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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禁學焚書之后，儒生們開始講習《周易》，卻面臨著兩大尷尬：一是在講究“師法”的秦漢之際，他們突然改弦易轍地去講習與儒學毫無關系的卜筮之書《周易》，雖然是迫不得已，可也免不了受人嘲笑。二是他們講習《周易》是屬于別開生面，沒有前學可以繼承，更沒有什么“師法”，他們對《周易》也陌生，即搞不懂筮法，也讀不懂卦爻辭，自然講《周易》很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儒生們就開始做三項工作： 一是編一些孔子讀《易》、談《易》的說辭，作為自己講習《周易》的歷史根據，這個和子思之儒的想法如出一轍，毫不奇怪。最有名的就是上面引到的《史記·孔子世家》里說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的話，這當是司馬遷從《易傳》里擷取的材料，本田成之先生則認為是田何的弟子楊何所作，他說： “殊作《史記》司馬遷之父談，受《易》于楊何之事實，尤不可輕易放過。彼謂孔子晚年喜《易》，而作《十翼》之傳說，想由《易》學者楊何而出，是不容疑。”[1] 其實還有比這個更早的，就是馬王堆帛書《易傳》里的《要》這篇，它里面是這么說的：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子贛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悳行亡者，神霝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賜以此為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緡囗之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2] 下面還有一大段孔子解釋的說辭，限于篇幅茲不贅錄。只這一小段，就告訴了我們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1、孔子以前不讀《周易》，是晚年才“好”的。 2、孔子好《易》，子贛（貢）還跑來責問他，說明儒家本來不僅不讀《易》，還輕視卜筮。 3、說孔子讀《易》、談論《易》就是出自儒家的《易傳》，先秦書中無之。 看看《要》的說法就可以明白，儒家門人開始編造孔子讀《易》、談論《易》的時候是底氣不足的，他們不敢說孔子一直讀《易》，更不敢說孔子一直傳授、講習《易》，所以編了個孔子晚而好《易》又有子貢來指責的故事，然后通過孔子的口來作辯解，說明要學《周易》的重要性，這樣既給以前儒家不傳習《周易》找了個相對合理的理由，又給自己研習《周易》找到了合理的“歷史依據”。 特別是《要》里面還借孔子的口說“《尚書》多閼（遏）矣，《周易》未失也”、“文王仁，不得亓志，以成亓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后《易》始興也。予樂亓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亓事紂乎？”這不分明說的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儒生們的境遇和心情嗎？同時也可以知道，不僅說孔子作《易傳》是秦漢儒生的編造，連包犧氏（伏羲氏）作八卦、文王作《周易》的說法也同樣是他們編造出來的，此類的說法，在先秦典籍里根本找不到任何蹤跡，最早就是見于儒家的《易傳》，其目的是拉些古代的名人來抬高本為卜筮之書的《周易》的身價。 這種編造，必定在秦代儒生們開始講習《周易》時就已經有了，產生比較早，所以有了《要》這一篇，當然還會有其它的類似的內容，它產生在司馬遷之前，到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周易》已經是儒家的經典，《易傳》與《周易》在社會上并行流傳，他把這些材料收集到并寫進《史記》自然也順理成章，有學者認為是“后人竄入”的，實在是大可不必。平心先生就說： “須知司馬遷受到時代和材料的局限，《史記》中有關《周易》沿革的記述，多得自《易》家的傳聞，其中很多夸誕不實之處。上引孔子晚而喜《易》之說，顯然是出于《易》家的偽托，與《古論語》改‘亦’為‘易’當同出一源。”[3] 此可謂的論，所以說孔子有讀《易》、論《易》的話大多數是秦漢儒生的杜撰，還把許多解《易》的話偽托到孔子口里，稱“子曰”或“孔子曰”，拉虎皮當大旗來給自己壯膽兒。 二是為了進一步說明自己師法有淵源，在祖師爺田何之上又編造一個直到孔子的傳授譜系：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傳易于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 《漢書·儒林傳》：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前漢紀·孝成皇帝紀》： “始自魯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授魯槁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國田何子裝。” 《史記》的記載和《漢書》《前漢紀》的略不同，《史記》的人名除馯臂子弘（名臂字子肱，“肱”或寫作“弘”、“弓”）外，人名都是用的古式，即姓+字+名，先秦慣例人名字并稱時是先字后名，如矯子庸疵，是姓矯，字子庸，名疵，只有馯臂子弘例外，是用先名后字的新式，郭沫若先生認為是被后人篡改過，[4]應該是對的。《漢書》《前漢紀》都是用新式，即姓+名+字，和《史記》比較，馯臂和矯疵的位置顛倒了。這個譜系，從田何是個分水嶺，田何以前的都是編造，其人可能確乎有，可是這個易學傳授譜系則全是編造，絕不可信，田何以后才是真的易學傳授系統。 三是講《周易》的時候避難取易、大量創作所謂的《易傳》，把本門的學說附麗進去。儒生們剛開始講解《周易》卦爻辭時，只取卦爻辭中從字面上看比較好懂的來解釋解釋、發揮發揮，那些看不懂的就不說，回避了，所以那時候的《易傳》大多就是這么東說說、西講講，根本就沒個什么系統可言。為了給自己壯膽兒，還把許多解《易》的話托到孔子口里，稱“子曰”或“孔子曰”，是模仿《論語》的形式。 這些講學內容被記錄下來，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彼此也沒什么關聯；這些零碎片段積累得多了，拼湊起來，就形成了大篇的《易傳》，大家看到的馬王堆漢墓帛書《易傳》里的各篇基本都是如此，那就是比較早期的《易傳》的形態。這點宋代的朱熹早發現了，他說《易傳》是“《文言》與《系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朱子語類·易二·卜筮》），“不曾說”不是不想說，而是他們根本讀不懂，想說也說不了。 這種尷尬情況總不能這么持續，于是儒生們除了自己拼命大開腦洞之外，開始了各種抄襲和剽竊行為，從《子思子》《公孫尼子》《荀子》等古書里抄一些內容，來解釋《周易》卦爻辭或闡發易理，還饑不擇食，甚至從其他學派比如陰陽五行家和道家那里挖材料，特別是漢初人們崇尚黃老之學，《易傳》也受其影響，里面也有很多黃老道家的內容，陳鼓應先生甚至認為“《易傳》的哲學思想，是屬于道家，而非儒家。”[5]——總之，只要能用來解釋闡發《周易》的，都可以拿來用，加以改頭換面，寫進《易傳》里，所以，《易傳》里實際上是思想內容駁雜，簡直就一鍋大雜燴。因為多有抄襲，故有不少內容看上去很象先秦古書，有學者就據此認為《易傳》是先秦的作品，和這些古書是同時產生的云云，那不免是上了當，因為先前的不能抄后出的，可后出的完全可以抄先前的，不能根據它們內容相同或相似就下斷言說它們是同一時代的作品。 同時，既然要稱“傳”，那必須得是與“經”密合，得逐條逐段、逐字逐句地解釋才能象個“傳”的模樣，這樣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地零零碎碎畢竟太不像話，所以大概是在漢初的時候，有人很勇敢地出來作了《彖傳》、《象傳》和《文言》。 《文言》的作者最狡猾，他很有文學才能，也明白自己解釋不了《周易》，怎么辦呢？他用了揚長避短的策略，以最主要的兩卦“乾”、“坤”為題，打著解經的幌子，作了兩篇洋洋灑灑的抒情散文，端的辭藻華麗、文采飛揚。其中《乾卦》的卦爻辭從字面上看相對好理解些，所以他很耐心地一條一條地解釋，先列卦爻辭，然后用“子曰”進行闡發；到了《坤卦》，大概卦爻辭不太好懂，弄不清要說什么意思，他就露了怯，只是各條籠統地簡單說說蒙混過去，連“子曰”都不敢說了。可大家仔細品品就會明白，不管是乾卦還是坤卦，他說了那么一大通仁義道德之言，基本上都是在閃爍其詞，和解釋《周易》卦爻辭有什么關系呢？ 《彖傳》的作者次之，他大概覺得自己才學不足，沒法所有的卦爻辭都解釋，所以只解釋卦辭。《象傳》的作者則勇氣可嘉，卦名和爻辭一起解釋，二者配合起來，再加上《乾》《坤》二卦的《文言》，《周易》才算有了像樣的“傳”，所以后來抄寫《易經》的，都是把《文言》《彖傳》《象傳》逐條按照卦爻辭的順序抄在下面，當成解經的“傳”來對待了。 可勇敢與不勇敢是一回事，懂得與不懂得又是一回事，因為這些“傳”的作者本身也讀不懂《周易》，是勉力而為，寫得十分籠統粗糙。最差勁的就是《象傳》，作者有雄心壯志把每條卦爻辭都要作出傳解來，可惜能力實在是有限，大部分爻辭也讀不太懂，雖然也寫出來很多很精彩的句子，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可許多句子都是在沒話找話地說廢話，比如： 《訟卦》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 《師卦》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兇。”《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兇也。” 《比卦》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這類的都是廢話，說了和沒說一樣。里面還有很多打馬虎眼的話，恐怕連作者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只是為了湊數隨便湊合兩句。比如《象傳》的作者每解釋到二爻或五爻時，如果找不到話說了，就喜歡用“中正”來湊數，這是他的套路，因為二、五是下卦和上卦的中間爻，如： 《需》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訟》九五：訟，元吉。《象》：訟元吉，以中正也。 《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九五含章，中正也。 《井》九五：井冽，寒泉食。《象》：寒泉之食，中正也。 《艮》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艮其輔，以中正也。 這種解經的方法簡直就是在兒戲，如糊弄小孩一般。關于這方面的問題，大家可以參看李鏡池先生的《易傳探源》一文，里面有較詳細的論述。[6]總之，看著這樣低能弱智的作品，除了覺得可笑之外，怎么能讓人相信是“圣人之言”，其他篇中那些“子曰”或“孔子曰”實在是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孔子能起于地下，肯定得說“丘沒這么‘曰’過”。這種情況，宋代的歐陽修早就看出來了，他在《易童子問》卷三里說： 童子問曰：“《系辭》非圣人之作乎？” 曰：“何獨《系辭》焉，《文言》、《說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經，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核其真偽。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為辯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間。若馀者可謂不量力矣，邈然遠出諸儒之后，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于敢為而決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 說得是多么干脆直接、明白透徹！究其原因，就是直到這個時候，儒生們對《周易》的卦爻辭還是一知半解，多數讀不通，又不懂得卜筮，解釋卦爻辭實在無力得很，只能從以前的諸子百家說中挖取材料來使用，混亂駁雜且詞意膚淺，的確是難以讓人相信它是“圣經”，歐陽修博覽群書，就明確感受到這一點，所以很直接地說《易傳》大多“非圣人之作”，可算是個明白人了。所以，我們現在研究《周易》，根本就沒必要把《易傳》看得那么神圣——本來就是一群不懂卜筮和《周易》的人寫的“傳”，能指望他們寫出什么明白的解釋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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