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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清平樂》，把大家帶回了歷史上的那個曾經文治高峰的王朝，使得我們忽視了大宋的內憂外患，只把目光停留在大宋的海河晏清。 也是，無論是人物的服飾，還是街巷的布局，畫面徐徐展開，像極了一幅活著的《清明上河圖》。 宋仁宗趙禎在位四十二年，文人名臣輩出，群星璀璨，劇中自是如此。 但在眾多名人之中，其生平所事最讓汪郎想要說道一二的，就是劇中那位在街邊和惡霸相搏以衛百姓，當趙禎的面痛罵趙禎，中了進士之后反而性格內斂，真實歷史上和范仲淹并稱為“韓范”的一代名相，先后三次被宋廷賜爵“國公”，被世人稱為“韓公”的韓琦。 對于韓琦，汪郎給予的評價是：仁宗朝的重臣，但終究是負了仁宗，負了大宋。 1、仁宗朝的重臣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韓琦登進士科，成為這一屆的榜眼，因為他本人的敢言、直言，而且每次指出問題時能夠一針見血，故而官運亨通，深受趙禎器重。 他的敢言、直言，大都直指權力中樞的不作為，這一切，和當時的大宋面臨的環境有關。 今天的我們通常只看到大宋美好的一面，卻看不到大宋的憂愁和幽暗，的確，宋仁宗趙禎的統治時期，文治昌盛，名人輩出，給我們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財富、物質財富。 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家六子”，都是在他治下登上的大宋政壇，名垂文壇；被我們兒時津津樂道的天波府，其歷史上的第三代楊文廣，以及被我們稱為“包青天”的包拯，都主要活躍在這一時期。 從這一點看，仁宗朝儼然是宋朝最好的時代，當然，這里的“最好”只針對大宋的官場而言，而事實上，宋朝的內憂外患已經讓趙禎背負著沉重的壓力。 內憂，“三冗”問題已經讓帝國的財政不堪重負，而民間又災情頻發，流民四起，民變已讓朝廷疲于奔命，正如歐陽修所說，“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強于一伙”①，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在朝中身居高位者，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等人卻是一群庸臣，毫無治國的良方，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在頹廢中放任自流。 外患，自趙禎的父親宋真宗趙恒簽署了“澶淵之盟”后，雖然短暫緩解了宋遼之間的爭端，有利于帝國節省了巨額的戰爭開支，但也使得大宋忘戰去兵，武備皆廢，大宋的北疆依舊處于大遼的軍事威脅之下，最后釀成了“慶歷增幣”的慘痛，正如范仲淹所說，“國家御戎之計在北為大”②；不僅如此，夏州節度使李元昊脫宋自立，建國號夏，自此成為大宋西北邊陲的一支勁敵，直到“靖康恥”后依然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韓琦以諫官的身份對朝中庸臣發出了挑戰，又針對治國時事提出了見解，同時還和范仲淹一起成為宋朝西北抗夏的前線指揮官。
正因為如此，積貧積弱的大宋急需改革，以擺脫來自內外的憂患。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開始了大宋歷史上的第一次革新，時任樞密副使（類似國防副部長）的韓琦以軍方的身份成為改革派中的重要一員。 此時的韓琦，無論是在文官之中，還是軍方，資歷都很深，這一年，他才三十六歲，就已經享受著大宋副部級待遇。 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新政在守舊大臣的攻擊下以失敗告終，韓琦被污為“朋黨”，但因為趙禎本人的仁厚和保護，他沒有遭到政治清算，反而以安撫使、大學士的身份治理地方。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五十歲的韓琦被趙禎召回東京，拜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俗語中的宰相，嘉祐六年又被趙禎賜于儀國公，一時殊榮至極。 可以這樣說，韓琦自十九歲高中進士之后，他在大宋留下的名聲和足跡，大都是在仁宗趙禎的領導下完成的，如果沒有趙禎創造的一個寬松的文治環境，韓琦的成就能有多高是個未知數。 對于趙禎而言，這位比自己大兩歲的臣子，實際上也是伴隨自己一路成長起來的人。 無論是最初的諫官，還是自己最后給予他的宰相之位，韓琦在事實上已經是他統治下的大宋權力中樞中的重要成員。 然而，誰又能想到，趙禎駕崩之后，韓琦卻負了趙禎。 2、負了仁宗 趙禎這一輩子最難以釋懷的事，汪郎以為是無子（三個兒子都早夭了，女兒是多，但無法繼承皇位），這在皇權時代的男尊社會里是最大的不幸！ 有皇位需要繼承，但繼承皇位的不是自己的兒子，平心而論，寬仁了一輩子的趙禎，其內心的痛苦恐怕是那些他同時代有兒子的人無法感同身受的，站在這個角度來說，他雖貴為帝王，卻遠不如尋常百姓家。 當然，對于古人來說，身后無子，從宗族之中過繼一個兒子來繼承家產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但這有一個前提，即：養子只能以養父養母為自己的血系宗脈，并寫入族譜，世代傳承下去，不能繼承了家產后翻臉無情，反而要認回自己的生父生母，這對于逝者來說太過于殘忍。 不幸的是，宋仁宗趙禎駕崩后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他的養子名叫趙曙，即歷史上的宋英宗，而趙曙的生父濮王趙允讓，小時候被真宗趙恒收為養子，趙禎出生后又回到了生父身邊，是仁宗趙禎的堂兄。趙曙登基時，他早已不在人世間了。 也就是說，趙曙的養父、生父都已經歸天，但作為大宋的皇帝，他想抬高生父趙允讓的名分，將自己的生父趙允讓稱為“皇考”，但這違背了大宋君臣、百姓都要遵守的社會道德契約。 趙曙畢竟是以趙禎的兒子身份繼承了大宋王朝，按照當時的倫理道德，趙禎就是他的“皇考”，生父趙允讓只能是“皇伯”，何況皇宮之中，仁宗的皇后曹氏（此時已經為太后）還活著。 對于這一點，其實并沒有任何質疑之處，趙曙想要這么干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對于民間而言，趙曙的這種做法其實已經破壞了既定的社會倫理道德秩序。 但問題就在于，他得到了宰相韓琦的支持。 治平元年五月、治平二年四月，韓琦先后兩次主動提出這個禮法的問題，支持趙曙將生父趙允讓稱為“皇考”，由此引發了百官們之間的爭論，使得廟堂之上迅速分成了兩派，歷時十八個月之久，才以韓琦為首的實權派獲勝，史稱“濮議之爭”。 當然，我們是無法去評論韓琦的對與錯，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可以將韓琦此舉看成是他對封建守舊那一套的蔑視，畢竟是參與過慶歷新政的人，敢于挑戰世俗的禮教，敢于對已經成型的理學發起進攻。 但當我們代入到那個環境，就會發現，韓琦的做法對得起大宋的新官家趙曙，卻負了那位視他為重臣，心腹之臣的仁宗趙禎。 3、負了大宋 韓琦這一生充滿了精彩，少年得志，意氣風發，面對大宋的“三冗”問題他是深痛于心，所以他參與慶歷新政，甚至不惜丟官，敢直言強權，不為別的，只求大宋能夠強大、安康。 盡管新政失敗，但韓琦的形象已經在大宋文人之間樹立起來了。 然而，這樣一位不畏強權，又敢直言，心系大宋的韓琦，竟于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上書公然反對王安石變法，無論青苗，亦或者是免役、市易等法都在他的反對之中，這和他年青時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事實上，宋朝的“三冗”在神宗朝已經到了必須要變的地步，沉重的財政重擔已經壓得大宋直不起腰。 無論是對遼、夏的歲貢，還是大宋官僚體系的俸祿支出，亦或者是軍費、社會公益等，財政已經處于幾近崩潰的邊緣，社會危機已經到了燃爆點，這都是現實問題。 韓琦知不知道大宋的現狀？知不知道新法的缺點在哪里？作為慶歷新政的重要經歷者和參與者，他當然知道，也清楚朝廷應該如何去做。
可惜的是，他既對王安石的變法條款的不足之處有了認識，卻沒有選擇和王安石精誠合作，而是一味的反對變法，賭氣之下外放地方。 這種行為在事實上已經違背了士大夫“天下為公”的治國理念，在今天看來，有負于大宋。 汪郎以為，王安石變法屬于天才之創，但王安石本人十分激進，在用人上難免有些失誤，如果他能夠得到韓琦的支持和建議，也許此次變法真的能夠改變宋朝的命運。 畢竟老成持國，韓琦的從政經驗和威望放在那里，文人的圈子、軍方的人脈，這都是變法能夠得到有力貫徹的資源，可惜了！ 汪郎說： 熙寧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元1075年8月8日），韓琦與世長逝，享年六十八歲。 他死后，趙頊不僅罷朝三日，痛哭不止，還為他豎了一塊“兩朝顧命定策元勛”的墓碑，賜謚號“忠獻”，又配享英宗廟庭，享受著趙家世代香火。 這是皇權對他的蓋棺定論。 但汪郎想說的是，韓琦的功績基本上是在仁宗趙禎朝建立的，到最后卻配享在英宗趙曙的廟堂，主要在于他做了有負于仁宗的舉動，獲得了英宗、神宗父子的認可，“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③ 忠獻，忠于趙家，獻策定論，和趙曙心意相通，支持趙曙改寫人倫秩序，卻對趙禎的恩德忘卻在身后。一生敢言、敢戰，但最終走上了反對變法的道路，由進取走向了守舊，到底還是活成了他自己討厭的樣子。 當“忠獻”的謚號、配享英宗廟堂的圣旨一下，汪郎認為，這位“相三朝、立二帝”的韓公，這一生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仁宗趙禎了。 也不知九泉之下，這對君臣倘若相遇，是執手相看淚眼，還是橫眉冷對呢！ 注： ①《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百》 ②《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四》 ③《韓琦配享英宗廟廷制》 【我是江東汪郎，帶給你不一樣的歷史視覺！堅持原創，喜歡我就請關注我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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