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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審閱之前寫的小說大綱，想準備著手豐富下內容。可才看了半頁，就心煩意亂，發現自己之前想得過于簡單了。 就如“一個獨立的、三合土的小院子，院子的西邊是一間小小的廚房，東邊則是放農具和兵器的地方；正屋是五間正房，左邊兩間是廂房，右邊兩間也是廂房，唯有正屋是專門擺放祖先牌位的地方……只見正中央放著一張八仙桌，八仙桌的上面放著香爐和貢品，上方貼著張大紅紙，紅紙上寫著“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左邊則擺放著自家祖先的牌位”。 這個場景，其實在廣西一些農村中的老房子是很常見的。是家祠的一種，只是現在改了些，祖先的牌位改成了祖先的遺照。按理說這是傳統，應該在古時就有的…… 可是這本書的原先設定是在宋朝時期的，內心也不清楚到底宋朝時期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傳統，于是乎翻閱了下資料，才發現自己差點犯了一個固化思維的錯誤。 一、天地君親師的起源“天地君親師”五個大字在南方的家族祠堂中很常見，這是我們傳統的崇奉和祭祀的對象；是我們對于穹蒼、大地恩賜的感恩之心，是對于社稷、國家的尊重，是對于父母、恩師的深情；也是我們的信仰的源泉、精神寄托的對象。正所謂“人不奪天，地不離土，君不離口，親不閉目，師不掉巾”。 人不奪天，地不離土，君不離口，親不閉目，師不掉巾 那“天地君親師”到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在成為民間的信仰源泉？ 翻閱網絡百科，上面的說法是“在清代雍正時期，才在政府的認可下，流行于全國范圍的。特別是雍正皇帝特意規定了“天地君親師”的次序，并對其意義進行了詮釋，尤其是對“師”的解析”。 這也就是意味著，在清代以前，這種習俗并沒有獲得官方、士大夫的全面認可，只是民間或者是宗教信仰。甚至可能連這五個字的次序都有一定的差異性。 “天地君親師”的思想源頭： 根據考究，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是“天地君親師”的思想源頭，公認的是最早出自于《荀子 禮論》；也有人考究認為應該比《荀子》還要早，是出自于春秋時期的《國語》。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 可在漢代以前，各種書籍中并沒有總結出這五字真言，只是對“天、地、君、親、師”的理論進行詮釋，真正總結出來“天地君親師”的五字真言反而是道家。漢代時期道家昌盛，此時的儒家和道家在一定范圍內是互通的，因此在道家的《太平經》（對，就是張角獲得的那本書）第一次提到了“天地君親師”的序列，它提倡了“只有孝子才能養雙親，只有事親的弟子才可明師道，只有忠君的臣子才能全力事君”。 只是此時與清代所提倡的“天地君親師”還有一定的差異性存在，因為它是宗教信仰的，所以它所提倡的“君親師”中的君是指道教的真君；師則是指道教中的師傅。 所以漢代時期，應該只有道家人事才會崇奉這五字真言，這點在《中國道教》此書中也有闡述到，它認為這五字真言確實是儒家所倡導的，但也是道家第一次總結出來，并將其排序的。 且根據《“天地君親師”起源》（作者余英）的說法，這五字真言得到民間的接受，不應該早于13世紀中葉。余英先生考究后認為，根據南宋時期的記載，這五字真言，儒家學者雖然認可，并將其再做出了新的解析，可余英也提出了一點，那就是“師”的解析，還有一定的沖突在內，有些儒家在文獻中闡述的只有“天地君父”，并沒有“師”。而根據車錫倫先生的考究，直到明中時期，“天地君親師”這五字真言依舊存在于宗教之內，是見于融合了釋、道的一些分支宗教中，或是道家中。 所以，宋、元、明中期，這段時間里，民間也應該不會在家祠中擺放這五字真言作為祭祀，若是有，估計也多為宗教人士（不僅僅是道家，有可能是融合部分道教的白蓮教或彌勒教）。 明末時期，民間已經集體供奉“天地君親師”網上有種傳說，說是因明成祖與名士解縉之間的趣事，而流傳于世的。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確實是真的。可從文獻中顯示，確實是從明朝時期，“天地君親師”逐漸成為民間家祠中的祭祀時必備的物品。 此時的格式也沒有完全固化下來，有些富裕些的人家則用金絲楠木做成的牌位，再書寫上宋體的“天地君親師”大金字，而普通點的人家則是用紅紙黑字來書寫。另外，“天地君親師”的兩側，右邊是書寫著'九天東廚司命'，左邊寫著“某氏堂上宗祖'。 古代漢族以右為尊，而'九天東廚司命'則是灶神的神位，灶神雖然在神格上是較小的一位神仙，可在民間它是“一家之主”，所以能在民間之家的家祠正位中擁有右尊位。 這些是史學家和民俗家們的考究出來的，所以明代時期“天地君親師”應該是在民間中有一定的市場了，只是皇家或官方并沒有完全認可而已。 另外網上還有另外一種說法：這種說法相對缺乏直接證據，屬于臆測。 明末清初，中土大地陷入了無序的狀態之中，明軍、起義軍、清軍、土匪導致民不聊生，人們傾向于需求一種有序的社會。后來隨著清軍的節節勝利，伴隨著的是“易服剃發”令的推進，活下來的漢人害怕死后無法與祖先見面，因此在家祠中貼上了“天地君親師”，以表示自己是身不由己，內心中依舊保留著“人不奪天，地不離土，君不離口，親不閉目，師不掉巾”，同時列入家祠中的正位，右側則是“一家之主”灶神的位置，左側才是祖先們屈居的位置。 后來隨著反清復明的從明處轉入暗處，天地會等組織在民間中不斷推進，使得這個習俗很快就受到了漢人們的推崇。而清帝肅清全國反對勢力后，認為這種方式是認同清政府的統治（胡人左為尊，將祖先放在左位），同時也需要這種忠君的思想，于是乎就對“天地君親師”進行了官方的詮釋和序列定位，因此獲得了再次推廣，成為全國人們的信仰源泉之一。 這種說法，其實是建立在兩廣區域常見的家祠現象。同時清代時期，兩廣一直都是反清勢力的聚集地，所以考慮可能是一些網友根據這幾點，進行的一種推斷式的考究而已，相對缺乏直接證據來驗證。 但不管是那種說法，至少“天地君親師”在民間流行，應該是在明末清初或是明中期。 家祠的趣事祠堂最早出現于漢代，據《漢書·循吏傳》記載，“文翁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及時（指誕辰和忌日）祭禮不絕。”另外在《周禮》中有這樣的記載：《禮記·祭義》里說：“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禮記·祭法》：“庶人庶士無廟者，死曰鬼。” 漢代劉邦，雖是秦人，可在秦國占據沛縣之前那兒是楚地，所以劉邦也算是半楚人。在戰國時期有這樣的記載，“楚人多淫祠”（這里的“淫祠”是指泛濫的意思）。因此當劉邦大一統之后，他修改了祭祀的一些禮節，他給原本屬于小宗的諸侯國也修廟，只要是他的兒子，都可以在他的廟旁有一座小廟。 人本來就是有跟風的情緒在內，隨著漢代門閥崛起，家廟逐步興起。到了唐朝，就有這樣的規“三品官員及以上的，死后必須建廟祭祀”。到了宋代，這種家廟的制度也逐漸完善，此時不能隨意修家廟了，只能由政府指定給予的個別人才行（就是有謚號，且多為文官），也就意味著，入廟堂已經成為了官僚階層特權。 可有些家族已經歷經千年了，哪怕是因戰亂被打散，他們的內心中依舊保留著傳統及信仰。因此民間與官方就選擇了一種妥協的方式，沒有高品階、政府給予的謚號的，不允許建廟堂，但可以修建家祠，也就是不能享受他人的香火，只能由本家供奉。當然有些有錢的家族或勢力，干脆捐錢修個寺院、或道觀，讓祖先在佛像、道君旁一起享受香火。 但是此時的家祠，是不能建在家中的，只能建在家族的墓地旁邊。且只有經國家批準家族，或者享受官方祭祀神祗先賢的場所才能叫做廟，其他的都算是“淫祠”，直到南宋時期，朱熹寫了本書《朱子家禮·祠堂》，他就提出了“ 然古之廟制不見于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意思就是，在古代的書籍中都沒有廟宇的說法，怎么可以阻礙到人家紀念先祖的呢？此后，民間就將家廟就改為了家祠。 那為什么北方少見祠堂，而南方多見家祠呢？ 有人說是因為戰爭，特別是還特指外族入主中原的兩次因素導致的，其實這些都有些偏激了。 在古代的文獻中并沒有這樣的記載，特別是元代和清代，前面提到了家祠中的“天地君親師”還是清帝雍正所提倡的，所以清代時期，北方應該也還有部分區域保留家祠。而明代，就更加了，在明代的民間書籍中，經常見到陜西、山西的官員，要回家祭祀，且還是在家祠中的現象。 因此考慮更多的，可能是明末時期天災人禍，如萬歷、天啟、崇禎時期的鼠疫、旱災、蝗災，導致了北方人口銳減，大型的家族基本被毀了，又或者是明末的農民起義，導致了無序狀態，活下來的人被迫選擇一種妥協的方式——一切從簡。 另外就是清入關后有一段時間是在北方圈地的，因此部分逃過災難的人，就成為了包衣奴，這部分人也是不允許建家祠的；還有就是清末時期、民國時期的戰亂以及抗日戰爭時期，都導致了人們背井離鄉。加上后來的“破四舊”。所以北方就少見大型的家族形態，也就沒有了祠堂（有祠堂就意味著有錢，就如同山西晉商那樣，土匪天天惦記著）。 習俗知識一、佛教在宋代以前，是沒有靈牌位的。是到了宋代時期（大概是在仁宗時期），佛教融入了這個道家的信仰，可能是富家人員捐贈寺院所導致的；也可能是為了滿足人們將祖先放在寺院中享受香火；或者是當時的宋代，每當發生自然災害或戰亂時，都會讓僧侶、道士去負責收斂尸骸，如宋高宗時，就要求僧人（道士）每收斂2000具尸體，就給一張度牒；又或是其他種種情況吧，畢竟沒有更多的文獻記載。 這種行為其實是與早期佛教思想有一定沖突的，畢竟佛家提倡輪回，人是可以轉世的。若是供奉靈位，那不就是等于否定了輪回？所以后來的解釋是，放在寺院內，在僧侶的佛號中，逝者能早日洗滌掉前世的罪孽，早日進入輪回。若是前世為人們做好事，多做事，人們對逝者的思念之下，逝者亦也可成佛（神）。 同樣，在寺院中安放靈牌位也是根據《周禮》的禮節的，不能放在右位，也不能正對佛像，只能放在左側或者是左廂房中。 二、有時候去游玩一些古宅景觀參觀時，會有一種“步步高升”的古宅。 這種古宅多見于官宦世家，它是一種多進宅院，每一進宅院都會比前面一進宅院更高些臺階，使人在參觀時，會有種步步向高的狀態。就如廣西欽州大蘆古村,就比較完整保留了下來。這種古宅就有別于晉商保留下來的古宅院。 廣西欽州大蘆古村的“步步高升”古宅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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