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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平秋 古老的黃河流域為中華民族哺育了多少英才！ 生活在兩千多年前漢武帝時期的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和思想家司馬遷，就誕生在黃河中游的龍門地區。 龍門，是一個充滿詩意和神奇色彩的地方。黃河猶如一條黃龍，從它的北面奔騰向南，咆哮而過。河左岸是龍門山，右岸是梁山，兩出夾金湍，峙立如門闕，形勢之險要，據說只有神龍才能騰越而上，故此稱為龍門。據傳說這個“龍門”是大禹治水、疏導黃河時開鑿的，所以也稱作“禹門口”。幼年時代的司馬遷就在這龍門西南的左馮翊夏陽城南（今陜西韓城縣芝川鎮）種地放牛，讀書學習，受到了良好的啟蒙教育。漢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歲時跟隨父親司馬談來到當時的京城長安。這時的西漢王朝已進入鼎盛時期。 司馬談的遠祖世代為史官，在他前幾代曾一度中斷，這時又被召入京師，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共做了三十年的太史令。太史令是掌管編寫國史的官員。司馬談學識淵博，通天文，懂歷法，熟悉朝章典故，寫下了重要的學術論著《論六家要指》，對先秦的主要學術流派做了頗有見地的論述。他有感于國史多年無人編撰、漢興以來大批杰出人物事跡無人記述的現狀，決心寫出一部史書。他從構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準備，親自動筆寫了部分篇章。司馬遷的《史記》就是起端于司馬談、奠基于司馬談的。 司馬遷生活在這樣一個家庭里，得到父親的直接培養。他在十歲的時候，已經讀了大量的今文書籍，又開始學習古文著作，諸如《尚書》《左傳》《國語》《世本》都一覽無遺。勤奮刻苦的學習充實了他的頭腦。二十歲的時候，他懷著遠大的抱負和對祖國的深忱熱愛，開始了全國性的漫游，進行實地考察。 司馬遷走出長安，來到汨羅江畔，祭奠了偉大愛國詩人屈原沉江的處所。他登上九嶷山巔，瞻仰了舜的墓地。而后南登廬山，考察大禹疏導九江的歷史情況。在東南，他親臨大禹會合諸侯、計功封爵的會稽山，尋跡而探禹穴。到吳地觀看戰國四公子之一—春申君黃歇的故城，發出了“宮室盛矣哉”的慨嘆。他經過韓信的故鄉淮陰，渡淮河，涉泗水，來到魯國的都城曲阜，瞻仰了孔子的廟堂，對孔子興教化、重禮義的遺風無限景仰。他往來于歷史上戰爭頻繁的地區—齊、魯、梁、楚之間（相當于今山東、江蘇北部、河南東部地區）。最后，向西來到已是一片廢墟的魏國都城大梁（故地在今河南開封西北），實地察看了信陵君駕車迎請侯嬴的夷門，不禁感嘆信陵君“名冠諸侯，不虛耳！”此后他便回到了長安。 回到長安不久，司馬遷作了郎中，雖官位不高，卻得以多次隨從武帝出巡。曾西至崆峒山（今甘肅平涼縣西），東登泰山，上碣石，直到海邊，北出長城，直抵九原（今內蒙五原縣附近）。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他奉命出使巴、蜀以南，一直到了昆明，對西南地區的社會狀況也有了切實的了解。司馬遷通過長期的多次游歷，開擴了眼界，接觸了人民，考察了歷史遺跡，廣泛搜集了史料，為他以后撰寫《史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西南出使回來，已是元封元年（前110），他趕到黃河與洛水之間的周南（今洛陽附近）去見生命垂危的父親。司馬談拉著他的手，流著淚告誡他“無忘吾所欲論著矣”，要他繼續自己的未竟事業，完成編撰史書的重任。說完便溘然而逝了。 司馬談死后三年（前108），三十八歲的司馬遷繼任了父親的官職，擔任太史令。他利用工作之便，摘錄先代史書和石室、金匱中所藏的國家圖書典籍。同時，訪問了解歷史情況的人，訂正和補充史實。太初元年（前104），司馬遷主持了當時的歷法改革，制訂了“太初歷”，隨即開始動筆寫作《史記》。這時，司馬遷四十二歲，正是思想成熟、潛心著述的黃金時代。 不料就在第七個年頭上（天漢三年，前98），災難臨頭了。天漢二年，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師匈奴。騎都尉李陵奉命率五千步卒深入胡地，與匈奴重兵連戰十余日，終因寡不敵眾，矢盡援絕，兵敗投降。消息傳來，朝中一些大臣趁機落井下石，說李陵的壞話。司馬遷對此不平，認為李陵雖舉事不當，但他艱苦奮戰，殺傷大量敵軍，功績顯著，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投降；從他平素為人看，他一定會尋找適當的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漢武帝征詢司馬遷對李陵事件的看法，司馬遷便把他的想法如實告訴了武帝。武帝聽后勃然大怒，認為司馬遷有意詆毀他的寵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替李陵的敗降開脫，便將司馬遷下獄，并于第二年下蠶室，處以宮刑。遭受宮刑是奇恥大辱，司馬遷在后來給朋友任安的信中，幾乎是聲淚俱下地訴說了痛苦悲憤的心情：“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但是對事業的執著精神使他沒有消沉。他想到古往今來的許多圣賢都是受創不餒，發憤有為，終于實現了自己的志向，便決心活下來，“就極刑而無慍色”，繼續完成功垂千古的巨著。出獄后，他繼續擔任了中書令，以“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的精神，發憤著書。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五十三歲時，終于完成了這部空前的歷史巨著。大約此后不久，這位中國史壇上的啟明星便離開了人間。他的這部著作到漢宣帝時才由他的外孫楊惲公諸于世。 《史記》最早叫《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它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在它之前的史書，或是以年代為順序的“編年體”，如《春秋》；或是以地域為限的“國別史”，如《國語》《戰國策》。而《史記》卻是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其后從《漢書》到《清史稿》，都有“紀”有“傳”，毫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所開創的體例。《史記》所記不是一朝一代的斷代史，而是上溯傳說中的黃帝，下迄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據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說，他所看到的《史記》“十篇缺，有錄無書”。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史記》是一百三十卷，與原書篇數相符，那是由漢元帝、成帝時的褚少孫等人陸續補全的。 “本紀”是按時間順序記載各代帝王政跡、言行的大事記。從五帝開始，至漢武帝為止。這是全書的總綱。“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記敘錯綜復雜的人物、史事，作為本紀和列傳的補充。“表”又分為年表、世表、月表三種。年表是按年代編排的，如《六國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為年代久遠，不好按年記載，如《三代世表》；月表是《秦楚之際月表》，因楚漢相爭僅幾年，事件變化多端，按年記敘不足以反映豐富的歷史現實。“書”是某一方面的專題史。如《天官書》專記天文星象，《河渠書》專記河流、水利情況等。“世家”則記載了王侯封國的歷史，如《越王勾踐世家》《留侯世家》。“傳”主要是各類人物的傳記。寫一個人物的，后人稱它作“專傳”，如《淮陰侯列傳》；寫兩個或兩個以上人物的，后人稱它為“合傳”，如《廉頗藺相如列傳》；把相類似的人物記在一起，不管他們是否是同時代的人的，后人稱作“類傳”，如《游俠列傳》；此外還有“附傳”。列傳中還有一些是記載我國少數民族或與漢朝有往來的一些國家及地區的情況的，如《東越列傳》《匈奴列傳》等。上述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有機地聯系在一起，組成《史記》的完整體系。作者不僅把自己的觀點貫串在敘事當中，在篇末，還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簡潔的語言寫成史論。 作者撰寫《史記》的目的并不限于記述歷史事件和人物，而在于通過歷史現象“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探索天道與人事的關系，總結歷史的發展變化。兩千年前的史學家能夠提出這樣的課題，他的識見是值得肯定的。當然，由于他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也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史記》作為一部史書，它的可貴之處在于作者對史料嚴肅審慎的“考信”精神和忠實于史實的“實錄”態度。司馬遷對調查來的大量文字材料進行認真的分析、核實，去偽存真，他不以成敗論人，不趨炎附勢，不做無根據的歌功頌德，也不隱瞞壞人壞事或缺點錯誤。他景仰孔子，但對孔子在《春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顧事實、妄贊當代人物史事的做法照樣提出了批評。對西漢的開國皇帝劉邦，既寫了他的深謀遠慮、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又形象地刻畫出他的無賴嘴臉。正因如此，《史記》成為一部千古不朽的信史。 《史記》一書體現了司馬遷的進步思想和鮮明的愛憎感情。司馬遷刻畫了憑機智勇敢維護了國家尊嚴而“完璧歸趙”的藺相如，歌頌了他“先國家之急”的高尚品德；以滿腔的熱情贊譽了愛國將領李廣，對于他的不被朝廷重用，最后竟因不甘受辱而自殺身死，表示了無限的惋惜與同情。司馬遷對生活在人民之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而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游俠，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對那些把皇帝的意志當作法律的酷吏，則進行了辛辣的譏諷。他對禮賢下士、不恥下交的魏公子信陵君無忌十分喜愛和敬仰，作者在《魏公子列傳》中，連用了四十七個“公子”來親切地稱呼信陵君，這實際是把信陵君與當時那些身居高位、頤指氣使的權貴作了鮮明對比。 司馬遷在《史記》中把紀傳體史學與傳記文學融于一爐，把人物形象的刻畫與場面的描述結合了起來。他筆下的“火牛陣”“荊軻刺秦王”“鴻門宴”和“垓下之戰”等等，是歷史情況的真實記錄，也是文學的再創作，既有特定的場面，又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是膾炙人口的名篇。所以魯迅先生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全十冊）點校修訂本（平裝） 歷來為《史記》作注的很多，最出名的是“三家注”，即劉宋時裴骃的《史記集解》、唐朝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這三家的注，本來都是各自單刻的，到北宋時才與《史記》合在一起，散附在有關的正文后面。今天，我們通常使用的標點本《史記》，是中華書局根據清朝同治年間金陵書局刊行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重新整理、分段、標點的。 《史記》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珍視。司馬遷的精神和他的《史記》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輝。 本文選自《名家講<史記>（插圖本）》，中華書局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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