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保守派主導美國最高法院的后果

厄爾·沃倫大法官，最后一屆自由派最高法院的主心骨

就半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政治而言，保守派可以說玩了一個大大的把戲。他們成功抗擊了最高法院，對其判決、積極角色和非民主性質多有不滿，并許諾要安插保守派大法官。這一許諾在政治上收效顯著，多年來鞏固了共和黨及其候選人背后的保守主義基本盤。所謂把戲是指：保守派其實一直牢牢地控制著最高法院。尼克松總統成功提名了四名保守派大法官之后，親自由派的沃倫法院就從美國政治中永遠消失了。自那時以來，保守派至少都能控制九個大法官席位中的五個。

大多數美國人對此一無所知。他們對相應的后果也缺乏意識。相反，他們聽到和讀到的都是自由派如何把持了最高法院，諸如最近幾十年來在有關同性戀群體的憲法權利等少數領域的高調姿態。這些案例確實重要，但只是例外而已；過度關注例外就會忽視常態。亞當·科恩（Adam Cohen）的新書《最高不平等：最高法院的五十年之戰打出了一個更不正義的美國》（Supreme Inequality: The Supreme Court’s Fifty-Year Battle for a More Unjust America）就旨在評估保守派控制最高法院五十余年的種種后果。科恩廣泛地考察了憲法和制定法，從學校撥款到刑事司法均有涉及，它們都或多或少地聯系到法院的右轉如何讓美國變得更不平等這一主題。這本書大體上堪稱一曲自由派的悲歌，對諸多可能令美國更趨公正、平等和人道的機遇之消逝表達了惋惜，如果尼克松總統以來的右轉沒有發生，事情原本可以是另一個樣子。

尼克松運氣不錯。他提名了四名大法官，而卡特總統則顆粒無收。但這不僅是運氣。與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納（Mitch McConnell）在半個世紀以后駁回梅里克·加蘭德（Merrick Garland）的大法官提名相似，尼克松在憲政問題上采取強硬手腕，設法令好幾名自由派大法官退了職。在艾伯·方特斯（Abe Fortas）一案中，尼克松的勝利使其爭得了四個關鍵職缺中的一個，為其提名保守派大法官鋪平了道路。其余機遇則屬于常態范圍，如恰好有大法官退休等。

科恩新書的最驚人之處或許是，看似只是一個歷史腳注的契機，竟然在相當程度上擔當了整個故事的支柱，成了理解半個世紀的美國憲政與法律的關鍵。全書都在不斷回到這個點。例如，在1970年的丹德里奇訴威廉斯案（Dandridge v. Williams）中，法院裁定各州為給予大家庭的福利收益設定上限是合憲的，其后果就是孩子較多的家庭得不到額外的錢了，科恩討論此案時引用一系列數據表明，此舉令更多孩子陷入了嚴重貧困。他還補充道，“這些更趨貧苦的家庭極可能沒有意識到最高法院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譬如沃倫法院帶來的益處他們也是不知道的——或者如果尼克松總統沒有讓方特斯法官離開最高法院的話，他們就有可能獲得上不封頂的福利收益。”

科恩討論的大部分案例對相關領域的律師和法學教授都耳熟能詳。但科恩的想法是把這些故事講給更廣泛的讀者聽。就此而言，這本書是成功的。

至于它不成功的地方，是沒能有力地說明法院的右轉與該書標題的關聯：解釋美國日益強化的不平等。第一章對保護窮人的法院判決之興衰有出色的梳理。但它在解釋法院何以偏離了原本保護窮人權利的謀劃時，卻沒有真正告訴我們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這個國家的不平等狀況為何發生了火箭式的攀升。科恩對法院減少選舉財政規制如何葬送了工會及放縱了富人的政治權力的探討有一定的深度。然而全書幾乎見不到討論諸如反壟斷法的篇章，該法的主旨從“保護競爭”向“確保消費者能買到廉價商品”的轉變，或許在相當程度上助長了我們目前生活于其中的這種高度壟斷、贏家通吃型經濟格局。

科恩在書中多處指出，法院已經太過積極，所謂積極是指廢止了一些正式施行的法律法規。在別的一些部分，他又提出法院還不夠積極——例如在保護窮人或具種族主義色彩的刑事司法體系的受害者等方面。科恩對于深究這兩類批評似乎沒有特別的興趣。該書的立意不在于此。

公允地講：法院的立意也不在于此。過去五十年來，美國最高法院早就偏離了沃倫法院的法理思想，悄然放任了學校撥款的極大不平等，更頻頻挫敗旨在推進校園種族融合的立法舉措。這是一家在憲法的模糊和灰色地帶確立新權利的最高法院，各州藉此可不受《投票權法案》的節制，大企業也無需為受其傷害的人群支付高額罰金。占主導地位的論題不是司法上的能動主義或克制主義；不是語境主義或原旨主義；不是實用主義；不是任何可冠以“主義”之稱的、具有融貫性的法理哲學。主導性的論題其實是：最高法院的高層政治及其憲法政治，反映出向最高法院安插中意人選乃是共和黨政治活動的一大重心，且它多年來屢次得手。科恩的書把這個故事講得直白而出色。

從這個角度看，《最高不平等》就是當代的《美國最高法院內幕》。準確地講，我的意思是科恩這本書與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以及斯科特·阿姆斯特朗（Scott Armstrong）1979年出版的、考察最高法院內部運作機制的《美國最高法院內幕》一書其實截然不同——前者更契合于我們當下的極化狀況。后者考察的時代與科恩新書相同，都是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前期這一關鍵時段，即沃倫法院的衰落與尼克松法院的興起。《美國最高法院內幕》運用內部資料，呈現了法官個人的盤算與習氣，以及歷史的意外與偶然，對于美國憲法政治之基本格局的變遷則著墨不多。科恩的書恰好與之相反。他對陰謀詭計與機緣巧合這些內部秘聞不太關心，而是直接把法院判決擺在了我們面前。全書幾乎沒有用到任何內部資料。它對各種內幕大戲也閉口不談。在科恩看來，大戲業已表達在一系列判決意見中。該書的故事性比《美國最高法院內幕》單薄得多。但它有一個突出的優點：受益于多年以后的后見之明，它距離真相更近一些。

故事基本是這樣的：尼克松時代以來，美國的最高法院變得和整個國家一樣極化了，保守派掌控了關鍵的五個投票權。這個故事沒有一一解釋過去五十年來最高法院的所有判決。但它照顧到了關鍵判決中的大多數，包括其中非常著名的與相對而言不那么受關注的，最高法院正是藉此而漸進地、幾乎不動聲色地推倒了美國在其歷史上唯一重要的時期——最高法院與窮人及諸多邊緣人群站在一起的時候——所取得的諸多成就。

作者Joseph Fishkin系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馬爾斯·麥克林法學講席教授。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