州譜”卷一《創修宗譜總序》）。 隨州王氏根據孝感調查的結果，重修隨州王氏宗譜，補進了宗二公至繼宗公之間的五代，正式做成《王氏宗譜》，于民國戊辰年清和月撰序并木刻制版印刷。民國戊辰年清和月，是1928年5-6月間。 “隨州譜”共分六卷。卷一是各種序文、碑刻、目錄，卷二是孝感王氏歷代源流考，卷三是墓圖、約據、續修字派和宗二公后裔一世至十世世系，卷四、卷五、卷六收入了禮富、禮貴、禮榮三房十二至十七世各世系。封面右手題署“民國戊辰年”，中署“王氏宗譜”四個大字，左手下署“三槐堂刊印”。全書編輯井井有條，參與編撰族譜的是有一定文化知識的人。 對于本文來說，“隨州譜”最有價值的是有關王姓歷史和來歷的部分，以及該書卷二孝感歷代源流考。有關王氏來歷的文字，主要的已經在前面引用了。下面來探討卷二。 有人認為，“隨州譜”卷二孝感歷代源流考與“光緒乙酉譜”相同，其實不然。仔細讀來，卷二與“光緒乙酉譜”有同又不同。 “隨州譜”卷二刪去了“光緒乙酉譜”卷首的所有文字，包括序言、凡例、族規等。只在卷末附錄了孝感公族字派，以及王家河具體地址，和“一時首人”。這里有幾點需要辨正。 一、卷二所列孝感公族字派與“光緒乙酉譜”不同。卷二所列公族字派是：“宗道志思，良可守學。維玉士文，國正天心。順家安世，澤長敦仁。增祥慶修，德定榮昌。”字派后附有如下文字：“謹按：世數照字取號，歸于劃一，毋得紊亂。如有不遵，非王氏后。”這個字派與“光緒乙酉譜”不同。“光緒乙酉譜”所列字派如下： 議定二十字，從十三世國字起，每世按字取號，歸于劃一，毋得紊亂。如有不遵者，非我族后人。 國十三世，正十四世，天十五世，心十六世，順十七世，家十八世，齊十九世，世二十世，澤二十一世，長二十二世，敦二十三世，仁二十四世，增二十五世，福二十六世，慶二十七世，行二十八世，義二十九世，定三十世，榮三十一世，昌三十二世。 此次王家河修譜前，流行的公族字派是： 國正天心順，家安世澤長。 敦仁增福慶，修德定榮昌。 這個字派與“隨州譜”卷二所附列的公族字派基本相同，只改了一個字，把“敦仁增祥慶”改為“敦仁增福慶”；卻與“光緒乙酉譜”有較多不同。 2011年由潤琴先生主修的“五分續譜”，經過王家河五分全體族人代表公議，制訂了新的字派：“國正天心順，家安世澤長。敦仁增福慶，行義定榮昌。忠厚傳勝寶，誠丨目顯和康。志尚遠大，建業有華章。”這個字派，增加了20個字，既經全族代表公議，當然是合乎族規的。 二、卷二最后還列有“一時首人”八人：國揚、國晉、國芹、正序、正發、天榮、心啟、順癉。這些名字，大多數在譜上找不到。在“光緒乙酉譜”上只找到十四世五分有正發的名字，“隨州譜”卷二上有國晉的名字。天榮是順凱（朗清）和玉清的祖父，其他人在譜上則不見其名。我的判斷是，這八人作為一時首人，應該是民國17年隨州王氏來王家河調查時出面招待的族人，在隨州人抄錄王家河的譜時，列名為首人。上述孝感公族字派應該是經這八人議定的。 三、“隨州譜”卷二還列出了孝邑歷代世系圖，用列表形式形象地列出了孝感王氏第一至十一世圖表，這是“光緒乙酉譜”不具備的。 四、“隨州譜”卷二的主體是孝邑歷代世紀，列出了一至十一世，而“光緒乙酉譜”列出了十七世，“隨州譜”刪去了十一世以后各世。再一個區別，“隨州譜”只列出名字，刪去了其他各項內容，把“光緒乙酉譜”中的配字改成妣字。最重要的改動，是把“光緒乙酉譜”中的五分改成了四分，列名時把四分和五分合并在一起。這是因為，按“光緒乙酉譜”，二世道富公生子志潮、志龍、志端。志潮生子思俸，志端生子思漢。“光緒乙酉譜”在排列四世時，顛倒了次序，把思漢列在四世首位，思俸列在其次。 “隨州譜”糾正了這一點，把思俸列在四世首位，思漢居于其次。思俸生二子良以、良道，思漢生四子良仁、良梅、良常、良憲。這樣列，本來是不錯的。但是隨州制譜的人不知道，思俸雖是老大，良以、良道卻晚出。“光緒乙酉譜”正是基于此，把思漢、思俸的位次倒過來。按照年齡排行，就變成良仁、良梅、良常、良憲、良以、良道。良道無出，形成良仁、良梅、良常、良憲、良以五分。良以是老五，這是不可變更的。制譜人不懂這一點，擅自把王家河的王氏變成了四分。這就把此后的世系排列打亂了。這是極不安的。 另外，“隨州譜”在九世以前，只列人名。九世起，在若干人名下加寫了有關事項。如九世相邦，妣宋下，寫上“享壽百歲，皇恩旌表真壽之門，并賜金帛數事。葬于胡家埤，立碑為記”(原文無標點）。這行字不見于“光緒乙酉譜”，它是根據“五分支譜”記述改寫的。十世克繩，表彰妣馮的話是抄自“光緒乙酉譜”。十一世永笏名下字樣，又是據“五分支譜”改寫的。永綬名下一段話，不見于“光緒乙酉譜”和“五分支譜”，是隨州制譜人自己加上的。十二世金海配楊，記述發捻來時刺刀相向，投水而死一段話，抄自“五分支譜”。金儲配楊，記述楊氏苦節自矢，抑郁成疾而歿，根據“五分支譜”改寫。亨豫配楊，記述夫早逝，守節撫孤一段話，又是抄自“光緒乙酉譜”。亨道生于道光癸已年，記述他“教授生徒，應試五十余年，青云未步。享壽八十一歲，恩賜五品”，這段話上述兩譜均未見，出生時間見于“支譜”。亨達名下，記述他幼習詩書苦讀寒窗一段話，不見于上述兩譜。金琢名下，記述他“生不逢辰，命途多乖……挹恨以終身”一段話，以及金錫名下記述160字，記其升任湖北高等審判廳，未及赴任，無病而終的事跡，都是不見于以上兩譜的。 以上可見，隨州考察人員不僅看到了“光緒乙酉譜”，也看到了“五分支譜”，從而在“隨州譜”中綜合了以上兩譜的內容，增加了兩譜沒有的內容。但是，有關五分以前各代，“隨州譜”采納了“光緒乙酉譜”。有趣的是，九世以后新增說明事項的譜主，都是屬于五分。 五、為了堅持隨州后人對繼宗公的記憶，制譜人擅自修改了“光緒乙酉譜”的記載。本來，隨州王氏后人一直認為繼宗是繼宗二之后的第二代。到了王家河才發現，繼宗是欽若公長子，他與宗二公之間還隔了五代。“光緒乙酉譜”七世三分記載：顯章，欽若公子，生子之彩、之澤，分居纏山店；繼國，欽若公子，生子祚動、祚勛，分居八叉哇。“隨州譜”卷二對上述排列做了修改，作：欽若公長子繼宗，妣胡，生子長之佐，次之佑；欽若公次子顯章，妣楊，生子長之彩，次之澤；欽若公三子繼國，妣缺，生子長祚動，次祚勛。按我的分析，“光緒乙兩譜”所列顯章，應該就是隨州王氏的繼宗。它在之彩、之澤名下寫分居纏山店。而“隨州譜”卻在顯章名下寫居纏山店，問題出在纏山店這個地名。這個地名今天是否存在？尚不得知。我分析，康熙年間繼宗（顯章）之子遷出去時，最初的地點可能是纏山店，后來落腳在隨州南山。過了200多年，隨州王氏修譜時，也已不知道纏山店地名。所以民國17年的“隨州譜”，修譜人以為那是另一個地方，便把繼宗安插在欽若公名下，作為長子。“光緒乙酉譜”在八世以后各世都有纏山店后人的記載。“隨州譜”則把八世以后居纏山店的后人全部刪去，其中奧妙，我們今天已不可知了。 可以肯定，遷居隨州的不是繼宗(顯章），而是他的兒子。因此，顯章的名字在“光緒乙酉譜”上是不會錯的。不然，隨州王氏來人考察時怎么會確定繼宗是欽若公長子，是第七代呢？但是他們又認為顯章之子分居纏山店，與隨州南山不合。所以在欽若公名下插入長子繼宗，這就讓欽若公多了一個兒子。 四、關于“支譜” 有必要討論一下“支譜”，即《王氏五分支譜》。 “支譜”是五分族人近年在編修“五分續譜”過程中從五分后人手中發現的。民國17年（1928年）隨州來人看過后，一直保存在個人手中，沒有公開過。我看到的是復印本。 “支譜”書脊上寫有五分支譜字樣，正文內除歷代世系外，無任何文字說明。它的編修是否經過五分族人共同商議，無法了解。“支譜”采取橫欄格式，每頁分成六欄，記錄了宗二公以下二十三世世系，總共五十六頁。 對“支譜”的基本評價： 第一，“支譜”用毛筆書寫，館閣體楷書，字跡清秀工整，一氣呵成。它的真實性不容懷疑。少數地方是后人補筆，字跡一眼就可以看得明白。以下的分析與統計，對于后人的補筆，基本上不包括在內。 第二，“支譜”從第十四世即梅(“光緒譜”以第五世，作良以，號即梅）開始，大部分后裔考妣生卒年月記錄清楚明白，間或還記錄事跡和考語。也有例外，嘉言公大房相湯公十八世至二十三世支派中，十八世相湯，十九世克美、克卿，二十世士瑚、士璉，二十一世金城，以及嘉言公次房相國公十八世至二十三世支派中，十八世相國，十九世克剛、克茂、克盛等，上述十位譜主未載生卒。但是，這十位譜主編在“支譜”的最后兩頁。詳細記載每代每戶譜主考妣生卒年月時，這是極其不易的，這是“支譜”的特點和優點，是“光緒乙酉譜”不具備的。這就是說，“支譜”所載十四世后人生卒年月的真實性是不容懷疑的。進一步可以推測，王氏族人自五分開始，五分（幺房）族人中開始有人記錄本房歷代先人生卒年月。如果沒有這種記錄，到19世紀80年代修譜時回憶幾百年前的先人生卒年月，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支譜”與“光緒乙酉譜”的最大區別還在于：“支譜”從十四世開始五分，“光緒譜”從五世開始五分。這一點，先按下不表，下面還要專門展開分析。 接著還要對“支譜”成譜時間提出分析。“支譜”除正文外，未見任何文字說明，難以判斷其編訂年代。這里不妨作一點考證。 按照“五分支譜”記載，在可祥公支下脩明公六世至十一世支派項下，二十世多已不在世。二十一世部分人在世，如金朝公生于（嘉慶）己卯年(1819年）正月十八日卯時，無卒年記載，說明此公尚在世。二十二世均在世，如石韜公生于（道光）庚子年(1840年）八月十四日寅時；石略公生于（道光）戊申年（1848年）九月三十日寅時；百安公生于（咸豐）辛亥年（1851年）七月二十日戊時；石友公生于（道光）乙未年（1835年）八月二十六日亥時；石銀公生于（道光）壬寅年（1842年）九月二十三日寅時；石祐公生于（道光）庚戌年（1850年）七月十四日已時。二十三世只有為松、為海二人，為松公生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又五月十五日申時；為海無生卒年月記載，可能出生不久。 “五分支譜”修譜時全部在世人員參見下表。 表中共98人，最早出生的一人，生于1801年。最晚出生的二人，生于1868年。最年長的一位譜成時過了八十歲，最年輕的譜成時過了二十歲。在“光緒譜”中作為五房首人列入的有珪如(1807)、兆康（1822)、亨衢（1821)、亨逵（1826)、亨道（1833)、亨晉（1835)、 金富（1830)、石皓（1864)。這些人在《王氏族譜》修成時都在世。據“支譜”亨衢名下后人補筆，亨衢卒于光緒十三年臘月二十四日。這一天是1888年2月5日。這樣，我們就可以相對準確地判斷“支譜”修成的時間了。1885年族譜修成時，亨衢在世，1888年2月他去世了。他去世的時間，“支譜”未記，這說明“支譜”抄成時他在世。因此，“支譜”修成的時間應該在1886-1887年。
這是一種分析方法，還有另一種分析方法。1860年至1868年（1868年是“五分支譜”注明最晚出生的一年）出生的都在二十二世和二十三世，共17人(未標記出生時間的未統計在內）。可以肯定，“支譜”形成時間，至少應該在1868年之后。 我們從“支譜”中發現：嘉言公大房相湯公十八世至二十一世支派中，十八世相湯，十九世克美、克卿，二十世士瑚、士璉，二十一世金城，以及嘉言公次房相國公十八世至十九世支派中，十八世相國，十九世克剛、克茂、克盛等，上述十位譜主未載生年。這里有什么意思嗎？按照“五分支譜”的分代，嘉言是五分十七世，是五分十六世守輝公第五子，也是幺房。嘉言公的十八世出生晚，當然十九至二十一世相對出生都晚。別的分支都到了二十三世，這一支才到二十一世。出生晚，輩分高，是幺房的特點。因此，嘉言公十八至二十一世，是最后出生的，應該在1868年后、1885年前。1885年后出生的男丁是不可能上譜的。由此判斷，“支譜”成譜時間應該在1870年后、1885年前。 通過兩種不同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支譜”在光緒十一年至十三年（1885-1887)完成，比較符合歷史實際。 得出這個判斷，同時就向我們提出一個問題：“支譜”完成的時間與王氏全族的《王氏族譜》完成時間基本相同。也可以說，兩譜的修訂差不多是同時啟動的。 肯定了族譜與支譜差不多同時完成，必然要提出兩個問題。 問題一：族譜的主事者是五分珪如公與兆康公，而他們的父親晴川公(1781-1844)發起于先。“光緒乙酉譜”成功時，晴川公已不在世。珪如公與兆康公作為五分首人，他們對五分支譜的編修是否知情，是否參與？由于缺少資料，這個問題今天難以準確回答。 “五分支譜”告訴我們，晴川、珪如、兆康屬于王氏五分相邦公以下三房，晴川公就是克振公，相邦公第三子。“光緒乙酉譜”珪如和兆康兩人的序言，稱他們的父親為晴川公，但在“五分支譜”上卻寫作漪川。這里是不是透露出一點秘密呢？他們如果參加了《王氏五分支譜》的編訂，不會寫錯自己父親的名字吧。 問題二：既然差不多同時修成，卻出現從五世五分和從十四世五分，原因何在？按照我的理解，這個問題反映出當時修譜的人們對幾百年前的先祖世代來歷不同的模糊記憶，只好各存異說罷了。修譜之難，就難在這里。光緒十一年（1885年）兆康公在《王氏族譜》序中說道：修譜之事，不能再推遲了，“茍視為緩圖，將有愈遠愈難者”。“愈遠愈難”，的確反映了當時修譜的實在情形！ 五、五世五分與十四世五分的考證與判斷 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前，先要明確一個概念。元末明初從江西經麻城遷來孝感的先祖，是在戰亂中求生的。他們輾轉來到孝感，開荊劈莽，創業維艱，生存條件是很不好的。元末明初，在現在王家河這塊地方，還是蠻荒之地。在生存條件極為艱難的環境下，幾代人都在為生存而奮斗，不大可能有人去記錄家庭的歷史。幾代繁衍下來，經過了一百年、二百年，有誰能記得創業時期先祖考妣的名姓以及生卒年月呢？除了口耳相傳，不可能有文字記錄。口耳相傳，所獲得的信息是逐漸衰退的，難以保持原樣。隔了二三百年，最初的信息衰退程度是難以想象的。試想，今天的人們，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曾祖乃至高祖呢？ 我分析，王家河這個地名，得名可能在近三百年間。直到清嘉慶十八年（1813年），隨州王氏寫的文字，說先祖從江西來到孝感白云鄉白沙鋪楊橋村，還沒有王家河名。從洪武二年(1369年）到嘉慶十八年（1813年），已經過了444年。當然，嘉慶十八年寫序的人，沒有到過孝感，他們依據的地名資料還是康熙年間得到的。從洪武二年到康熙初年，也過了約300年。至少可以說，這段時間里，沒有出現王家河這個地名。這說明什么問題？這說明，王氏先祖來到孝感楊橋村后二三百年期間，由于生存條件不是太好，人口繁衍不暢，生存概率不高。由于居民少，尚未形成村莊，也就是說，王家河尚未得名。一個村莊得名，一要社會承認，二要政府承認。這兩個條件，當時還不具備。1928年隨州出版的《王氏宗譜》，就有“本族住孝邑北門外，離城六十里許，白云鄉楊橋村東岳社公善西會王家河，在楊家河南半里許”這樣的說法。不是說直到1928年才有王家河村名，村名得名應該早得多，但也不會太早，大約不會早于乾隆、嘉慶時期。 五分第一代，在“光緒乙酉譜”上是五世，稱作良以，號即梅。“光緒乙酉譜”不注生年，不好判斷。“支譜”第十四世，即梅字伯宇，生于明辛已年，即萬歷九年（1581年），這時候距離宗二公第一代，過了212年。過了二百多年，才有五房分家。所謂五房或者五分，不過五兄弟、五家而已，還很難成為一個村莊。即梅娶妻成家，要到二十年后。 王氏族人的繁衍規律可見下表。 《王氏族譜》五世至十六世譜主人數表
注：以上統計數字根據“光緒乙酉譜”統計，只能作為參考。我們已經發現，“光緒乙酉譜”入譜人數并不準確。但它作為王氏在孝感的人口繁衍趨勢是可以參考的。九世（相當于“支譜”十八世）大約處在咸豐、同治時期，十世（相當于“支譜”十九世），大約處在同治、光緒時期，十一世（相當于“支譜”二十世）大約處在光緒末期。這個時間是以大分來估計的。表上十五世、十六世譜主人數減少，原因待查。可能與成譜時出生不久有關。 從以上表格可見，大約要到八世至九世（相當干“支譜”十七世至十八世），才能形成五六十戶的村莊。這時候大約相當于清嘉慶、道光時期，即18世紀末、19世紀初。到清朝光緒年間(大約十二世一十三世，或者二十一世_二十二世），王家河人口就已經很繁盛了，已經形成一兩百戶的規模了。這時候，由于此前十多代人的奮斗，王家河的生存環境有了很大改善，財力也相對豐裕。所以，同治年間建了祠堂，光緒乙酉年前后（1885年），就有必要考慮修譜的問題了。 我們的討論要進入正題，即究竟是如“光緒乙酉譜”五世五分，還是如“五分支譜”十四世五分？ 考慮這個問題，需要一個立足點。沒有這個立足點，問題無法深入。這個立足點，就是五分的第一代。即梅是五分的第一代。“五分支譜”上即梅有明確的生卒時間，他出生于萬歷九年（1581年），卒于天啟七年（1627年），享年47歲。這是譜上出現的第一個生卒時間。假設即梅二十歲成婚，這是1601年。這時，距離宗二公來孝感的洪武二年，已經過了232年。232年間，只有五代人（如“光緒乙酉譜”）是不能想象的。如果只有五代人，平均每代人在46.4歲才生育，這在人口繁衍規律上是不合理的，客觀上也不存在這種情況。按照過去的換算方法，大約20年為一代。232年，應該有十一代人存在，如果按25年一代，大約有9代人；如果按30年一代，也應該有7~8代人。因為現在是以五分的即梅計算的，即梅作為老五，出生是最晚的。大哥出生可能早二十年，因此大分后人出生可能要早一代到二代。對于大分來說，增加4~7代，是合理的，是大體符合人口繁衍規律的。 以上是依據實際年齡做出的較為客觀的判斷。我們還可以有另一種分析。 自洪武二年以來，二三百年過去了。最初開辟榛莽的先人們，三代四代過去后，其篳路藍縷的開辟之勞，所留下的信息，一代一代在衰退下去。百年之后，人們談論最初開辟的先人，只能當作故事來傳播。當作為故事傳播的時候，故事與原始的歷史真相已相差甚遠了。 這里，再舉隨州王氏的例子。隨州王氏修譜前后對王氏族人來歷的認識相差甚遠，是一個典型的事例。隨州王氏一向以為，自江西來孝感的宗二公是孝感和隨州王氏的第一代祖宗。他們認為，第二代祖宗是繼宗公。當然，繼宗公是隨州王氏的第一代。“隨州譜”光緒十五年敘指出：“由江西卜居孝感，自孝感遷居隨南者，奉為始祖。”光緒己丑年（1889年）敘指出：“二百余年矣。由是奉繼宗公為始祖，嫡傳數代。”“考前代議論，各異其詳，不可得聞。第見宗一、宗二公著之者殘編，其余莫得記載。（“前代議論，各異其詳”這句話是說，光緒年間隨州王氏對先人世代是有不同說法的）”。民國17年總序闡述過認識變化的過程說：“據前人口傳，以之佐公父繼宗公為二世祖，以始遷孝邑之宗二公兄弟為始祖。禮富公敘譜謂孟房宗一公相傳數代至繼宗公，所謂數代者，均無考焉。年久無征，姑聞暫記，理固然也。”經過孝感考察，我發現與事實有出入。考察后才知道繼宗公不是二世祖，而是欽若公之長子，實宗二公六傳之孫。 隨州王氏族人認識到這個變化，采納了孝感王氏族人介紹的情況，立即做了更正。他們的做法是：“遂抄歸，而更正舊載，增入欽若公以上數世之名字，獨尊宗二公為始祖，而繼宗公為七世祖矣。”這個轉變是正確的，這個改變也是正確的。 其實，所謂宗一、宗二、繼宗等名字，也值得推敲。這應該不是他們的本名。除了繼宗的本名還可以査找外，另兩位先祖的名字實際上已經査不到了。不是今天査不到，而是130年前修譜的人們就査不到了。試想，光緒十一年(1885年）修譜的人們，在沒有文字資料可以查詢的情況下，怎么知道516年前創業的第一代先祖的名字呢？他們只知道先祖兄弟二人從江西來到孝感創業的傳聞。他們取祖宗二字來為先祖命名。因為祖是更早的先祖，往往指第一代，便以宗繼祖。干是，來孝感的第一代兄弟便被命名為宗一、宗二。隨州王氏是從孝感遷居的。到嘉慶十八年（1813年）考慮修譜，那時距離遷隨的第一代大約有240年，他們對遷居隨州的第一代名字也記不清了。遷隨的第一代的父親葬于孝感，他們是知道的。他們以遷隨第一代的父親為始祖。他們又以為這位始祖是來孝第一代宗二之子。既然來孝第一代叫宗二，那么第二代就被稱作繼宗。在看過《澴川王氏宗譜》先祖遺訓后，發現宗仁、宗性有天一、天二的名號。回過頭來看，對宗一、宗二的名號也不能過分否定。這里只好存疑吧。 其實繼宗是有名字的，只是隨州王氏沒有傳下來。據前所述，顯章是隨州王氏始祖繼宗的真名。 對比隨州王氏對先祖的記憶，其實，孝感王氏對先祖的記憶歷程也差不多。由于孝感王氏修譜距離第一代已超過五百年，他們對先人的記憶可能更模糊。這就是為什么發生究竟五世五分，還是十四世五分爭論問題的基本原因。 前面已經論證過，增加4~7代是符合人口出生規律的；增加8代、9代都是可能的。經過前面考證，“支譜”形成于清朝光緒年間，與《王氏族譜》差不多同時。我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它呢？除非有別的歷史資料拿出來，參照比較，可能得出新的認識，否則，我們只有原則上相信“支譜”的記載。 六、有關可祥公和道富公位次的考證 原則上相信“支譜”的記載，并不表示我對“支譜”上十三世以前的先祖考妣記錄完全肯定。我以為還是可以提出疑問的。首先，“支譜”第五世列出可祥，在“光緒乙酉譜”上可祥是良以(即梅）之子，可祥字瑞華，生守輝。這個次序與“支譜”相同。在“支譜”上，即梅是十四世，即梅之子瑞華是十五世，瑞華之子守輝是十六世。“支譜”記載即梅生子三：瑞華、可彥、可文，而在“光緒譜”上，即梅生子七：可澤、可文、可祥、可彥、可淋、可選、可遠。在潤琴先生所修“五分續譜”中，可祥公名下寫道：“妣祖姓氏因老譜收藏年久，此處模糊，難以辨認。”我仔細辨認“支譜”復印本后認為，在五世可祥公名下，沒有寫明妣祖姓氏。我認為“支譜”把可祥公列為五世是提前了。應該確認，可祥字瑞華，瑞華生子守輝。可祥字瑞華，在譜上他是即梅之子，他的位次已很明確，不應提前。 如果這樣的分析是站得住腳的話，那么“支譜”第二頁“可祥公支下修名公六世至十一世支派”的排列可能欠考慮。同樣的道理，潤琴先生“五分續譜”把可祥公排在五世也是考慮不密的。 其次，“光緒譜”上在宗二公下是道富公，道富公生三子，分別是志潮、志龍、志端，是為三世。志龍無出，志潮生子思俸，志端生子思漢，是為四世。思漢生子良仁、良梅、良常、良憲，思俸生子良以、良道。良道無后。良仁、良梅、良常、良憲、良以兄弟五人分家，是為五世。五世是五分（或五房）的開始。這是孝感王家河第一次有五兄弟，第一次有五兄弟分家，第一次出現人丁興旺的景象。“光緒乙酉譜”上對道富公、志龍、志端兄弟的墓地有清楚記載。因此，必須確定，“光緒乙酉譜”所載道富、志潮、思漢三代是有根據的，是不能否定的。否定了這三代人，良仁、良梅、良常、良憲、良以兄弟五人即無所出，以后的譜就不好寫了。可是，“五分支譜”上不載這三代人。這是“五分支譜”修訂時不夠嚴謹的表現，是失考；也可以說是“五分支譜”主持人與“光緒乙酉譜”分歧之所在。潤琴先生修譜時，看出了這一點。他在“五分續譜”上作了適當處理。他把道富公列在炳若公之后，作為十一世；把志潮、志龍、志端三兄弟列在先書公之后，作為十二世；把思漢、思俸兄弟列在行成公之后，作為十三世。這樣處理，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把道富公列為第二代，與隨州王氏把繼宗公列為第二代極為相似。隨州王氏把繼宗列為二世，只距離康熙年間200年。孝感王氏修譜時，距離第一代已經過了500年。這里呈現出來的對早期先祖失憶，對早期先祖留存信息的衰退，更勝于隨州王氏。這是后人必須理解的。 《支譜》上還有年代記述的一些可疑之點，突出的例子是瑞華的年齡。《支譜》記載瑞華生于丁未年（1607年）臘月二十七日，卒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九月十七日，換算下來，正好114歲。按照族譜記載，相邦公夫人宋氏滿了百歲，獲得皇帝頒詔，獎勵貞壽之門匾額；亨道享壽81歲，獲得皇帝恩賜五品。瑞華公滿114歲，卻無此記載。這是令人生疑的。我判斷，支譜把瑞華公卒年寫錯了。很可能把康熙十六年誤寫為康熙六十年。康熙十六年（1677年），瑞華公正好70歲。類似的地方還有，不俱列。 根據以上論證，“支譜”上可祥公列為五世是不合適的，必須回到他原有的位次。而“光緒譜”上所列的道富、志潮、思漢三代人必須加上去，站在他們應有的位次上。 七、關于二十年一世還是三十年一世 有學者解釋，三十年為一世。《說文·卋部》：“世，三十年為一世。”《論語·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世，又指父子相繼為一世。《廣韻·祭韻》：“世，代也。”《字匯·一部》：“世，父子相代為一世。”也就是說，基干父系的平均世代間隔大約是三十年。 但是實際上，自周代以后相當長時間，歷代政府提倡的婚配年齡，男子在20歲或以下，女子年齡更低。據陳顧遠《中國婚姻史》研究，清代的平均初婚年齡，女子在17~18歲，男子在21~25歲之間。 因此，在實際的代際間隔上，未必是三十年一世。以孝感“五分支譜”，和20世紀以來王氏后人出生時間統計，我們可以發現如下情況： 五分第一代即梅1581年出生，到相成出生估計在1705年，大約124年，有5代人，平均25年一代。從克敦（1734年）到石韜（1840年）4代人，大約100年，平均25年一代。從相賢(1725年)到金寶（1837年）共112年期間，出現4代人，平均28年一代。從相容（大約出生于1730年）到百喜（1840年），110年出現6代人，大約平均20年一代。從相邦（1737年）到王松（1987年）共250年，出現10代人，平均25年一代。從克耀（1764年）到家駿（1845年）共81年，出現4代人，平均20年一代。從克振(1781年）到宇飛（估計2010年出生）共229年，出現8代人，大約平均28年一代。在20世紀里，從心炳（1902年）到安東（1987年）共85年，出現4代人，平均21年一代。順意一組，到第五代澤剛(1980年出生），大約100年，平均20年一代。順容一組，到1973年世明出生共4代，約90年，平均22年一代。順祥一組3代，經過72年，平均24年一代。順太一組3代，經過50年，平均17年一代。天祥一姐，從1874年到1999年，出現了5代人，大約25年一代。天棟一組，從天子輩到安字輩共5代人，估計天棟1885年出生，大約126年，平均25年一代。 以上14組，大體上有比較準確的出生時間，只有一組平均28年一代，其他13組，在17~25年為一代。14組平均下來，23歲為一代比較符合實際。 這樣推算下來，在孝感王家河最初230年（1369-1601年）間，有10代人比較合適。這與前面論證的增加4~7代人，是相符合的。總之，“光緒乙酉譜”只列出五代人，可能是不符合實際的。 八、結語 通過以上考察和論證，我們對孝感和隨州王氏的來歷，有了清楚的認識；對孝感《王氏族譜》、隨州《王氏宗譜》、“支譜”和“五分續譜”的修訂過程有了清楚的了解；對上述各譜的特點、優點和弱點，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對孝感王家河六百多年來的發展演變和人口繁盛情況有了較為清楚的了解。依據這一了解與認識，我們可以對王家河最初二百多年間，也就是五分以前的歷代世系有一個大體認識。 “五分支譜”的排列是： 一世宗二，二世明矣，三世立逢，四世能德，五世可祥，六世修名，七世光，八世其玉，九世以仁，十世久，十一世炳若，十二世先書，十三世行成，十四世即梅。 經過前面考證，上述五世可祥是要排除的，道富公祖孫三代是應該加入的。 光緒十一年（1885年）族譜在五分以前只有四代。我們前面的考證已經證明，這是有遺漏的。五分以前應該增加4~7代，也就是說五分以前應該有8~11代才比較符合歷史真實。換句話說，按照光緒乙酉族譜，在一世宗二與二世道富之間缺少了五六代。這五六代祖先的名諱，今天已無法考出。“五分支譜”在一世宗二后列出了明矣、立逢、能德、修名、光、其玉、以仁、久等各代先祖名諱，這雖然是100多年前五分族人制定的，但是當年和今天，王氏族人難以達成共識。在找到第二份五分以前歷代先祖資料加以參證以前，我們只好把“五分支譜”列出的五分以前歷代先祖名諱擱置起來，這也符合歷史學研究的孤證不立原則。擱置五分以前歷代先祖名諱，并不表示對“五分支譜”在五分以前增加代數的否定。應該指出，“五分支譜”在五分以前增加9代的認識是可貴的。 但是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王家河王氏先祖在五分以前應該有8~11代，或者說在宗二公與道富公之間缺少了五六代。今天續修王氏族譜，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 必須說的是，這樣的認識，是在現有歷史資料的基礎上，經過科學、嚴格的歷史學考證，得出的結論。它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我還不敢下最后的斷語。歷史學的行規講究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在做歷史考證時，是必須嚴格遵守的。如果有一天，王氏后人拿出了有關王氏歷史最初幾百年的證明材料，我們需要在對比研究了材料后，看看是否能做出新的判斷，再做結論。 王家河王氏各分族人均在修訂各分族譜。修譜過程中對先祖次第以及代數有不同的認識。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種情況，歷史上修譜也發生過。經過此次科學的歷史學考證，我以為，不同的意見可以統一起來，不要在爭論中傷了和氣。我作為王姓女婿，作為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對這次考證是極為認真的。我在此謹恭請王氏族人認真閱讀一下這份《孝感王氏族譜考》。我衷心希望這份考證能給你們提供一份重要的參考資料，幫助你們在修訂族譜的過程中統一認識。 作者：張海鵬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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