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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這個作品時，我就想它是難以出版的，甚至是難以參加攝影比賽的。說它難以出版和參加比賽，是因為這個作品非常容易引發爭議，或者說更多的人也無法理解，它的創作方式偏離了絕大多數人的想象。參加TOP20·2019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純屬碰運氣，當時考慮的是這種“偏離常規”太遠的作品是否符合“中國新銳”這種語境，評委是否會欣賞，結果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另外數量30張嚴重限制了我的發揮余地，因此才會用四張合成一張的臨時方案，而在展覽時，我又把照片數量增加了一倍。所以在鼓勵創新的活動中，這種數量上的限制其實是非常不妥的。 回到剛才的問題。首先觀眾所看到的照片沒有一張是我自己的。這里存在著版權的困惑，也是這個作品我判斷無法在國內出版的原因。類似地，美國藝術家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也一直深受官司的困擾。當然在美國，社會對于藝術家的創作方式抱有更大的開放態度，這使得藝術家雖然充滿爭議，但依然可以創作和出售作品。但在中國還真不好說（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差異很大）。中國的社會環境不僅在藝術觀念上是落伍的，法律也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這使得出版這個作品充滿未知的風險。  理查德·普林斯“挪用”于instagram上的肖像引發巨大爭議 但是行進中的藝術不就是一直在挑戰傳統的各種體制嗎？如果《平行》看上去不符合規矩，偏離常規，反而是讓我自己滿意的地方。這也是我一定要以畫冊的方式出版這個作品的原因。我可以不假手于別人，一個人創作，再一個人設計所有的呈現方式，同時通過其它方式給它一個合法的身份。當然沒有合法身份我也不在意，借用福柯的話，這種所謂的合法身份也是權力賦予的，而權力都是可疑的。 第二個次要的困惑可能來自于圖像搜索這樣一種方式。獨立電影導演袁園老師評價它提供了一個觀念的框架，觀眾可以憑類似的方式去創作跟我類似的作品。這番話讓我想到了約瑟夫·科蘇斯（Joseph Kosuth）的《一把和三把椅子》，約瑟夫·科蘇斯作品中的椅子和照片是不固定的，每次展覽可以提供不同的椅子和照片，以此來說明重要的并不是作品形式，而是觀念。當然我的本意并非如此，因為以圖搜圖并非是一個觀念框架，我的目的也不是讓觀眾去做類似的創作。當然這種方式是非常好玩的，我在很多夜晚經常一個人長時間觀看搜索出來的海量照片，這種觀看比看各種大師作品還讓我著迷，因為我經常能夠發現一些“不錯”的照片，它們就像專業攝影師拍出來的一樣。互聯網上的照片之豐富出乎我的意料，讓我常常覺得再拿相機去拍照片純屬多余。很多時候我寧愿去觀看各種大眾所拍攝的照片，而倦于觀看“專業攝影師們”已經被規訓得毫無趣味的照片。于是以圖搜圖成了我很多夜晚的樂趣所在。故此，這個作品是個意外，它不是刻意做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我自娛自樂的副產品。  約瑟夫·科蘇斯：一把和三把椅子 還可以補充一點的是，欣賞業余人士的照片已經成為我多年的愛好。我在兩年前就熱衷于觀看收集微信朋友圈或者社交app上非攝影師拍攝的照片，后來還癡迷于觀看淘寶上的照片，這種想法跟鄭知淵老師不謀而合，我在不經意中看到鄭老師也癡迷于淘寶，他搜集了大量淘寶上有趣的照片，于是我才暫時終止了，不過說不定哪天還是會繼續去做淘寶項目。在這個過程中，其實我做了很多不太成熟的初稿，各種嘗試都有，現在想來，還是谷歌搜圖是完成度最高的。 可能有讀者會好奇，我是以什么標準去挑選照片的，這也是《平行》這組作品的核心點之一。記得凱倫·史密斯女士在浙江美術館現場問我，我這是想表達什么，我當時并沒有十分肯定地回答。這其實是我一開始想避免的，也是我在這個作品的自我闡述中并未清晰表達的原因。作為一名有寫作傾向的作者，我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創作者去創作一個作品時，必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一旦作者的想法成為作品唯一的闡述時，這個作品也就死亡了。所以在文字上，我盡量避免任何自我闡述，只敘述了創作的背景。而作為照片挑選的“標準”，我可以透露的一點是，我是按照“專業攝影師”或者“藝術家”的眼光去選的。實際上，互聯網上大部分普通照片還是毫無趣味的，不值得一看，而有些趣味性過于強烈和過于“漂亮”的也被刪除了，另外過于敘事性的照片和像素太低的照片也沒有入選。  作品《平行》在浙江美術館展出 到目前為止，還有一些國內著名人士對我這個作品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策展人杜曦云先生認為這個作品是“反攝影”的。這個觀點跟高世強先生的觀點有相似之處。高先生作為TOP20·2019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的評委在評論《平行》時認為，這是“大數據背景下對攝影本體和攝影評判標準的一種睿智思考，同時，它又不失攝影作為視覺藝術在圖像獲取方式方面的開放性和敏感覺悟，兼具時效性和深刻性。”任教于中國美術學院的藝術家邵文歡老師也對我這個作品產生了興趣，他認為挪用過來的照片原封不動和進一步裁剪會有不同的解讀，并覺得這個作品還可以進一步擴展。事實上我確實嘗試過其它多種方式，目前讀者所看到的只是其中一個。 對于一個作者，最高興的莫過于聽到各種反饋，不管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沒有反饋的作品很容易快速死亡。除了上述面對面的反饋以外，我還看到了一些文字上的反饋。天津的劉振宇先生甚至寫了一篇文章《圖搜圖程序為攝影帶來的際遇與挑戰》，認為我是國內首批以圖搜圖用于攝影創作的藝術家。我對他文中的觀點感到好奇，他認為以圖搜圖這種方式帶來的是“形式趣味的終結”。藝術評論家鄭煦妍女士在她的《表象的迷宮》中認為，我通過裁剪改變了原始照片的語境，原來的“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已經被閹割了”，作品“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疑惑，照片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假雜志作家楊怡瑩在一篇《我們也去看了Top20中國當代攝影新銳展》中認為我的作品“完成度和表達準確性上還無法令人滿意”，這確實點出了當前的問題，因為我自己也認為展覽的呈現方式是倉促和臨時性的，還需要進一步修改和完善。  作品起源于李·弗里德蘭德（LeeFriedlander）的這張照片
但是這個版本的畫冊打算以這樣的方式定型了。在設計的時候聽取了北京電影學院朱炯教授的建議，特地增加了谷歌搜索鏈接，以此來表明作品隱含的創作方式，因為這個方法是非常獨特的，它對幫助進入作品的語境有巨大的價值。 這個作品看上去簡單，實際消耗的時間很長，大約花費了一年時間，拍攝了100多張照片，觀看了超過50000張照片，挑選了大約1000多張初稿，然后精選了其中一部分。有興趣的讀者還可以觀看我臨時制作的網頁手機版：http://cixihundun.wap./wap_cixihundun.html。點擊里面的圖片可以直接跳轉到原始搜索結果。 現在，關于《平行》的畫冊版即將成型，限量200本，意味著這個作品的紙上版本只有200位讀者可以完整看到。這個版本的觀看方式跟浙江美術館展出的方式差異很大，部分照片也有所調整（當然網上流傳的TOP20版本照片數量更少，也不符合我最初的想法）。我認為展覽、攝影書和網站是這個作品的三個不同觀看方式，我會更重視畫冊的定型方案。 許多年以前，我跟我的好友作家趙思舜先生打趣：人一輩子，要生一個孩子，炒一次股，出一本書。我一直以為我的第一本書一定是一部小說，沒想到居然是一部關于攝影的畫冊。這也因此成為我個人最有意思的紀念物。 2019年12月2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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