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漢后主劉禪，字公嗣，小名阿斗。說起他，自然繞不開一句俗語——扶不起的阿斗。 為什么這么說呢？ 他前有一個屢敗屢戰卻最終不為人下的父皇，后有一個明知難為卻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相父，而他坐享了42年太平天子，一朝被人兵臨城下便嚇得舉城而降。臨到北方，更是說出了那句留下千年笑柄的“此間樂，不思蜀”。  但近現代以來，翻案風有所流行。不少專家學者，都愛為劉禪打抱不平，說劉禪其實大智若愚、愛惜百姓、善于權謀，實是一個堪比齊桓的超級明君。 兩方相爭，頗有些激烈的意味。只是很少人認真想過，真的要那么極端嗎？劉禪一定要么是昏庸無能，要么是賢比齊桓嗎？有沒有可能，真正的劉禪，是將這二者中和一下，即一個普通人呢？ 一、樂不思蜀的真相 什么是普通人？ 普通人就是，有聰明的地方，也有犯傻的時候。犯傻就是犯傻，沒必要強行解釋。我們熟知的樂不思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漢晉春秋》記載，劉禪投降后被遷居到魏國都城洛陽，被封為安樂縣公。有一次司馬昭設宴相待，特意命人表演一段蜀漢歌舞。見此，一干蜀漢舊臣無不面露悲戚之色，唯獨劉禪喜笑自若，完全沒有一點悲傷的樣子。過幾天，司馬昭問劉禪是否思念蜀國，劉禪笑嘻嘻地回答說：“此間樂，不思蜀。” 這個故事，我們從小就耳熟能詳，原本寓意簡單，經常被大人用來教育不要學阿斗的樣，沒心沒肺像個傻子。然而到了近代，有人覺得這事不對頭，甚至斷言劉禪不是真傻，而是在裝傻自保，行韜晦之計。典型的代表，便是《三國志集解》的評論：恐傳聞失實，不則養晦以自全耳。 什么意思呢？就說這事要么是假的，要么是劉禪裝的。 為什么要裝呢？因為怕司馬昭猜疑，怕喝毒酒。而且戲要演全，后來司馬昭再問一次，劉禪裝的更逼真，把郤正教給他的話如實回答，一句“誠如遵命”，逗得司馬昭及左右大笑不止。簡直影帝！  然而事實真是如此么？ 我們想當然的認為，歷史上新政權的開國之君殺舊政權的亡國之君是常例。很多亡國之君投降后處于危險境地，必須裝傻充愣才能保住一命。但有人把這種情況直接套在劉禪身上，擔心他的安危，那便想的過于簡單了。 首先，在三國時代，新君殺舊主的做法很罕見。遠溯堯、舜，近至周赧王和漢獻帝，他們都是善終的。秦王子嬰，劉邦入關時沒有殺他，后來他被項羽殺了，成了項羽殘暴的例證之一。曹魏的第三個皇帝曹芳，被司馬氏廢位，司馬氏同樣沒有殺他。即那個禮義綱常還沒完全崩壞的時代，大家基本上都遵從古制，政權更替并不會威脅到君主的性命安全。 打破這個俗約的是南朝宋武帝劉裕，他滅晉后，不僅殺了晉恭帝司馬德文，更是大肆屠戮晉室宗室，從此舊政權的亡國之君鮮有善終者。南朝宋的劉昱、劉準，南朝齊的蕭寶融，南朝梁的蕭方智，北周的宇文闡，隋朝的楊侗、楊侑，唐朝的李曄、李柷，無一不是橫死。到了五代十國、宋、明，則對亡國之君更是趕盡殺絕，成為慣例。 所以，現代人憑著后世的經驗，給三國時期的劉禪冠上裝傻保命的帽子，恐怕只是超越時空的一廂情愿。 其次，從三國另外兩個和劉禪處于同種境地的魏、吳亡國之君曹奐、孫皓來看，劉禪也是三者之中最不該被殺的那個。 曹奐，作為曹魏的末代皇帝，司馬氏的晉朝便是從他手中“繼承”而來。論對本朝的威脅度，由于人心思故，曹奐這個前朝之君，總比劉禪這種“外來戶”危險得多，既然曹奐以及曹芳都活得好好的，劉禪又何必是驚弓之鳥？ 孫皓更甚。作為一名暴君，國亡后他被俘虜到洛陽，依舊不減狂妄。有一次，晉武帝司馬炎設宴相待，特意安排了一個座位給他，說：“我設這個座位等你很久了。”這句話刺傷了孫皓的自尊心，他馬上不甘示弱地說：“我在南方也設了一個這樣的座位等陛下很久了。”像孫皓這樣狂妄自傲、出言不遜的人都能善終，沒理由劉禪非要出賣自己的人格才能茍活。 何況，劉禪是第一個亡國的，吳國要到蜀漢滅亡的十八年后才滅亡，司馬氏出于減輕滅吳阻力的考慮，也會留著劉禪一條命的。 最后，退一步講，如果司馬氏真的想殺劉禪，他裝傻就能躲過一劫嗎？清朝時，朱三太子案轟動一時，被現在各類清宮戲搬上銀幕。當時的情況，很多人打著朱三太子的名頭反清復明造反，真正的朱三太子本人卻只想做個平民百姓，沒參加任何造反活動。結果呢，清廷抓住朱三太子后，照樣拉到菜市口斬首，目的是“以絕后患”。 同理，放到劉禪身上，262年鐘會滅蜀后，姜維策劃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復國大計，企圖迎回劉禪復位，重建蜀漢。司馬昭如果動了殺劉禪絕后患的心思，他是不可能通過裝傻躲過去的。 綜上，我們基本可以得出結論，劉禪的“樂不思蜀”言論，和他的善終沒有太大的關系。說他為了活命而裝傻，并不符合實情。 事實上，關于“樂不思蜀”這段典故，其歷史形象早有定論，有人主觀認為劉禪是裝傻求活，進而推論出劉禪聰明，這是很奇怪的。其中原因，除了當今價值觀的多元化外，更多的是一些人嘩眾取寵的心理，憑借一點小聰明就迫不及待地試圖推翻古人結論。只是于史而言，這種浮躁的態度并不可取。 二、劉禪的智商檢測 釋清“樂不思蜀”的真相，是為破除劉禪裝傻保命的謠言，但對“阿斗到底扶不扶得起”這個初始問題，這并不算一個完整的回答。畢竟，劉禪不是裝傻，那是怎么回事？ 一個明顯的解釋，沒心沒肺。 “此間樂，不思蜀”，作為一個在成都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人，但凡有點本心，都說不出這樣的話。用沒心沒肺來形容他已經算客氣了，說重一點，這就是冷血無情，即司馬昭口中的“人之無情，乃可至于是乎！” 除了沒心沒肺，第二個解釋，就是真傻。 除在宴會上給劉禪安排歌舞表演外，完整的“樂不思蜀”故事其實還有后半段。 話說劉禪答了“此間樂，不思蜀”后，被他以前的秘書令郤正聽到，覺得太不得體了，便告訴劉禪“下次司馬昭再問，您要哭著回答‘先人的墳墓都在西邊，離自己太遙遠了，自己無日不思念’，然后閉上眼睛，作悲傷狀，（這樣也許他就會放咋們回去）。” 后來司馬昭果然再問了一次，劉禪就照郤正教的說了一遍。司馬昭很奇怪，說：“這話怎么聽起來像郤正說的？”劉禪大吃一驚，睜開眼睛說：“沒錯沒錯，就是他。”司馬昭和其他在場的人則哄堂大笑。  這段話，有人認為是劉禪裝傻的精髓表演，但細想一下，如果司馬昭并不了解郤正的說話風格而沒有問出那句“何乃似郤正語耶”，那劉禪回答的“得體之語”豈不有悖于充傻裝愣的主旨嗎？所以，真正的情況只是劉禪沒料想到司馬昭突然發問，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下流露了真實反應，才鬧出了這個笑話。換言之，劉禪是真的犯了傻，腦子不夠用。 而事實上，不止這一次，如果我們讀史再仔細點就能發現，史書上的很多細節都曾隱隱透露過，劉禪的“智商”，確實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缺陷。 第一，劉備的遺詔。 《三國志.先主傳》記載：“射君到，說丞相嘆卿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阿斗啊。中郎將射援說丞相贊嘆你聰明而有度量，超過了期望；要是真這樣，我還有什么好擔憂呢！ 看上去，這好像是諸葛亮在夸劉禪，但其實并非如此。這是章武三年的遺詔，當時劉備已經病情加重無法回轉，諸葛亮這時特意交代射援前往永安，告訴劉備他兒子有所進益，首先就包含了對將死之人的安慰。
除了遺詔，第二則是諸葛亮的評價。 共有兩次： 朝廷（劉禪）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勛于竹帛也。 ——《三國志·杜微傳》 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 ——《三國志·董允傳》 明眼人都能看出，諸葛亮對劉禪這兩次評價完全相反，一次明夸，一次是暗憂，那么哪次是真實評價呢？ 答案是第二次。 第一次發生在建興二年。那時諸葛亮剛接手大權不久，正是蜀漢風雨飄搖需要人才扶助之時，杜微因是蜀中名士被諸葛亮征為主薄，結果他以病請辭，諸葛亮為了挽留特意作書給他，于是有了以上夸贊劉禪的那段話。 從全書看，諸葛亮為了能留住杜微，可謂費盡口舌，他一方面說“天下人心思漢”，一方面說皇帝“愛德下士”、“明主”，目的無非就是告訴蜀中人士：咱們皇帝是個好老板，特別看重你們，大家都快回來幫他吧。
當時間來到建興五年諸葛亮北屯漢中的時候，情形則發生了變化。那時經過五年的勵精圖治，蜀漢政權已然足夠穩固而不再需要言語上的粉飾，諸葛亮對劉禪的評價便具備了很大程度上的真實性。
 最后，在《出師表》中，諸葛亮也大大方方地鼓勵過劉禪，“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甚至，當年劉備永安托孤，說出的那句至今被人反復解讀的“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其中自有劉葛君臣之間超脫的信任，但劉禪的“不才”，難道不也是劉備托付的無奈之處？ 一個父親把話說到了這個份上，不是沒有理由的。 三、劉禪的過人之處 在天生稟賦并不優秀的情況下，劉備的不看好隨處可見，這對年僅十八歲的劉禪來說，壓力不可謂不大。但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劉禪后來卻成為三國中一個干的比較不錯的皇帝——能于亂世之中穩坐42年天子位，其必然是有一定過人之處的。 表現在哪呢？很簡單，四個字——善于放權。 后世有很多所謂的史學家對于這位蜀漢后主，為其翻案總愛用到大智若愚、保全百姓、善于權謀這類詞，找的證據也是東拼西湊或者斷章取義，但實際上哪用得著這么麻煩，這一切的一切，只用“放權”二字，便已足夠代表了。 從后來的結果看，也正是善于“放權”，才讓劉禪在智商不足的先天條件下，在蜀漢章武三年劉備夷陵大敗的風雨飄搖中，依舊堅挺地度過了四十二年，并創造了一個以一州之力對抗中原九州幾十載的奇跡。盡管這份事業的實現要歸功于諸葛亮，但誰也不能否認，劉禪在其中的重要性。 這一切，要從永安托孤說起。 永安宮的托孤，劉備任命了兩位托孤大臣——諸葛亮和李嚴，原定內容是諸葛亮在成都主政，李嚴留鎮永安統內外軍事，兩人所屬分明。但在史書上，為何一步入建興時期，諸葛亮就儼然成了蜀漢的唯一話語人，而李嚴卻不見其“統內外軍事”的蹤跡呢？ 恐怕很少人注意到，在這個權力的交接處，是劉禪改了那決定性的一手。 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于政，遂總內外。 ——《三國志·后主傳》 “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遂總內外”，出現在后主傳的這段話，才是蜀漢改元建興后真正的權力分配。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發現，劉禪即位后并沒有完完全全地按照劉備生前遺詔進行人事安排，而是擅自做主對諸葛亮一人委以諸事，并主動宣告全國“政由葛氏，祭則寡人”賦予其合法性，完成了這次權力分配。而在那之后，諸葛亮才開始了一個人的獨裁。 可能有人會說，劉禪也許是被逼不得已才這樣做的？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試想一下，不摻雜任何主觀猜想或事后判斷，如果不是劉禪真心放權，在劉備有明詔讓諸葛亮李嚴兩人分權而治的情況下，難道真的有誰會認為諸葛亮有這個實力逼迫新皇帝僅讓權于他一人嗎？ 真相不言自明。 在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積勞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后，蜀漢有個投機分子李邈趁機污毀諸葛亮，說他身仗雄兵欺壓皇帝，死了普天同慶，結果惹來了劉禪的震怒，當場下令將其杖殺。顯然，這也側面證明了劉禪對其相父的真心實意。 繼諸葛亮之后，劉禪的放權目標接連成了蔣琬、費祎和姜維。  但與此同時，失去了諸葛亮的蜀漢，黃皓陳袛這些讒佞之臣也逐漸走向了朝堂。當年諸葛亮憂慮劉禪的“朱紫難別”，終于成為了現實。到263年，內憂外患的蜀漢也就走向了終點。 投降后，有一位蜀漢舊臣李密（寫《陳情表》的那位），面對西晉名相張華的垂問，這樣評價劉禪：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恰如齊桓公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三國志》作者陳壽也說：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暗之后。 誰也沒有想到，在消耗了諸葛亮為他留下的豐厚軍事政治遺產后，劉禪最終還是走上了他老爸最不希望他走的那條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