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亞輝：論西安西郊陜棉十廠唐壁畫墓 M7 墓主身份

zhihaizhao 20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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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6年發掘了西安西郊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該墓雖未出土墓志，但據出土的貼金彩繪天王俑、十二生肖俑、樂舞圖等屬于唐元功臣墓葬的喪葬元素來看，其墓主的身份只可能屬于唐元功臣、龍武軍或內常侍中的一員。以政治文化集團的視角對唐墓進行考察可知，隸屬同一政治文化集團的人群其墓葬面貌和隨葬器物往往呈現出一定的共性，其背后折射的則是這一人群共同的經歷、相似的身份與處境以及共同的政治文化認同與信仰。

隋唐墓葬分期與分區的框架已基本建立，如若進一步推進唐墓研究，必須充分汲取歷史學尤其是中古史等相關研究成果，綜合考量傳世文獻、出土墓志和墓葬材料，將“考古學關于等級制度的研究與政治史、社會史以及個人或群體的命運相結合”。然而，考古發掘的墓葬多遭盜掘，隨葬品已被盜擾，墓志可能在墓葬發掘前就已出土，墓志的缺失使得對墓主人身份的判定難上加難，即便一些墓葬規模很大，隨葬器物豐富，也很難被學術界廣泛利用，如下文即將展開討論的西安西郊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就屬此例。

1996年3月，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陜棉十廠15號住宅樓基建工地清理唐墓9座，其中M7（下文統稱“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為一斜坡墓道單磚室壁畫墓，簡報將墓葬年代定在唐天寶年間前后，這無疑是正確的。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未見墓志，無法知曉墓主的具體名諱，然而該墓出土的貼金彩繪天王俑、十二生肖俑、樂舞圖等喪葬元素為揭示墓主人的身份背景提供了某種可能，以下試從上述三個方面詳述。

一、貼金彩繪天王俑

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出土的天王俑高98厘米，頭戴側翻沿軟盔，盔頂飾尾翼上翹的孔雀，人面略仰，眼圓睜，闊口微張露齒，身著貼金箔明光鎧，兩肩各飾一骨朵，獸頭吐袖，當腰系絳帶，右手握拳抵膝，左手分張如爪，小臂肌肉隆起，甲衣下緣貼飾金箔，內著袍，兩側袍裾提于膝上，足穿高靿軟靴，踏于蹲臥的鬼怪身上，底部臺座狀若樹（圖一）。

在對唐墓中出土的描金（貼金）彩繪（三彩）器物進行系統梳理后可知，隨葬描金或貼金器物的38處唐墓（群）中，除史道洛、左才、樂道仁、寧縣秋樹溝唐墓、何府君、秦安縣唐墓M1、張仁等7座墓外，其余均位于唐代兩京地區，尤其是唐代京兆府附近，年代則集中于唐高宗至玄宗時期，其中唐高宗至武則天時期的墓主人主要為李唐建國元從及其后裔，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隨葬貼金或描金器物的墓主多為唐元功臣或內常侍。唐玄宗時期，隨葬貼金或描金器物的墓葬有開元二十八年（740）楊思勖墓、陜西長安縣南里王村唐墓。其中陜西長安縣南里王村唐墓為一唐代墓群，未見正式簡報或報告，只在圖錄中著錄。從圖錄中列出的器物來看，南里王村墓群年代有前后之分，其中出土鎮墓獸1件，高56厘米，胸部貼金，相近形制亦見于天寶三年（744）史思禮墓、天寶四年（745）雷府君夫人宋氏墓、乾元元年（758）章令信墓。南里王村墓群中另出土彩繪天王俑1件，高68厘米，局部貼金，形制與雷府君夫人宋氏墓一樣。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出土的天王俑高度為98厘米，略低于史思禮墓中出土的天王俑（108.2厘米）及雷府君夫人宋氏墓所出天王俑（110~113厘米），考慮到器物保存狀況，或考古器物測量時可能存在誤差，三者俑的高度相差不大，可見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墓主人身份等級與史思禮、雷府君相當或略低。

二、十二生肖陶俑

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出土生肖俑11件，泥質紅陶，獸首人身，身著右衽交領廣袖長衫，雙手合拱于胸前，高度為22.5~23.8厘米（圖二）。

泥質紅陶十二生肖俑，從墓志紋飾中的獸首人身十二生肖借鑒而來，是“唐代佛教撰述中十二時獸的觀念漸漸與中國傳統十二支觀念相結合”的產物。目前考古材料所見唐代長安地區出土泥質紅陶十二生肖俑的墓葬有開元二十四年（736）孫承嗣暨妻高氏合葬墓（圖三，4）、開元二十八年（740）楊思勖墓（圖三，9）、天寶三年（744）史思禮墓（圖三，3）、天寶四年（745）雷府君夫人宋氏墓、天寶九年（750）禰仁秀墓、天寶十年（751）皇甫悅暨妻李氏墓（圖三，2）、天寶十一年（752）鄭君妻韋婢娘墓（圖三，5）、至德三年（758）清源縣主墓、乾元元年（758）章令信墓、上元二年（762）唐肅宗保姆涼國夫人王氏墓、元和三年（808）朱庭玘墓（圖三，6）、西安秦川機械廠唐墓M3（圖三，8）、西安秦川機械廠唐墓（圖三，7）、陜西長安縣大兆鄉東曹村唐代墓群（圖三，1）、西安硫酸廠唐墓M7。上述墓主人情況列表如后。

表中墓主明確的墓葬，孫承嗣為兵部常選，其父孫荊山為左豹韜衛伊川府左果毅游擊將軍上柱國，宣威天山，可知孫荊山屬于府兵系統，孫承嗣的夫人高氏未見明確出身?？紤]到此時在唐朝軍事系統中有不少朝鮮半島移民，且像高慈、高崇德、高足酉等人均隸屬左豹韜衛，不排除孫承嗣的夫人高氏父、祖為朝鮮半島移民，且任職左豹韜衛的可能，故孫承嗣與夫人高氏的聯姻可能緣于兩人父輩均隸屬左豹韜衛的背景。禰仁秀的父親是禰素士，禰素士為唐云麾將軍、左武衛將軍、上柱國、來元郡開國公，禰仁秀本人曾累授明威將軍、右驍衛郎將，在軍隊系統中任職。天寶十一年（752）鄭君妻韋婢娘墓志中提及鄭君為弘農郡全節府別將。楊思勖、雷府君均為內侍，史思禮、章令信為唐元功臣，后在龍武軍任職，朱庭玘則是元從奉天定難功臣、左神武軍宿衛，這似乎暗示著十二生肖俑可能屬于禁軍或內侍人員使用的。玄宗一朝，建立龍武軍和設置官署，使得北衙禁軍逐漸與南衙脫離關系，形成類似于內侍省的獨立官僚體系和內部司法權，即“準內廷體制”，自玄肅代三朝開始，唐代宦官群體角色完成了從“仆”到“臣”的轉變，且與佛教勢力關系緊密，當開元天寶之際，“佛教撰述中十二時獸的觀念也漸漸與中國傳統十二支觀念相結合”，泥質紅陶十二生肖俑也就在長安應運而生，而這無疑與龍武軍、宦官群體在玄宗時期勢力煊赫有關。至于兩湖隋唐墓出土的十二生肖陶俑將另撰專文詳述，需要強調的是兩湖隋唐墓的年代值得推敲，如湖南長沙黃土嶺唐墓56長黃M024、湖南長沙牛角塘唐墓M1、唐墓56長烈園M004這三座墓的年代均應在高宗至玄宗時期，不排除墓主為玄宗時期北來任職官員的可能。

三、樂舞圖

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在墓室東壁繪有樂舞圖，圖中有7人，演奏樂器的5人分別持豎箜篌、琵琶、篳篥、鈸，還有1人樂器殘缺，中間為一青年男性舞者（圖四，1），這屬于唐玄宗開元時期整頓之后形成的典型墓室壁畫布局，結合玄宗時代墓室壁畫樂舞圖的已有研究成果，可知樂舞圖亦見于開元十五年（727）嗣虢王李邕墓（圖四，2）、開元二十七年（739）韓休墓（圖五，2）、天寶四年（745）蘇思勖墓（圖五，3）、開元二十九年（741）讓皇帝李憲墓（圖五，1）、天寶七年（748）張去逸墓。其中韓休在唐玄宗時期位居宰相，逝世后獲贈揚州大都督；蘇思勖為內侍，常山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檢校云韶使；張去逸為銀青光祿大夫太仆卿上柱國，張去逸與張去奢為兄弟，唐玄宗之女常芬公主下嫁張去奢。據張去逸墓志銘文可知，張去逸為昭成皇后（唐睿宗昭成順圣皇后竇氏，即唐玄宗、金仙公主、玉真公主之母）的親外甥。張去逸有六子，張清為其一。據張清之子張怙墓志可知，張清娶肅宗之女郯國公主為妻。西安碑林中所藏《郯國大長公主墓志》云：“駙馬都尉范陽張清，即玄宗之表侄，肅宗張后之愛弟?！?/section>

結論

唐玄宗憑借其父唐睿宗與自己在北衙、南衙禁衛軍的勢力登上帝位，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批唐元功臣，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龍武軍、內常侍勢力也逐漸興起，這一批特殊人群的存在，深刻影響了玄宗時代墓葬的面貌，西安西郊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隨葬器物、壁畫與楊思勖、蘇思勖等墓相似，表明墓主人可能與蘇思勖、楊思勖等人身份相近。出土相同的隨葬品，可能表明墓主人身份相似，甚至有共同的經歷，屬于同一政治文化集團，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墓主人的身份，最有可能屬于唐元功臣、龍武軍或內常侍中的一員。

至此，我們可以謹慎地對個別未出墓志的唐墓墓主人的背景身份進行判定。首先，依據唐代兩京尤其是現在西安地區相對成熟與完善的唐墓分期框架，對未出墓志的唐墓進行考古學年代上的斷定；其次，系統梳理未出墓志唐墓的喪葬元素，如青龍白虎圖案、木門、埋葬位置、貼金彩繪器物、十二生肖俑、樂舞圖等，找出具有相同喪葬元素的唐墓，結合墓志材料與傳統文獻，對墓主人身份進行考察，尋找墓主人身份、背景與經歷的相似點，進行歸納總結；最后，注意在大的歷史背景中對所得出的結論加以考察、驗證。

古代中國“只有各級政治體能夠有效地組織人們共同行動”，中古時期亦不例外，“一個政治體，不僅其規模、結構等實體性特征，還有其賴以運行的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相應的觀念體系，用以指導在此政治體中人們的行動，以及塑造人們對于該共同體以及自身的認識”，反映在考古材料中，則是隸屬同一政治文化集團的人群，其墓葬面貌和隨葬器物往往呈現出一定的共性，其背后折射的則是這一人群共同的經歷、相似的身份與處境，此時對政治文化的認同往往會超越族群與地域的限制，在唐玄宗時期對喪葬不斷整頓的背景下，陜棉十廠唐壁畫墓M7墓主人的身份只可能屬于唐元功臣、龍武軍或內常侍中的一員，極有可能是唐元功臣。若上述判斷無誤，以政治文化集團的視角來對個別未出墓志的唐墓進行考察，則很有可能激活一批未被重視的唐墓材料。

(作者：盧亞輝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文博學刊》2018年第3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