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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來到之前（1519年）的阿茲特克疆域。15世紀，特諾奇提特蘭和另外兩個城邦德斯科科和特拉科潘結成三國同盟，阿茲特克帝國建立。最初，三個城邦的實力相當，但是特諾奇提特蘭逐漸成為三方中的主導者。在1520年西班牙人來到阿茲特克帝國時，德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已完全成為特諾奇提特蘭的附庸國。 hhh皇帝派的稅吏到你們村，他是不管張三交稅還是李四交稅的。你們這個村，根據蒙特祖馬皇帝的命令，每年要交二十個童男童女，殺了供我們吃肉，另外還要交一些羽毛、寶石、玉米粉、土特產各種各樣的東西，反正印第安人的規矩是實物征稅。最重要的就是血供，交一些人出去獻祭，供阿茲特克人吃人肉。其他的，那要看你當地的土特產是什么，是玉米還是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反正給皇帝交就行了。但是交稅由誰交，哪家出這些童男童女，我們是不管的，你們本村的酋長和長老說了算。反正你們村只要交出二十個童男童女，我們就不管了。至于說攤派到誰家頭上，那是我們不管的。本村的村社制度就是一個集體負責制度，它實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定期分配，過一段時間抽肥補瘦，獻祭童男童女也是在各家之間輪換。 特諾奇提特蘭和德斯科科之間的戰爭 hhh西班牙人到了美洲以后，在天主教會的壓力之下消滅了本地的異教崇拜，禁止了過去蒙特祖馬時代的人祭，把天主教教士派到每村每落去移風易俗，同時保護他們免受更加強大的西班牙人侵蝕。但是他們也跟西班牙國王一樣，接受了原有的村社制度。神父取代了過去的祭司，但他們是由整個村社集體供養的。因此，印第安村社跟斯拉夫人的村社——也就是俄國斯拉夫派和社會革命黨人看得最寶貴的那種村社一樣，它是沒有私有財產制度的。私有財產制度自古以來就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西歐封建制度、日耳曼封建制度之下形成的那種多重財產制度，就是普通法的財產制度；另一個就是羅馬法的那種絕對財產制度。這兩種財產制度在非西方的體系里面都沒有，例如在英國人征服的愛爾蘭沒有，在斯拉夫世界沒有，在印第安世界也沒有。如果西班牙繼續實行封建制度、像西班牙本土的再征服一樣把北方的卡斯蒂利亞封建制度擴充到伊斯蘭地區的話，很可能西班牙本身的封建私有制會在印第安墨西哥生長起來。但是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如果這種事情發生的話，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很可能就不存在了。 阿茲特克人描繪的西班牙軍隊 hhh絕對君主制在新西班牙的產生，保護了在新西班牙占大多數的墨西哥人口，也保護了他們原有的村社制度，但是這樣也構成了墨西哥后來發展的一個致命傷：墨西哥像中世紀的愛爾蘭和近代的俄羅斯一樣，因為村社制度的存在，使它的憲法永遠不能完善。愛爾蘭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國殖民者的破壞而徹底消失的。現在的愛爾蘭之所以能夠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英國殖民者消滅了它的愛爾蘭酋長的土地公有制的結果。但是俄羅斯的東正教專制主義保存了俄羅斯的村社制度，所以俄羅斯的憲法就面臨著一個永久性的折騰。墨西哥的情況也是這樣。西班牙絕對君主制以人道主義的名義保全了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村社制度，使得大多數墨西哥印第安人以改頭換面的形式繼續生活在自己傳統的土地公有制之下，沒有自己的私有財產，實行了一種準社會主義制度。 阿茲特克末代統治者蒙特祖馬二世（Moctezuma II，1466 - 1520）的死亡與火葬 hhh村社之上有村社的保護者。這些村社的保護者在比較邊遠的地區是卡西克（Cacique），也就是印第安人原來的酋長。在教會的干擾之下，他們現在不再進行人祭了。在比較核心的地方就是西班牙人自己的委托監護者（Encomendero），就是國王的代理人。這些委托監護者最后就變成了墨西哥后來的莊園制度的起源，就變成了大莊園主。他們的地位跟俄國貴族是很相似的，他們不是私有財產的主人，他們所擁有的土地也有很多是荒地。他們保護的對象其實不是這些土地，而是相應的印第安部落。換句話說，他們保護人而不保護土地。土地是不斷交換的，一塊地方的土地耕作了一段時間以后，可能大家都搬到別的荒地上去，又開荒，把原來的土地拋荒，新耕作的土地也是集體耕作的。莊園主負責保護這些印第安人的人身安全，以及在他們皈依基督教以前，對他們的靈魂負責，要負責保護他們免遭像以前的科爾特斯和哥倫布這樣的酷愛土地、想要建立土地私有制的西班牙人的侵襲。 hhh如果容許這些西班牙人隨意買地的話，對于沒有土地私有觀念的印第安人來說，可能過不了幾十年時間，他們的土地就會像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土地被猶太人買光那樣，被愿意出高價、而且比他們更精通法律的西班牙人買光，然后他們以后就會沒有土地，只能當佃農、只能當打工者了。絕對君主制規定，印第安人保留的土地只能由教會和委托監護者負責保護，他們的土地公有制或者村社土地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西班牙人不能征服他們的土地或者購買他們的土地。也就是說，墨西哥的大多數土地將永久性地保存在印第安人手里面。這些土地像現代馬來人的原住民土地和美國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土地一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些左派作家把這些做法說成是殖民主義體制的一部分，也可以，它是殖民主義體制的一部分，但是我們要明白，這種體制產生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弱勢團體，它的本質是絕對君主制，甚至可以說是社會主義的。或者可以從反面來講，社會主義得以產生，與其說是一種進步，不如說是一種復辟，它復辟的是以前的、比資本主義更古老的土地公有制。 1781年領導大規模叛亂的一位“卡西克” ——圖帕克·阿馬魯二世（Túpac Amaru II，1738-1781） hhh這種土地公有制起了保護弱者的作用，也起了使所有人都無法建立獨立人格和發展自己的財產制度的作用。印第安人的經濟、社會地位的永久固定，跟村社制度是脫不了干系的。因為村社制度，所以他們當中軟弱和落后的那一部分不會受到西班牙人的侵略，不會在強勢西班牙文化的壓力之下喪失自己的土地和財產，可以發展出具有印第安特色的天主教，例如像瓜達露佩圣母這樣的印第安特殊的天主教，跟西班牙的天主教平起平坐，分庭抗禮。但也正因為這樣，印第安人當中的精英分子沒有辦法得到自己的財產，沒有辦法跟西班牙的企業家和西班牙的強者競爭，使整個社會固定凍結在類似人民公社的永久性落伍狀態當中。圍繞著絕對君主制在印第安農村建立的這兩種制度，莊園制和教會統治，印第安農民就把莊園主——也就是大地主和地方教士看成是自己的保護者。日后墨西哥的農村起義，一般就是由這兩種人發動的。這個格局也是在征服的初期就確定的。 瓜達盧佩圣母信仰于1531年出現后，不到7 年時間，有800 萬以上的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 hhh天主教傳教的過程并不像是有些人說的那樣，伊斯蘭教強迫傳教、不準退教，而基督教是可以自由傳教、自由退教。實際上天主教在印第安地區傳教的時候也是不可以退教的，但是原因是可以理解的：退教、放棄天主教的意思就是，本村村社要恢復到原來那種吃人的生活方式去。天主教祭壇如果重新改成異教的祭壇，那么原來那種殺人祭祀的方式又要開始重新實施了。這時候宗教裁判所就會介入。宗教裁判所的審判之所以在西班牙和西班牙帝國的領地得以實施，就是為了對付改信天主教的穆斯林和印第安人。不過，宗教裁判所審判的方式并不像后來誹謗他們的新教徒說的那么殘忍。就現在保留下來的記錄來看，宗教裁判所實際上管的大多數事情都是通奸案件和家庭案件。宗教裁判所所謂的通奸案件，其實主要是一夫多妻制，因為印第安人和穆斯林原來都是實行一夫多妻制的，改信天主教以后就必須強制實行一夫一妻制，但是很多人改變不了自己的老習慣，在名義上改信天主教以后，實際上還要是照樣要維持妻妾體制。從天主教會的角度來看，你娶的那些姨太太就不是合法的妻子，而是非法的通奸，宗教裁判所審理的就是你這個非法的通奸。你如果不肯放棄你的姨太太，你天主教徒的資格就會被取消。 阿茲特克的活人祭祀
阿茲特克人的宇宙和神 hhh宗教裁判所判死刑的案件是很少有的，整個新西班牙領地只有幾十個被判死刑的例子，這些死刑的例子都跟人祭有關。因為所謂的叛教是多種多樣的，大部分的叛教其實只不過是管不住自己的小JJ，又去搞一夫多妻制。這種叛教，一般來說，被宗教裁判所審訊的話，頂多也就是停止你的資格，把你驅逐出天主教會，讓你沒有辦法領圣餐，讓你孤立在自己的群體之外，被所有的天主教徒集體拉黑。真正被判死刑的，那都是非常嚴重的案件，多半是不僅吃了人肉、而且有叛亂或者其他更嚴重的事情才會被判死刑。一般來說，如果你僅僅是退教、然后又吃了人肉的話，只會被判處鞭打或者監禁。只有不僅吃了人肉、而且吃人肉的性質還非常嚴重，這個叛教者才會被判處死刑。 hhh一般來說，天主教會在墨西哥的統治就是按照我剛才說的那種方式進行的。它比大多數新教徒想象得要仁慈得多，更比現在的大多數左派作家想象得要仁慈得多。盡管現在的左派作家把天主教在墨西哥的征服描寫得非常暗無天日，實際上同樣的征服如果是放在儒家的文人學士，那就會被描寫成這樣：原先的墨西哥在殷紂王和暴君的統治之下是吃人肉的，現在周武王率領儒家的文人學士征服了這些地方，解民于倒懸，以后統治者就再也不吃人肉了，而且納貢方面也給我們減輕了一部分，我們應該好好歌頌一下周武王的仁政。但是放在天主教徒的手里面就出現了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這種人，他們不但不歌頌西班牙國王和天主教會的仁政，反而譴責西班牙人和天主教會如何虐待印第安人。這樣做也是正確的，因為西班牙人在美洲的統治比他們在歐洲的統治要殘酷得多，印第安人在他們手里面受到了歐洲的領主和市民從來不會受到的待遇，但是你如果縱向比較的話，這些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統治之下實際上是比在蒙特祖馬的統治之下日子要好過多了。最明顯的事情就是，他們給西班牙人納的貢就只有實物貢物，再也沒有說是要交童男童女、去吃人肉這種事情了。而且實物的貢物從數量上來講，大多數情況下是有所減輕的。
原住民的保護者卡薩斯神父 hhh如果天主教徒是儒家文人學士的話，他們就該大大地歌頌一下才對，但是天主教徒不是這樣，他們根據基督教那種習慣性的自我譴責文化，揭基督教黑幕的人大多數就是基督教徒自身，揭鴉片戰爭黑幕的人一般都是英國的議員，揭墨西哥天主教會黑幕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天主教會自己的人，后來發動墨西哥農民起義的人絕大多數也就是墨西哥的天主教勢力。這是基督教會跟其他各種宗教不同的關鍵因素，也是后來，包括今天，西方社會容易遭到碰瓷黨人譴責的原因。碰瓷黨人譴責它的原因，例如奴隸貿易這些，其實在穆斯林和唐人、元人、明人身上都有，而且比西方社會要嚴重得多，但是只有西方社會才會出現來自奴隸主和征服者種群自己良心發現，不是奴隸發動起義解放自己，而是來自奴隸主的征服者種族產生威爾伯福斯或者德拉斯·卡薩斯這種人，主動反對奴隸制，但是正因為他們良心發現得特別厲害，他們反對奴隸制的記錄反而變成了他們自身的罪證。
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英國下議院議員、慈善家、廢奴主義者，推動了《廢除奴隸貿易法案》的通過 hhh而那些從來產生不出廢奴運動的種族，例如東亞的儒家或者是西亞的穆斯林，因為他們產生不出這種良心發現的人，反而被碰瓷黨人忽略了。給人留下一種印象，好像是只有歐洲征服者、殖民者才搞過奴隸制，穆斯林和儒家社會的奴隸制沒有搞得更嚴重、時間更長似的。實際上兩者之間的區別就是，良心發現的人因為自己愿意懺悔，愿意廢奴，結果自己的懺悔材料變成了定罪材料，而那些死不認錯的人反而因為沒有這種良心發現的記錄，變成死無對證，反而被輿論所遺忘了。這種事情其實也是自古以來的，從西班牙人最早征服墨西哥人的時代就已經是這樣了。墨西哥村社制度的長期存在，其實本身就是西班牙絕對君主制良心發現的一個產物。反過來，儒家的文人學士征服了湖南、貴州或者廣東的蠻族的時候，是絕不會手下留情、給他們保存原有的村社體系的。穆斯林在西非或者東南亞就比儒家文人學士要仁慈得多，部分地保留了原來的部落體系，但是他們也是絕不會把他們買來的奴隸重新解放、還要頒布各種各樣的法令禁止征服者利用他們的優勢把原住民賣做自己的奴隸、要保存原住民原有的自治體系。 hhh墨西哥獨立以前，憲法意義上的主要爭斗主要是教會和總督的爭斗。在西班牙的絕對君主制體系之下，自治市鎮的權威基本上被打垮了，唯一能夠跟王權作斗爭的也就是教權。通常是教會站在窮人和印第安人一邊，保護窮人和印第安人抵抗總督。總督所控制的是一個行政官員體系，行政官員的特征是向上的，他主要希望的就是升官，升到新西班牙總督轄區去，到總督的宮廷里做官，所以他必然的傾向就是像所有的流官一樣，盡可能地壓榨地方的資源，弄一個比較好的政績，讓自己升官；但是神父一般是跟村落共同體共命運的，他要始終待在村落本身，所以他的利益跟村落分不開，他經常是站在保護村社的利益、防止總督和他的代理人橫征暴斂的立場上，所以王權和教權經常發生沖突。而西班牙國王盡管可以廢除封建制度，對領主和自治市鎮可以下狠手，但是由于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征服墨西哥也好，征服秘魯也好，征服穆斯林領地也好，法理上的目的都是為天主教會服務，所以天主教會是他唯一不敢動、不能動、也不想動的體系，無論天主教會怎樣給他造反，他都只能夠忍受。這個特點在西班牙語的美洲一直保持到現在。在考迪羅統治或者是任何軍事政變之下，教會都變成自由的守護者。威權主義體系始終不能獨裁到底，關鍵因素也是因為有教會的存在。美洲民族的發明和墨西哥民族的發明其實也是在這場斗爭中間產生出來的。這種斗爭進行了很多次，最大的一次就是西班牙王室在波旁家族時代，通過合理化行政改革，對耶穌會實施迫害，這次迫害產生了美洲民族。
1700年11月16日路易十四的孫子安茹伯爵腓力成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 hhh波旁家族接替哈布斯堡家族，對于美洲殖民地來說的話，主要意義就是推動行政合理化的改革。換句話說，就是把哈布斯堡家族沒有做徹底的廢封建制度做得更徹底一些。法國的絕對君主制本來是從西班牙學來的，但是經過路易十四和他周圍的名臣的經營，已經做得比西班牙最原始的絕對君主制更加細密了。最核心的就是行政法院體系，利用行政法院的法官為國王服務，當各省的總督，實現各省的中央集權化。而西班牙各省的中央集權體制相對來說還很不完善，政府官員的數目還很少。波旁家族取代哈布斯堡家族統治西班牙以后，就大力推行檢審法院制度，實際上就是把原有的比較粗放式的中央集權制進一步細密化，建立更多更復雜的基層組織，進一步擴大國王的權力和收稅能力。對于美洲殖民地來說的話，行政制度的合理化主要意義就是經營管理的合理化，使美洲殖民地的稅收和礦產收入大大增加了，增加了三、四倍以上。國王進行這種改革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這一點。但是對于美洲殖民地來說的話，無疑這樣的合理化改革是增加了負擔。合理化改革的另一方面就是實行西班牙帝國內部的貿易開放體系。過去西班牙那種特權商人和塞維利亞壟斷貿易體系打破，西班牙帝國等于是變成一個統一關稅契約。對外——對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和葡萄牙人搞封鎖，但是帝國內部現在可以搞自由貿易了。 hhh所以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這種改革是雙重的：行政的合理化對經濟發展是更不利的，是加重了政府的負擔；但是經濟上的開放，雖然沒有得到英國人所要求的那種全面的自由貿易，但是殖民地各港口之間的貿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因此產生了很多新的港口，殖民地本身也得以產生自己的工商業階級，是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兩者之間重疊結合的結果，使經濟總體上來講還是有所發展。自由貿易創造了一定的財富，而行政官員制度又消耗了一定的財富，但是創造的財富還是比消耗的財富更多一些。西班牙美洲后來的獨立，跟這次解放所帶來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成長是有一定關系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西班牙行政制度的強化，使原先習慣于獨立自主的教會——特別是耶穌會感到不安，引起了進一步的政教沖突，最終導致了耶穌會的被驅逐。耶穌會的被驅逐，結果使被驅逐的耶穌會士當中產生了第一批美洲民族發明家。這是墨西哥乃至于整個拉丁美洲民族發明的第一步。行政機構的擴張也是美洲民族發明的一個重大動機。
庫斯科的耶穌會教堂
墨西哥出生的耶穌會士弗朗西斯科·克拉維耶羅（1731-1787）寫下了墨西哥的重要史著 hhh絕對君主制不同于英國式的殖民統治，就是說，行政官是殖民地乃至西班牙王國本身最榮耀、最受人羨慕的職位，大家都想做。這一點對于東亞人來說是不用解釋的。大家都想做官的文化是怎樣，閉著眼睛也能想象出是怎樣。哪怕是西亞的穆斯林，在這方面都遠沒有東亞做得徹底。我們只要把它想象成為一種不太徹底、程度上沒有宋明以后那種人人都想做官、只有做官才是人上人的文化，把它想象成一種比較溫和的形式，就可以明白那是怎樣一種情況了。特別是在行政制度合理化以后，做官在殖民地社會變得特別重要，大家都想做官，但是做官的優先權被保留給了人數只有區區幾十萬的西班牙人，殖民地居民把他們稱為加丘平（Gachupín）。而美洲的幾百萬人，包括了膚色不等的很多土生白人、黑白混血兒、白人和印第安的混血兒、純印第安人，在做官方面的機會都比他們要少得多。在新西班牙殖民地，等于是，幾百萬本地出生的人的做官資格，還沒有幾十萬從半島來的加丘平的做官資格高。這樣一來，自然而然就會引起他們的嫉妒，他們感到不公平，覺得有必要搞民族發明。于是民族發明的結果就是，把自己發明成為美洲人，而把那些從半島來的西班牙白人發明成為加丘平。他們認為，我們新西班牙殖民地的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美洲愛國者和加丘平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后來墨西哥獨立戰爭的主要動機。 ·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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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注意，后來反對西班牙的宣傳家說“哥倫布滅絕了加勒比海群島地區的印第安人”，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