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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9日上午7點22分，羅國杰先生靜靜地走完了他的一生。作為新中國倫理學事業(yè)的重要奠基人、杰出的哲學家和教育家，羅老師的思想和人格影響或塑造了倫理學領域里的幾代學者,也是我終身難忘的恩師。 我的本科、碩士和博士學習是在人大哲學系完成的。羅老師的思想、人格和修為深深地影響了我這十年的學業(yè)和成長。走上研修倫理學之路，是在羅老師的直接引導之下一步步入門的。可以說，沒有羅老師當初的悉心指導，也就不會有我后來在倫理學上的進步和成就。
猶記得當年讀本科的時候，我還不太清楚什么是倫理學、倫理學的主要問題是什么，雖然也試著去讀了一些書籍，但仍舊存有許多的困惑和問題。到了要開設倫理學課程之前，我決定去拜訪羅老師，向他請教。第一次見面，我就被羅老師那種君子如蘭、溫潤似玉的儒者風范所吸引。道明來意之后，羅老師熱情地把我讓進家中，深入淺出地為我講解倫理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和實際含義。他說，倫理學是一門大學問，很多東西一時講不完，上課以后我們再慢慢談。鑒于我缺乏倫理學基礎，羅老師推薦我讀一本蘇聯(lián)人寫的教科書，并把他自己編寫的講義借給我看。這次談話讓我獲益匪淺，不僅使我初識羅老師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風范，給我的學習和生活帶來了春風化雨般的滋潤，而且使我與倫理學結(jié)下最初之緣，開啟了我求學生涯的新天地。 當羅老師正式為我們講授倫理學課程的時候，我又被同學們推選為課代表。這樣一來，我與羅老師之間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交流的機會。在羅老師的指導下，我開始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一些倫理學著作，同時選修了其它相關(guān)課程，逐步加深了對于倫理學的理解，對倫理學產(chǎn)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在決定本科畢業(yè)論文題目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一個與倫理學相關(guān)的題目，探討科技發(fā)展對倫理道德的影響。于是，羅老師又成為我畢業(yè)論文的指導老師。到1982年畢業(yè)前，我報考羅老師的碩士研究生，遂正式成為其門下的弟子之一。 在研究生階段，隨著倫理學理論學習和研究的展開，我對羅老師的認識和了解也逐漸深入。他常常告誡我們要多讀書、讀好書，只有這樣才能開闊理論視野、深入思考問題。遵從羅老師的教誨，我閱讀了大量中外倫理學經(jīng)典和原著。羅老師自己十分喜愛讀書，也喜歡買書，家里的藏書量十分可觀。他說他的書大多是舊書店淘的。別人進城上街買物，羅老師也上街，但很少去逛商店，而是去逛書店，幾乎每次都會發(fā)現(xiàn)一些好書。羅老師家里到處都堆放著書。他一直夢想著能有自己的書房。后來有了一套三居室，羅老師便騰出一個房間作書房。他把房間的四面墻壁和中間都放上書架，結(jié)果因為書太重，房間地面的水泥板都壓斷了。學校了解了這一情況之后，給羅老師分了一套四居室，可以說羅家是“因禍得福”。 受羅老師影響，我們這些學生們上街的時候多半也都是去逛書店，尤其是二手書店，那里的書不僅種類多而且比較便宜。每次從城里回來，我們也都抱著一大摞書，一般不花光身上的錢是不會離開書店的。記得有一次我半開玩笑地對羅老師說，“‘書到用時方恨少’。為了將來不‘恨’，我現(xiàn)在多買點。”羅老師馬上說，你以為書多是擺在那里的？那是要讀的。不讀，再多的書也沒有用。我在人民大學讀研和工作的八年間積攢了很多書籍，后來出國后需要把學校分的房間交回去，不得已捐給了倫理學資料室。 羅老師鼓勵年輕學子向未知挑戰(zhàn)。他常常對我們說：“倫理學中的很多題目都是我們這些當老師的還沒有研究過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支持你們?nèi)パ芯浚銈儼蜒芯孔龊昧耍饶茏屛覀円矊W點東西，同時也能為我國倫理學研究開拓出新的境界。”在羅老師及其他倫理學教研室老師的鼓勵、支持和指導下，我開始翻譯了斯蒂文森（Charles Stevenson）的《倫理學與語言》(Ethics and Language),該書后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在深入研究斯蒂文森的理論基礎上，我的碩士畢業(yè)論文專注于現(xiàn)代西方元倫理學中情感主義。1985年碩士畢業(yè)之后我留校任教并攻讀在職博士，研究方向是倫理學原理，導師依舊是羅老師。 羅老師開闊的眼界和包容的態(tài)度也令人敬佩。1990年，受英國文化委員會（the British Council)資助，我赴英國師從理查德·諾曼(Richard Norman)教授開展中西倫理學比較的博士后研究。有一次在牛津大學開會，我遇到了卡迪夫大學的帕爾默（Humphrey Palmer)教授。在交談中，他邀請我去他主持的宗教系做個講座。1991年3月我從坎特伯雷去卡迪夫作演講，并順利通過了工作面試。接到他們的任命書后，我感到很猶豫，一方面很想在那里工作一段時間，但另一方面考慮到我在英國的時間只剩下不到半年，不知道人民大學會不會批準。于是便給時任人民大學副校長的羅老師和倫理學教研室主任宋希仁教授寫信咨詢。我本來以為他們可能不會同意我的請求，沒想到羅老師、宋老師很快就回信并且表示理解，表示支持我在英國多待一年。羅老師說，在國外，一年的時間太短了，也學不到什么東西，很多時候往往連語言還沒有掌握好，更別提深入了解西方倫理學的理論和思想了。在信中，他希望我珍惜眼前的機會，認真研究理論問題，從中吸取有益的思想成果，同時注重傳播中華倫理，以促進中西文化之間的對話和交流。 1999年9月羅國杰（中）在倫敦Gresham學院參加中英倫理學研討會上發(fā)言，姚新中（左）為其翻譯。 現(xiàn)在回想起來，羅老師當時不僅思想開放，眼光也很獨到，能夠敏銳地感知時代的要求，讓我們這些后學們終身受益。1995年8月，我去韓國參加一個學術(shù)會議，中途路過北京。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羅老師和宋老師時，他們十分高興，叫上教研室的同仁一起給我接風。多年不見，本以為會有些生分，但當我見到羅老師那祥和的目光與春風般的笑容之后，我心頭的最后一絲顧慮也徹底打消了。席間，羅老師多次問起我在英國的工作、研究及生活，言辭懇懇、情真意切，使我心中頓生許多溫暖。我再一次感受到羅老師的人格魅力和天下胸懷。1997年之后，我經(jīng)常回國講學，因而有了更多的機會拜訪羅老師，與他進行更深入的交流。在他的鼓勵和支持下，我們開始中英倫理學的交流和合作，連續(xù)在北京和倫敦舉辦了兩次學術(shù)會議。 每次回國，不論時間多么緊，我都會去看羅老師。我們的談話中，一個經(jīng)常涉及的話題就是我什么時候回國。2010年我已在英國學習工作了20年，那年的8月關(guān)于是否回國的問題我和羅老師進行了一次長談。羅老師表示希望我能夠回國工作，他說：“英國畢竟不是自己的祖國，也不是自己的文化，在外面工作了那么多年，也該考慮回來為中國的倫理學事業(yè)發(fā)展作些貢獻了。”不過，他也表示理解我的難處，因為國內(nèi)高校教授的收入與英國相比太少了，但希望我一旦條件成熟，要給予認真的考慮。這次的談話和羅老師的期待我時刻銘記在心，這對我在2013年底終于下決心辭職回到人民大學哲學院，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回來后羅老師的身體狀況已經(jīng)使得他無法自由地表達和交流了，不過他還是能夠聽懂我說的話。當我把我的想法和決定告訴臥病在床的羅老師時，他顯得十分高興。我也很慶幸自己在羅老師有生之年回到母校，能夠為羅老師等老一輩學者們所開創(chuàng)的人大倫理學發(fā)展作一點自己的貢獻。 羅老師學識淵博，對于新知識有著強烈的探索精神。羅老師一生傾注于倫理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不僅對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而且對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西方倫理學、應用倫理學等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羅老師對于中國當代倫理學事業(yè)發(fā)展作出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創(chuàng)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體系。羅老師1959年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并留校從事倫理學教學與科研工作。1960年2月，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教研室成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高等學校中建立的第一個倫理學教研室，時年32歲的羅老師擔任教研室副主任。在沒有任何前人成果可供借鑒的情況下，羅老師和教研室的同仁一道，短短三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幾項研究課題：整理編輯了百萬字的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對道德的有關(guān)論述；開創(chuàng)性地討論和制定了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教學大綱，并編寫了繁簡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講義》（1961年10月，當這本《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講義》的油印本出版之時，蘇聯(lián)施什金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原理》尚未出版）；在本科學生中開設倫理學課程，第一次在高等學校中講授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此后，羅老師還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并發(fā)表了大量的文章，為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在中國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為中國當代倫理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培養(yǎng)了大量的中堅力量。在羅老師的帶領下，自1981年開始，中國人民大學相繼開辦第一屆、第二屆高校教師倫理學進修班，隨后還舉辦了多期倫理學研究生班，為新時期中國倫理學事業(yè)的振興和發(fā)展，培養(yǎng)了教學和科研的骨干隊伍。1981年，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教研室獲得碩士學位授予權(quán)，成為當時我國最早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quán)的四個單位之一；1984年，教研室成為我國倫理學的第一個博士學位授權(quán)點。作為新中國第一位倫理學專業(yè)的博士生導師，羅老師幾十年如一日，始終默默耕耘在倫理學教育事業(yè)的第一線，一生兢兢業(yè)業(yè)，誨人不倦，為倫理學的研究和教學培養(yǎng)了大量高級專業(yè)人才，為新中國倫理學事業(yè)發(fā)展作出了杰出貢獻。 三是為全國倫理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出謀劃策、殫精竭慮。羅老師長期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教研室主任、哲學系主任和大學副校長，在他的領導之下，倫理學教研室建設了本、碩、博三級倫理學人才培養(yǎng)體系，從而成為全國高校倫理學的研究中心。羅老師曾擔任過中國倫理學會會長達20年之久，以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教育部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思想品德課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道德與文明》主編、國家教委（教育部）《高校理論戰(zhàn)線》編委會主任、特邀總編輯等職。在這些領導位置上，羅老師在領導和組織中國倫理學事業(yè)的發(fā)展方面功不可沒。 “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是羅老師生前所獲的最后一份殊榮。頒獎委員會這樣評價羅老師：“其為人也謙遜、慎獨、達觀，其為學也勤勉、嚴謹、創(chuàng)新”。獲獎后，羅老師給人民大學寫信，表示要把所有的獎金全部捐獻出來，建立一個倫理學基金，用來幫助、鼓勵和支持那些熱衷于投身倫理學事業(yè)的莘莘學子，推動中國倫理學研究向更高水平發(fā)展。考慮到羅老師家并不富裕的生活，我們幾個學生曾經(jīng)建議羅老師和師母留一部分以補貼家用，但羅老師和師母說：“你們說的，我們都考慮過，但我們還是決定把這些錢全部捐出來。我們的生活沒有什么困難，不需要這么多錢。建立一個倫理學基金，可以幫助鼓勵更多的人更好地學習倫理學。” 斯人已去，生者余哀；掩卷長思，音容宛在。羅老師一生的成就和卓越，絕不是短短數(shù)千言能夠涵蓋的。借用“吳玉章終身成就獎頒獎詞”的三句話來評價羅老師的一生：“他是新中國倫理學事業(yè)的奠基者，中國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開創(chuàng)者，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道德理論的創(chuàng)建者。”正可謂： 百年育人，丹心創(chuàng)倫理之大業(yè)；萬世流芳，青筆著道德之文章。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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