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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漢陽、漢口因長江與漢江的交匯而各自在水一方，但這三城在歷史上并未被江漢水系阻隔往來，而是日益緊密地發展成為一個聯合體，構建起今日大武漢的城市核心。在這個經歷了兩三千年演變的漫長過程中，武昌、漢陽和漢口的城邑發展構成了大武漢建城史的主要內容。  晚清武漢三鎮鳥瞰圖 商代盤龍城：大武漢地區的第一座城邑在滾滾長江和湯湯漢水之畔，武漢地區城邑文明的帷幕開啟于遙遠的殷商時期。66年前一場特大洪災沖刷出了一座商代古城的遺址，人們在厚重泥土之下的城址內發現了宮殿、民房、墓葬、作坊等遺跡，它就是武漢城市文明的源頭——盤龍城。 據考證盤龍城始建于第九代商王太戊時期，距今已有悠悠3500年的久遠時間。盤龍城是公元前16至13世紀時期中原文化向南擴張過程中，在長江流域地區形成的中心城市，是當時商王朝在南方的政治據點、軍事據點和巡守南土的行都。 這座被后人以“盤龍”命名的商代城邑，雖然并沒有在史籍中留下文字記載，但它掩蔽于千年塵埃下的厚重歷史錦袍終被揭開。它是武漢地區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建城痕跡，是武漢城市發展不斷枝繁葉茂的最初之根。它的發現，向世人展示了夏商兩代的疆土已經南抵長江，它訴說著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已在夏商時期相交融的景象。 所以，盤龍城不僅是武漢早期城邑文明的發端，也是武漢早早奠定在中國腹心地區的中心地位的見證。  武漢盤龍城遺址 商代的盤龍城存在了約200多年的時間，在其荒廢之后的今日武漢黃陂和新洲一帶出現了一個長子國，其都邑據推測可能建在今天的黃陂魯臺山，因為那里發現了較大規模的商周時期古遺址。除此之外，今天的武漢黃陂、蔡甸、江夏等地相繼在晚商時建有雞公城（遺址在今黃陂區六指街）、在西周時建有磨元城（遺址在今黃陂區劉沽塘）、在東周時建有作京城（遺址在今黃陂區李集鎮）、在戰國時建有馬寨城（遺址在今黃陂區王家河鎮）、在漢代建有臨嶂城（遺址在今蔡甸區臨嶂山）和武穆城（遺址在今江夏區土地堂鄉）等城邑。 這些早期出現在武漢地區的城邑大都建在今天武漢核心城區的外緣，而武漢核心三鎮區域城邑的真正出現則是始于東漢末年。 石陽與夏口：夾江起雙城，三國興武漢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的江漢地區，犬牙交錯著那個大爭之世的多方勢力，首先出現的便是荊州劉表與江東孫策在武漢一帶的激烈爭奪。公元198年前后，劉表的部將黃祖在今漢陽龜山之北的月湖附近，興建郤月城作為江夏郡的郡治之所，這是漢陽地區城邑興建的起始，其時距今已有1800余年。 郤月城在公元208年遭到戰火毀壞后，劉表之子劉琦又在漢陽鳳棲山建起魯山城，仍舊作為江夏郡的郡治所在。此后在漢陽地區出現的城名，相繼有石陽、曲陽、曲陵、沌陽、漢津等，終在隋煬帝時改漢津之名為漢陽，時在公元606年。漢陽之名從此沿用1400多年，一至于今而未再更易。  1868年漢陽城圖 三國時期今武昌地區城邑的出現始于公元223年，武漢在這一年迎來了其建城史上的貴人——孫權。 當時孫權為了與劉備爭奪荊州，將其統治中心遷至南京上游的鄂縣（今鄂州市），并于公元223年在臨近鄂州的今武昌蛇山東北筑城，因為所筑之城正對夏水入口處而取名夏口城，這便是今武昌地區的城邑之始。名揚天下的黃鶴樓，最早就是當時建在夏口城內的一處高聳的軍事瞭望臺。  孫權筑城圖 夏口城建成后被孫權作為江夏郡的郡治，其地遂借此之便發展成為地區軍事重鎮和行政中心，可以說是孫權奠定了今日武漢城市發展和作為地區中心的歷史基礎。與此同時，原先劉琦建在漢陽的魯山城也已被孫吳所奪取，孫權隨后將郤月城和魯山城并為石陽城。 至此，石陽（漢陽）和夏口（武昌）夾江起雙城，開啟了武漢城市發展史上的兩府對望時代，這標志著地區軍事、政治中心在今日武漢核心城區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孫權將統治中心遷至鄂縣后將其地名改為“武昌”（寓意“以武而昌”），所以今天的鄂州市又被稱為“古武昌”，而夏口城所在的今日武漢武昌便相對應地被稱為“今武昌”，那么夏口城的“今武昌”之名是何時得來的呢？  1869年武昌城圖 夏口城在其后的南北朝時被稱為郢城，在唐朝初年又被作為江夏縣和鄂州的治所。鄂州在唐朝中期增設武昌軍節度使，當初的夏口城所在地便自此兼有了武昌之稱。在唐朝之后的元、明、清時代，今武昌相繼是武昌路、武昌府的駐地，“今武昌”之名遂在數百年之間得以約定俗成。 漢水改道起新城：三鎮鼎立取代雙城望江在明代成化時期以前，漢水在下游接近長江的那一河段汊流甚多，其水在今諶家磯、黃陂沙口一帶分多口“南入于江”。到了成化年間，漢江因連年的大水而改道于龜山之北入長江，長江之北的漢陽自此分出了漢口。 如果說漢陽和武昌的雙城望江是緣于軍事需要，那么漢口的城邑興起則是商業繁榮的結果。在漢水改道百年之后的嘉靖時期，借助漕運和鹽運之利的有力帶動，江漢岸邊的商市已經繁榮到“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宵明”的程度，漢陽府專門在那里設立巡檢司進行行政管理。  明代《江漢攬勝圖》中的武漢 但是在漢口這片水邊初生的澤國土地上，其商業的繁榮遭受著漢水水患的嚴峻威脅，人口的增長和城市的發展都受到水患的極大制約。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近百年之后的崇禎時期，漢陽通判袁焻于1635年在漢水北岸修筑河堤，這條被稱為“袁公堤”的長堤阻擋了水患的肆虐，由此出現了河堤之內帆檣林立、商賈云集，茶樓、飯館、客棧、風月場鱗次櫛比的景象，大大助力了漢口城邑的飛速發展。  晚晴漢口地圖 “漢口通江水勢斜，兵塵過后轉繁華”，由此發展起來的漢口鎮在清初從明末大戰亂中快速復蘇，被贊譽為“巨鎮水陸沖，彈丸壓楚境”，在《大清一統志》中獲得了“楚中第一繁盛處”的極高評價。 隨著漢口的商貿繁榮和經濟飛升，大武漢的城市發展由雙城望江邁入了三鎮鼎立的新時代。長期以來，居于長江南岸的武昌一直是地區的省級中心，而東瀕長江、北依漢水的漢陽則一直是所在府、縣的治所。最晚就位的漢口在辛亥革命之后成為武漢城市建設的重心，并在1923年后來居上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直轄市——漢口市。  民國漢口商業街 風云更迭、潮涌沉浮中合“三鎮為一市”在明代嘉靖年間，漢陽龜山的禹功磯上建起一座與武昌蛇山黃鶴樓隔江對望的晴川閣。此閣在明代萬歷年間由時任漢陽知府程金重修，在記其事的《重修晴川閣記》一文中有“武漢之勝跡，莫得而觀其游焉”之句，這是第一次由武昌、漢陽聯稱出“武漢”之名的文字記載，時在公元1573年。 在其三百三十九年之后的1912年，民國領袖孫中山暢想武漢三鎮的城市發展，他說：“武、陽、夏（漢口）三鎮宜連成一片，應在江上建筑大橋，或鑿隧道，聯絡三鎮為一市”。這一設想在1927年得到實現，武昌、漢口、漢陽三鎮在這年合并組建為武漢市，并在那個風云更迭的大時代中成為臨時首都。這是三鎮歷史上的首次合一建市，標志著三鎮在行政體制和城市建設上一體化的開始。  1929年武漢市區計劃圖 此后的二十余年間，武漢三鎮的城市建制雖然分分合合幾經變更，但這一地區的城市聯體已經不可逆轉。1929年，當時武漢制定的市區計劃圖按照行政區、工業區、商業區、住宅區和教育區對武漢三鎮的進行了非常系統的規劃，其中的一個特色是將教育區全部集中設置在武昌，這已經非常接近于現代大學城的規劃理念。 1945年，在當時武漢區域規劃委員會發布的《武漢區域規劃實施綱要》中，對包括武漢三鎮以及鄰近八個縣域的大區域制定了數以百計的規劃章則，其中極具前瞻性的亮點是將武昌定位為“政治文化城市”、漢陽定位為“園林住宅城市”、漢口定位為“工商業城市”。  1954年武漢規劃圖 1949年以來的武漢，堅定地走上了“把武漢三鎮作為一個城市”的建城新時代，不斷地將大武漢的城市結構由“離心分散”調向“集中向心”。隨著一座座漢江大橋、長江大橋的建成聯通，武漢的圈層式向心城市結構顯現出來。歷史上兩府對望、三鎮鼎立的這一地區，真正成為了一座向心凝聚的中心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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