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進化：人類家庭模式的變遷

前幾日，【離婚冷靜期】引爆了整個互聯網，引發巨大的爭議。由于中國人特有的歷史主義情節，許多人將注意力凝聚在“婚姻史”上，試圖從歷史的規律中，找出婚姻制度的發展模式，從而佐證自己的觀點。但由于建國后的“政治正確”，國內的婚姻史論文、專著加入了許多未經證實的假設與猜想，使得整個婚姻的發展邏輯出現嚴重謬誤。筆者將根據近年來的新研究成果，去還原出婚姻發展的真正規律，以及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婚姻模式。

搶來的婚姻

婚姻可以分為兩種：廣義與狹義。前者指代一切男女之間的結合，后者專指西方文明發明的一夫一妻制。前者不止人類，凡事需要有性繁殖的生物，都需要；后者則是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明結合后誕生的產物。本文所說的“婚姻”用的是前者的概念。

早年關于原始婚姻制度的考證十分粗糙和武斷。在馬哲的論述中，婚姻完全就是生產力的比拼——女方生產力更強就是母系氏族，反之則為父系氏族。但是，近現代的大量研究表明，在農業社會女性的生產力未必次于男性，但依舊處于從屬地位。考慮到恩格斯撰寫《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時，西方社會已經經歷過兩次工業革命，社會制度已經較為公正。正如某個知名學者所言：“當你有努力就能獲取地位的想法時，恰恰說明你生于一個公正的社會。”19世紀的歐洲已經相對公正，所以恩格斯用19世紀的歐洲人的思維去解讀原始社會，顯然不可取。

最早的男女結合方式，至今已經很難完全復原，只能通過依舊維持原始風俗的部族與古書中的記載進行“逆推”。這種做法類似用某些動物的DNA和習性去還原它們已經滅絕的祖先。通過對古典時期的社會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原始社會通用的婚姻模式——搶親。

在古典時期，哪怕是較為文明的希臘、羅馬人也視搶婚為天經地義。希臘著名的文學著作《荷馬史詩》某種程度上就可以理解為“搶婚引發的血案”。可能很多人會以為《荷馬史詩》只不過是文學作品，其所寫的內容不具備參考性。可是正如古希臘著名學者亞里士多德所言：“藝術是對現實的模仿”。荷馬的故事也是模仿它所處的那個社會，因此搶婚在古希臘并不算什么新鮮事。無獨有偶，作為希臘繼承者的羅馬，也是依靠搶婚起家。由于羅馬城的女性太少，為了增加生育資源，開國君主羅慕路斯乘著節日慶典的機會，將做客的薩賓婦女一網打盡。等到薩賓男人們組建軍隊討伐羅馬人時，發現自己的妻女已經生下了掠奪者的后代，最后不得不與羅馬合并。已經發展出民選制度與早期法制的希臘-羅馬尚且如此，我們不難想象沒有法制保護的氏族女孩是何種待遇。就算她們的生產力超過男人一萬倍，最后也是為他人做嫁衣。

歐洲并不是唯一遺留搶婚習俗的地方。在中國也有大量的搶婚習俗，與羅馬同時期的漢朝就是一個“搶婚大國”。后來的魏武帝曹操年輕時就與袁紹一起搶過別人的新娘子。當然他們這么做純屬游樂，畢竟二人都屬于貴胄子弟，用不著用那種粗鄙手段。可是，記載這段歷史的史觀，并不將其作為“黑歷史”避諱，顯然在三國兩晉時期，搶親依舊是常規的婚姻手段，并不是什么需要“避諱”的事情。

用現代人的眼光看，被搶走的女孩十分悲慘，等于被強奸一生。可是，人類的適應力十分驚人，在死亡的恐懼面前，尊嚴算不了什么。通常用不了一年半載，女孩便會屈服于搶走她的丈夫，甚至會帶著丈夫回娘家省親。由此發展出一種特殊的風俗——棒打新郎。或許女孩已經原諒并接受那個強迫她的男人，可女孩的父母并沒有。因此，帶女孩回家的男人，必須要接受丈人與丈母娘的毆打，讓他們心中的怨恨得以平息。久而久之，就有了毆打新郎的習俗。這個習俗貫穿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依舊屢見不鮮。（五胡亂華，導致搶親風俗進一步大興）

隨時結合，隨時離開的走訪婚

當然并非所有的古代婚姻都這么暴力，也有十分符合現代女權標準的“走訪婚”。這種婚姻模式常見于原始公社，尤其是母系氏族（注：母系氏族并非恩格斯所言那么普遍，女人權利也沒那么大，但確實存在）或者與其結構類似的原始公社，強調婚姻與愛情的神圣性，卻也強調個人意愿的重要。

中國的摩梭族就盛行這種婚姻制度。一種叫“阿注”定居婚；一種叫“阿夏”異居婚。不管那種婚俗都得舉行一個古老的儀式，叫“藏巴啦”，意思是：敬灶神菩薩和拜祖宗。在女方家舉行這個儀式，時間一般在半晚，不請客、不送禮，朋友們也不參加。

當然這類婚姻模式并非母系氏族所獨有。在一衣帶水的日本，“走訪婚”一直流行至明治維新時期。這個與日本社會的特殊性有關。儒家的婚姻制度和原始公社的走訪婚結合后，產生出日本獨有的“夜這”文化。當一戶人家的男主人不在時，任何自問有資格的男人都有權去這戶人家“拜訪”。只需要征求到女主人的同意，這名男子就有權在這戶人家過夜。有時候，甚至會出現一群男子排隊尋求女主人“青睞”的情況。

或許有人會覺得男主人十分可憐，其實不然。男主人之所以不在家，大概率也是在尋求“夜這”，這種文化有點接近于今天的“開放式婚姻”。日本的大部分農村保留著原始公社的組織結構，雖然吸收了部分大陸的儒家文化，卻更強調姓氏，血緣的重要性被放置在次一等的位置。只需要生下的后代擁有主家的姓氏，是否親生反而次要。隨著工業化與城市化浪潮的到來，這種文化也隨之成為史書上的名詞。

“走訪婚”這種形式的婚姻相較于我們認知中的婚姻，更加接近于雙方結合成為男女友，然后根據各自的意愿選擇分居還是同居。這種看上去十分美好的制度，卻有著極為苛刻的誕生條件。眾所周知，女人和男人真正的差異可以說只有一點——女人才有生育能力。兩性之間的其他差異，從根源上追溯都是這個差異的衍生。在婦女孕育期間，其風險抵抗能力和勞作能力都會大幅度降低。在之后的哺育階段，也需要休養，并劃分出大量的時間去照看嬰幼兒。考慮到智人到6歲左右才會有基本的自理能力，每一個母親都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去照看幼兒。光看母親自己顯然是無法同時兼顧生產與生育兩件大事。所以，女孩的家人往往會幫助照看幼兒，女人才可以沒有顧忌地與丈夫分開。隨著社會的發展，階級開始出現顯著的分化，尤其是城市的崛起，讓舊有的公社組織徹底散沙化后，這種婚姻模式便不可能存在。因此，這種婚配模式只能在階級分離程度很低，社會尚未原子化的公社才有可能出現。

一夫一妻制度

一夫一妻制度可謂源遠流長，無論是古代中國、中東、歐洲都試圖建立起一夫一妻的穩定社會關系。在歐洲，搶婚與一夫一妻這兩種看似十分矛盾的制度，以奇妙的方式結合在一起。雖然男女的結合有不小的概率，建立于男子絕對的武力優勢上。但這并不意味著妻子在婚后沒有自己的發言權。作為孩子的母親，以及家庭財政實際上的管理者，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不能算低。在斯巴達，妻子甚至能以“丈夫不夠強壯，無法生育健康后代為由”要求與其他男子結合。（只是結合，無權離婚）

到中世紀，受亞伯拉罕系宗教影響的國度，都試圖提倡純粹的一夫一妻制。在《古蘭經》中寫道：“你們可以娶你們愛悅的女人，各自娶兩妻、三妻、四妻。如果你們不能公正地對待他們，你們只可各娶一妻，或者以女奴滿足。這是更接近與公平的。”考慮到阿拉伯人有著濃郁的沙漠民族習性，相對文明的波斯人也有著濃郁的蓄奴以及一夫多妻傳統。《古蘭經》的要求在那個時代的中東無疑算得上十分先進。

在中國，儒家思想在中古時期已經徹底站穩腳跟。按照儒家的教義，丈夫只能有一個妻子，但可以擁有多個妾侍。除了宋朝外，妾侍的地位與伊斯蘭教的女奴等同，可以被丈夫送人，丈夫覺得妾侍犯錯，有權處罰她，甚至殺死她。理論上，丈夫要和妾侍同房需要經過妻子的允許。從某種程度上，妻子的地位并不低，雖然教義和實際操作永遠是兩回事。但用“廣義上的一夫一妻制”形容中國，也不算有問題。

同時期的歐洲，一夫一妻制遭到日耳曼習慣法的強力挑戰。蠻族人雖然繼承了部分羅馬法，卻依舊保持著自家的習慣法。整個墨洛溫王朝時期，一夫多妻制度十分流行，直到加洛林王朝建立，查理曼帶頭嚴格執行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才算把這股亂象抹平。

或許用今天的眼光看，亞伯拉罕宗教體系的婚姻制度也極為不人道。因為，教會并不贊成婚姻關系的解除，只有妻子想辦法證明丈夫不能同房，才會被教會允許離婚。今天還在堅持天主教義的保守國家依舊不允許離婚，為此它們飽受進步人士的批判。但不可否認，基督教規制下的一夫一妻制，才是現代婚姻的鼻祖。近代以后，政府部門開始做大做強，教會對基層的控制力減弱。到了1857年《婚姻訴訟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的誕生才算把離婚事項從宗教體系中徹底剝離出來。從此離婚屬于世俗民事而不是宗教。

不過剛開始離婚還帶有濃郁的父權意識形態，離婚只不過是富人而且是男性的特權，只有在滿足了通奸罪或者嚴重暴力行為的程序定義后才能宣判離婚。這導致了在一戰之前每四百五十對夫妻只有一對離婚。同時'夫妻一體'依舊大有市場，妻子一旦嫁人一切都將歸屬于丈夫，一旦離婚妻子當然什么也得不到。

一直到1870年英國在'特別財產法'制度上發展出來《已婚婦女財產法》誕生了。這個法律讓已婚的婦女對自己的工資有著衡平法上的獨立使用權。到了1882年隨著彼時社會主義思潮的逐漸興起，舊有以國教圣公會為核心的保守主義思潮進一步低落，英國的已婚婦女地位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婦女可以獲得包括動產、不動產的處理和持有資格，但是此時依舊不具備和男性一樣的獨立法律人格。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大批青年上了前線。資本家們不得不讓女人從家庭中走出來參加工作，比如交通部門的女性人數達到了戰前的55%多！再加上十月革命的影響，使得1923年的時候英國進一步打壓父權，讓女性也擁有了離婚請求權。

結語

縱觀人類的進化史，我們不難發現今天所說的婚姻，并不是最保守，亦非最開放。相較于原始社會的搶婚，今天的女孩無疑有自己的選擇權；相較于公社階段的“走訪婚”，今天的婚姻關系無疑更為牢固，男性也不會因此發作，釀成刑事案件；相較于中世紀的婚姻，今天的結與離都是合法權利。套用丘吉爾的話，今天的制度或許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不壞的”。