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3月末，鮑勃·迪倫發布了時隔8年的新作品《Murder Most Foul》，這首17分鐘的新歌就像是一團雜亂的毛線球，等待聽眾逐一發現歌詞中隱藏的所有線頭。 迪倫提到的披頭士登陸美國到底怎么回事？歌詞中搭車的來源竟然來自迪倫的偶像伍迪·格思里？歌中提到感恩而死樂隊和“誰”樂隊，他們在當時的美國是什么地位？這里有一份來自袁越在西安SKP和深圳誠品書店現場的《來自民間的叛逆》實錄，恰好可以牽出這些問題背后的“線頭”。讓我們一起看看，除了最骯臟的謀殺，迪倫歌中那段逝去的時光還有什么珍寶被我們遺漏？另外，《讀庫2001》預計發貨時間是本月中下旬，如全年訂戶的地址有變或需要緩寄，請在4月14日（本周二）12點之前點擊此處鏈接登記。 這次會面現場沒有留下照片，照片都是后來在其他場合補拍的。但現場有很多經紀人和記者見證了整個會面過程。
圖片來源：https:// 左側是迪倫，長發卷毛，戴著墨鏡。右邊是列儂，他有近視，戴著小眼鏡，頂著乖乖頭，儼然一個外形精致的小鮮肉。見面后，迪倫剛坐下來就拿出大麻開始抽，把披頭士四個人嚇壞了——這是違法的，他怎么能抽啊？迪倫說你們不是唱過那個，I
get high(我高了),I get
high（我高了），你們都高得不行了，怎么還怕這個？列儂露出了尷尬卻不失禮貌的微笑，說：“不好意思，我那個歌詞其實是I Can't
Hide（我不能隱藏）……”迪倫就驚了，說：“原來你們這么土。”用那種特別嫌棄的語氣。兩個人之間的互動非常好玩。一方是要侵占美國的英國小鮮肉，很強勢，覺得自己特別牛逼，面對的這個年紀相仿的美國年輕人，戴著墨鏡非常酷，說話很冷漠，拿起大麻就抽，寫的歌詞又特別硬核，吸引的全是成年人和知識分子聽眾。認識到真實的迪倫，對列儂他們來說是一次極大的心靈震撼，如果披頭士和迪倫沒有這次碰面的話，披頭士還是唱情情愛愛的偶像樂隊，一部分歌迷恐怕就不會像現在那么喜歡他們了。這是他們會面幾年之后，披頭士音樂大變樣后的作品。它的歌詞是這樣的： 在那次和迪倫著名的會面之后，披頭士的曲風全變了，另外從下面的兩張專輯封面對比可以看到兩個不同時期的披頭士形象，兩個封面是在一個地方拍的，左邊是小鮮肉，乖乖頭，笑容可掬，而且沒有胡子。到遇到迪倫和藥物文化之后的1967年，就變成了長頭發、胡子拉碴，被迪倫同化。這兩張唱片大家遇到一定要買，披頭士的好歌全在里面，我自己家里就有這兩張。 這次見面，迪倫在自信心上給披頭士以極大的沖擊，他們開始創作和迪倫一樣有深度的作品。同時迪倫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原本就一直非常注重舞臺的音響表現，其他民歌手都只是彈吉他唱歌，迪倫就要加口琴，他認為吉他聲音太單調了，通過口琴可以增強音樂的豐富性。但口琴顯然不夠，迪倫感受到披頭士的影響力，看到了披頭士在體育場的演出狀態，他也渴望更好的演出效果和影響力。不能只在知識分子圈子紅，也要像披頭士那么受平民歡迎，于是他把優秀的民歌作品插上電，變成了搖滾樂，這兩個元素終于在迪倫手中結合在一起了。民歌轉型時，迪倫把民歌加上電聲的電吉他，變成搖滾樂，但第一個唱紅這種所謂民謠搖滾（Folk Rock）類型歌曲的不是迪倫，而是他一個好朋友的樂隊——飛鳥樂隊（Byrds），不過他們翻唱的是迪倫的作品《鈴鼓先生》。這是一首在1965年大火的歌。迪倫把原來只在知識分子范圍內走紅的好歌流行化，變成大眾喜歡的作品。那次傳奇會面最后的結果，就是雙方都吸取了對方身上優秀的一面，使得我們現在聽到的流行音樂產生了巨大的改變。如果沒有這個變化，現在流行音樂可能還是《軍港之夜》這樣的東西，好聽，好唱，但是歌詞沒深度，我們再聽崔健的《花房姑娘》，這兩種深度上的差別就體現得特別明顯了。想搞清楚嬉皮士跟音樂的關系，就必須先了解1940年代在美國紐約格林威治村興起的這個叫“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運動，“垮掉的一代”是嬉皮士運動的文化起源。這個站著的人就是杰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在路上》的作者，他正在咖啡館里朗誦詩歌。垮掉的一代是以詩歌的形式開始出現的，其實新文化運動都是從詩歌開始的，中國也是，原因很簡單，因為詩歌創作成本低，有一支筆一張紙就可以開始了。很多新概念都始于文字，因為文字比音樂和電影創作都快很多，這一點上美國跟中國是一模一樣的，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最先革新的也是詩歌。先給大家聽一下凱魯亞克念詩的錄音。這是凱魯亞克朗誦詩歌的錄音，音調沒有陰陽頓挫，詞句非常密，看過《在路上》的原版，就會發現這是垮掉派獨特的語言風格，大量的詞堆在一起，你不知道在說什么，這就形成了一個概念——這些長長的語句并不要求你懂每一個詞的意思，他也并不強調每一句詩歌都有意思，追求的是語言產生的韻律和快感，跟傳統詩歌很不一樣。《在路上》這本書講的是主人公（我）和一個叫莫里亞蒂的青年，兩個人開著車在美國一路上胡搞，整本書就是兩個人在路上遇到的各種怪里怪氣的人和事。封面上右邊那位就是凱魯亞克，左邊是真實生活中和他一起上路的“莫里亞蒂”，這個人叫卡薩迪，也是當年垮掉派核心成員之一。凱魯亞克是個寫作派，他是作家，卡薩迪是行動派，據說是一個極有魅力的人，長得很英俊，而且男女通吃，當年垮掉派的核心人物很多都是同性戀（包括凱魯亞克），他們倆雖然親近但沒有走到一起。《在路上》就根據他們倆的真實經歷改編。后面還會提到卡薩迪，他在那個時代的美國是個傳奇人物。對應《在路上》，我想分享的是這本書《奔向榮耀》（Bound for Glory），封面上的人是這本書作者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他是迪倫的偶像，除了作家身份同時還是美國最富傳奇色彩的民歌手。這本書寫于1930年代，《在路上》寫于1950年代。這本書是格思里寫自己作為一個流浪歌手，拿著吉他在美國坐火車到處流浪，給人唱歌以及其他各種遭遇的故事。民歌手跟垮掉派有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迪倫一開始看了這本書非常激動，決定追求這個民歌手的生活方式，于是搭車跑去紐約，找到了重病中的伍迪·格思里。此時迪倫在紐約也發現了垮掉派這幫人，在迪倫眼里他們其實是一樣的，伍迪·格思里和垮掉派，在精神層面也在迪倫這里交匯了。其實當時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館里，這兩派非常對立，經常會干架，雖然骨子里都是流浪和反傳統，但在表現形式上不一樣，一派是講究唱民歌小調和布魯斯，是源于傳統的音樂，垮掉派就是朗誦詩歌，喝著咖啡，使用藥物，創作迷幻的視覺藝術。但他們在本質上是相同的，迪倫意識到了這一點，很了不起。總結一下垮掉派的幾個重要特征，這個文化運動非常重要。垮掉派認為精神體驗高于一切，這是1940年代出現的文化運動，那個時候世界上沒有多少人會意識到，物質是不重要的，至少沒有精神重要。但大部分人當時還達不到溫飽，因此在那個時候提出這個想法是非常超前的，很厲害。仔細想想，所謂姓社姓資，爭的就是物質的分配方式，但垮掉派根本不關心，他們不認為自己屬于任何一方。也就是非左非右，所謂左右和意識形態，集權、民主、選舉、議會，這種爭論他們也不關心，他們只關心精神體驗。這點在1940年代更是非常非常難得的。那個時候性自由在西方一些國家已經慢慢開始被接受了，以前不結婚，不能有性關系，這個幾乎寫在人類所有傳統文化的“鐵律”里，任何一個傳統文化里沒結婚就生孩子，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都會被人排擠和迫害。但在1940年代的歐洲，已經有很多人意識到這可能是不對的，非婚性行為開始被接受，垮掉派往前走了一步，不但要有性自由，還要有性取向自由，這個又顛覆了很多傳統觀念。比如勤勞、誠實與忠誠，這幾個詞在任何一個年代都被人們認為是正統的道德信仰，他們連這個都反對，不需要勤勞，不需要忠誠，不需要做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垮掉派在這方面走得非常非常徹底。這里的一個時代背景是美國發了戰爭財，二戰之后非常富裕，連平民都很富足，不工作也可以過得很好，衣食無憂。再提一句，垮掉派喜歡小眾審美，標配音樂是Jazz（爵士樂），那個時候的Jazz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Jazz是小資，那個時候的Jazz絕對是反叛的音樂藝術。古典音樂講究的是和聲、旋律、和弦，音樂家按照譜子彈。爵士音樂家們在干嘛呢？他們在小酒館里玩即興，他們認為這才是自由的創作。垮掉派認為每個人自己腦子里出現的想法和體驗都是最至高無上的，要珍視它。垮掉派的這幾個重要特點，現在看覺得好像沒那么驚世駭俗，部分已經成為了常識，但在七十多年前他們的思想太厲害太先鋒了，所謂的民間叛逆，垮掉派的作為是真叛逆，叛逆到了骨子里。迪倫去紐約，本來是為追隨伍迪·格思里的，像他一樣沿途給老百姓唱歌，結果到紐約之后發現原來有這樣一幫很酷的人，他很快便轉向并融入了垮掉派。右二是迪倫，那時候的發型都是亂蓬蓬的，右一是艾倫·金斯堡，垮掉派的另一個標志性人物。金斯堡來過中國，1980年代曾在河北的大學里做過一個講座，那個大學的宣傳部還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金斯堡。這首歌叫《舊金山》（San Francisco），是“愛之夏”（Summer of Love）的前奏，也相當于是整個嬉皮士運動的前奏。嬉皮士運動中的Hippie這個詞來源于hipster，可以翻譯成“時髦”，它的詞根是hip，會英文的人都知道它的意思是“髖骨”，它為什么最終會變成“潮”的代名詞了呢？原因其實還挺逗的，它來源于在美華人中的鴉片煙癮患者。他們抽鴉片的時候側躺在炕上，因此顯得髖骨非常明顯。他們只要點一點鴉片膏，在床邊一躺，就非常滿足了。有些美國人覺得煙鬼很酷，Hip這個詞慢慢演變成酷的代言詞，hipster就是指潮人，Hippie是小一號的潮人，嬉皮就是小一號的垮掉派，退了一步，沒那么徹底了，但精神根源還在。當迪倫接觸到垮掉派和嬉皮士之后，歌詞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大家聽過他的歌《答案在風中飄》，都是反戰和支持平權運動，代表正義的人，后來迪倫變了。這首歌非常重要，標志迪倫在藝術上的一個轉型，他原來寫的歌是站在左派或者黑人的立場上反對另一方壓迫他們的人，這當然沒有問題。但這首《Chimes
Of
Freedom》他唱給所有孤立無援、心懷困惑、被控告、被誤解、吸毒以及所有境況更糟糕的人們，鐘聲敲給所有需要幫助的人，不管他們生活在哪個世界——迪倫開始變成一個博愛主義者，他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過得幸福的，一種是需要幫助的人。他的境界比以前《答案在風中飄》那些作品的層次要高多了——這是受到垮掉派的深刻影響才會創作出的作品。美國民歌是嬉皮士運動最佳的背景音樂，代表人物就是“感恩而死”樂隊（Grateful
Dead），運動的發源地是舊金山。舊金山有一個特殊的區域叫海特-阿什伯里區（Haight-Ashbury）。這是兩個街的名字，以兩條街的交差點為中心，方圓幾里，有一片居民區是嬉皮士的發源地。海特-阿什伯里區（Haight-Ashbury）圖片來源：wiki
1906年舊金山發生過一次大地震，把很多老樓毀掉了。奇怪的是，中心海特區的老房子卻在地震中幸存。震后其他地方蓋了全新的建筑，只在那兒留下一批維多利亞式的老建筑。后來原住戶遷出，這些房子全變成出租屋，便很快形成了一個小群落。房子大多租給附近的大學生或流浪藝人，房租很便宜，樓上樓下共用廁所和廚房，平常的交流很多，房屋結構給租客提供了非常好的建立社群關系的基礎。別小看這樣的關系，它對發展創造力非常有幫助。創造力不是一個人在家里憋出來的，而是跟周圍的人交往，從他處吸取營養后，在腦中發生碰撞而產生的。這些房子給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非常好的交流和共處的機會。舊金山當年的音樂文化快速地膨脹、爆炸性地增長，產生很多很多優秀的藝人，與維多利亞式房子提供給租戶的這種獨特環境分不開。阿什伯里710號的這所房子就是“感恩而死”樂隊住的，現在成了一個地標建筑。當時每個男性成員都帶著他們的伴侶住在各自的房間里，后院是排練廳。他們有很強的社群關系，大家非常團結友愛，他們的女朋友和太太可能彼此關系更好，比樂隊成員還要好。這種樂隊我們可以把它叫作“來自民間的搖滾樂隊”。這里還發生過一件事， 1967年10月，當時的美國FBI突襲這所房子，將里面的樂隊成員逮捕了，罪名是持有大麻。后來這件事被一家剛剛誕生的雜志在創刊號上做了詳細報道，之后傳遍全國，警察出于政治壓力把這個樂隊放了。這個雜志的名字叫《滾石》。“大兄弟和控股公司”樂隊（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也是一個典型的family
band，每個樂手住一個房間，大家在一塊生活一塊排練。交不起房租了就在后院開一個派對，向每個來的人收一點錢，用這種手段湊房租，就像公社一樣。樂隊里四個男性成員的歌唱實力比較一般，他們后來找到了一個主唱——詹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來自德克薩斯的女歌手，嗓音非常粗獷，幾乎可以把她認為是嬉皮士的象征。喬普林極有才華，狂野狂放，極其追求自由，但最后因為藥物過量去世。另一支樂隊是“杰斐遜飛機”（Jefferson
Airplane）樂隊，與“大兄弟和控股公司”類似，他們換了一個有實力的女主唱后才終于成名，她就是格蕾絲·斯利克（Grace
Slick），當年舊金山圈里一個大美女。她的嗓音特別棒，高亢有力，是個非常有實力的唱將。舞臺右邊這個頭發很多的人就是感恩而死的主唱杰里·加西亞（Jerry Garcia），這是當年他們在舊金山的大街上開演唱會的場景，大部分這種演唱會都是免費的，這就是鼎盛時期海特區的狀況。整個區分成幾個街區，幾萬人天天這樣生活。一到周末街頭就會有演出，大家一起去玩，這房子里住一個樂隊，那個房子可能住著一些詩人，每個房子都有一個小群落的感覺。1966年的海特區有著非常烏托邦式的生活方式，大家都很幸福地生活在那里。嬉皮士運動除了音樂家和詩人的參與外，還有一些很有貢獻的民間組織。比如“舊金山街頭劇團”，里面管財務的人叫比爾·格雷厄姆（Bill
Graham）。他發現做街頭劇團的收入太少了，他想賺更多的錢，于是在舊金山海特區附近用很便宜的價錢，包了一個廢棄的公會禮堂，請上面提到的那些樂隊去演出。這些樂隊的酬勞都要得很少，因為他們只想給周圍的老百姓和鄰居唱唱歌，但禮堂門票還賣得挺貴，劇團因此賺了一大筆差價。這個民歌搖滾的演出禮堂叫菲爾莫，早期菲爾莫的典型場景就是聚滿了人，舞臺上亂七八糟的，還有一個特點是免費分發致幻劑。高了之后，暴力傾向就消失了，人們可以在這兒很和平地跳一晚上，不會有人惹事，他們靠這個辦法賺了很多錢。一個運動無論后來怎么看它很純潔很美好很烏托邦很理想主義，背后實際上都有資本在運作，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因為菲爾莫的存在，后來又出現很多類似的場所。大家每天都生活在一個充滿幻覺的世界里，高高興興地聽音樂，干一點自己想干的事。這個演出場所也給很多樂隊提供了磨練技藝的機會，原來那些唱民歌的人被他們拉到這個地方來演出，很快就學會了即興演奏，經常一彈四五個小時不停。所謂的迷幻搖滾就是從這兒開始的，舊金山的獨特環境塑造了這種流行文化。再來講講湯姆·唐納休（Tom
Donahue）做的一個FM實驗。在美國，電臺一開始的時候只有AM，根本沒有FM。AM雖然音質差，但傳得比較遠；FM因為半徑短，只能在大城市服務少數族群。舊金山居住著很多外國移民，他們都愛聽專門為移民服務的FM電臺，因此FM收音機普及率很高。FM的好處就是立體聲、音質好，播放迷幻搖滾的體驗好。當時沒有一家AM電臺愿意播放這種新式音樂。作為電臺DJ的唐納休意識到這一點，便把目光轉向FM頻道，成立了美國第一個先鋒搖滾FM電臺。這種播放方式很快流行起來，使得當年只在少數演出場所紅極一時的迷幻搖滾火到了全美國，也就有了1967年1月的“人類大聚會”事件。“人類大聚會”發生在舊金山的金門公園。這個聚會的特點是，兩萬五千名舊金山居民沒有任何原因地聚在一起，當時主辦方說1月14號大家要去舊金山公園待著，大家都去了。去了之后也沒有演出也沒有太多講話，大家就是放放風箏，跟鄰居聊聊天，給陌生人彈彈琴，唱唱歌。兩萬五千人沒有任何原因地聚在一起待了一整天。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行為藝術，表示我們人類可以沒有任何宗教的、戰爭的、愛國主義的之類原因，沒有任何理由地聚在一起，高高興興度過一天，他們稱之為“人類大聚會”。人類大聚會之后，“爸爸媽媽”樂隊的約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非常心動，于是決定跟樂隊制作人盧·阿德勒（Lou Adler）合作，在加州往南大概一百公里一個叫蒙特利的地方辦一個音樂節。因為以前的音樂節都是非常專業的，比如說民歌節或者是爵士節，可能也就吸引一萬人。他想在蒙特利辦一個有史以來第一個搖滾音樂節。后來，蒙特利音樂節真的成了所有搖滾音樂節的鼻祖。注意海報中樂隊的名字。最重要的是中間的三個樂隊。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是西雅圖人，但在美國不紅，于是去了英國，他彈的一手出神入化的吉他，把英國人全震了，當年的披頭士和滾石樂隊都視他為神。他是這場音樂會的招牌藝人。第二個是英國搖滾樂隊“誰”（The
Who），當年僅排在披頭士和滾石之后，這是他們第一次來北美公開演出，自然也非常熱門。第三個就是舊金山自己的樂隊感恩而死。蒙特利音樂節在1967年6月16日至18日這三天吸引了五萬名音樂愛好者到場助興。整個音樂節被一個叫唐·彭尼貝克（Donn Pennebaker）的著名攝影師拍了下來。他作為御用攝影師為迪倫拍過一部經典的音樂紀錄片叫《別回頭看》（Don't Look Back ）（編注：在B站可以看到這部紀錄片的完整版）。他很善于拍攝舞臺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互動，這也奠定了后來搖滾音樂節的拍攝范式。因為這個片子拍得很好，使得搖滾音樂節這件事情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于是才有了我們現在各種音樂節，它甚至影響到后來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這次音樂節還捧紅了之前提到的詹尼斯·喬普林，她在這個音樂節的演出是爆炸性的。她此前名氣很小，只被安排了一個下午場，這種場連拍攝的彭尼貝克都懶得開機器。喬普林的演出卻吸引了一個人的注意，這個人叫艾伯特·格羅斯曼（Albert
Grossman），是迪倫的經紀人，一個非常著名、眼光毒辣的猶太經紀人。他看上了這個樂隊，執意要簽下來，還利用自己的權勢讓音樂節主辦方專門為這支樂隊加了一場，好讓彭尼貝克錄下來。今天在網上還可以找到這段錄像，唱的是《鎖鏈》（Ball and Chain），那是一次爆炸性的演出，可以體會到喬普林嗓音的爆發力。彭尼貝克的剪輯很棒，一方面拍激烈的表演，一方面特寫觀眾們驚愕的表情，穿插得特別好。假如要選搖滾史上十大演出，這個會排在前十。蒙特利音樂節吸引了全美國甚至國外的歌迷，音樂節結束后他們就一同往北前往舊金山，去體驗“愛之夏”。（本篇引用的《Murder Most Foul》歌詞采用網易云音樂的翻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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